故纸眉批(全本)-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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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扩招，宋朝选士比唐朝要泛滥得多，唐朝每届仅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则动辄“录取”四五百人，是唐朝的十多倍。比如北宋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宋朝即取进士409名，加上其他诸科1129名，共计1538名。扩招在当时满足了一些读书人获取功名的愿望，可是却降低了“门槛”，降低了质量。更严重的是，招收了如此多的“人才”，让他们如何就业呢？在封建社会，读书的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所以朝廷就只好增加官位，好让“士子”就业，于是，宋朝就出现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的冗官耗费大量的费用，所以，宋朝尽管商业还算发达，但财政压力一直很重。同时，臃肿的官僚机构和大量无所事事的“冗官”必然导致相互扯皮，内耗严重，效率低下，*和派系纷争更是不可避免。还是以数字来说明，唐朝的中央政府官员多的时候达到过2000多，唐太宗锐意改革，一下子就将其减至634人。宋仁宗时期，宋朝的中央官员超过了万人。 。。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2）
宋朝的计划录取系指它的“逐路取士”。到了宋朝，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南移了，各地的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不均衡现象也已经出现。这种状况影响到科举制度，就是发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关于是“唯才是举”还是“逐路取士”的争论。欧阳修主张按统一标准对待全国各地考生，即“唯才是举”，类似于“全国一条分数线”；而司马光认为，应该照顾到各地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的差异，将全国的录取名额分配给各个地区，“逐路取士”，这类似于现在的“各省单独划线”。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司马光“主政”，“逐路取士”的原则得到了贯彻，并一直被后人继承。“逐路取士”的好处是照顾了地区间的现实差异，但弊端也极其严重，那就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破坏了考试的公正性，而且还直接诱发了举子“冒籍”的行为。所谓冒籍，其实就是古代的“高考移民”（最近两年，“高考移民”现象颇受媒体关注，其实，此事古已有之）。因考中进士的诱惑极大，为了确保考中，教育发达地区的考生通过种种途径，冒各种风险，将自己的户籍改到教育欠发达地区。为了对付“冒籍”应试，宋以后的各朝各代想了很多办法，制定了许多极为严厉的处罚措施，但都没有杜绝这种现象。济南在清朝时出过一个状元陈冕，他考状元时用的就是“北京籍”，相当于今天的山东考生“移民”到北京去参加高考。
至于圈定考试范围，就是宋朝通过考试改革，改原来的考词赋为考经义。评判诗词歌赋的好与坏，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往往缺乏统一的标准，而考经义则容易评判。这其实是以考官为本位做出的一厢情愿的命题思路，即，命题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方便阅卷打分，至于这种考法是否符合考生的实际，是否照顾到了人才的多样性，是否压制了一些考生的个性，是否有利于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实现选拔效用的最大化……这些都是次要的问题－－能照顾到就照顾到，照顾不到也就算了。这样的命题思路其实早在宋朝就显示出了它的弊端。王安石最初是主张考经义的，他实行变法，也想通过考经义来选拔“经天纬地”之才，可是，改考经义后得不偿失，就选拔人才的质量而论，考经义反不如考词赋。这一点，就连王安石都为之慨叹，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反变秀才为学究”了。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并不难。让一直躲在书斋、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举子们议论“治国安邦”之策，他们除了阐发（甚至就是照抄、照搬）先贤的遗训之外，能说出什么切中肯綮的宏论？可惜，宋朝的这一教训并没有被后人汲取，后世一直延续考经义的路子，直到现在，各省的高考作文也依然明确规定“不能写成诗歌”。无论这条规定在命题者和阅卷者看来多么天经地义理直气壮，但是，只要以考生为本位来考察，那么它的荒谬性就是无以复加的。凭什么诗歌就不被认可？难道诗歌写得好不是一种才华吗？难道诗人不值得尊敬吗？
二
不让写诗歌，却非常鼓励写议论文，尤其是最近两年高考中所出的“话题作文”，更是诱惑考生对“宏观话题”发议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考生们本来就“阅世不深”，对复杂的社会缺乏切身感受，可考试的时候却非要求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宏观问题”发表意见，他们除了人云亦云，除了说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充满玄学色彩的空话、套话，又能怎么办？凭空话、套话能有效地选拔人才吗？我怀疑。。 最好的txt下载网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3）
今年山东的高考作文题是“双赢的智慧”，命题者在给材料时就把双赢界定为“取长补短”，然后诱惑考生发议论，结果，出来的优秀作文果然是在变着花样论述如何“取长补短”，辞藻倒挺华丽，可要我看，这些优秀作文没有一篇有深刻的思想和较强的现实针对性。我就想，命题者凭什么就那么自信而又愚蠢地将“双赢”界定为“取长补短”？“取长补短”固然是“双赢”，但强强联合、共谋发展难道就不是双赢？强强博弈，通过竞争互相提高难道就不是“双赢”？更可怕的是，考生也很配合（这显然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命题者想要什么，阅卷者想看到什么，我就写什么。彼此很默契，似乎都很有“智慧”，已经实现“双赢”了。其实，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双输”。命题者在“诱供”，考生像命题者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在“招供”，高考的作文考试简直就成了一场道德“审讯”－－不看考生是不是有自己的想法，就看你会不会“配合”。要我看，“双赢的智慧”完全可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去写：双赢是博弈双方都想追求的结果，可实现双赢却是有条件的。这条件就是要有智慧－－仅博弈的一方有智慧都不够，而且要双方都有智慧才可。若仅单方有智慧，而另一方却不按规矩出牌，胡乱“搅局”，那也无法实现双赢。以现实生活证之，若建立和谐社会，使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获益，实现“双赢”甚至是“多赢”，就对整个社会的“智慧含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领导民众的政治家要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普通民众也有足够的智慧；不但企业要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消费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不但作家要有足够的智慧，读者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一句话，“双赢”的和谐社会不会在充满“愚氓”的土地上诞生，“有关部门”必须改变从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对民众“瞒和骗”的“愚民”做法，还公众知情权、监督权、发言权及其他各项权利，使他们越来越有“智慧”。我把自己的想法跟一些考生和家长说了，他们均不以为然，说“你这是杂文家的思维，不是写高考作文的思维。如果按你说的写就跑题了。”我愕然。如果非得把考生的思维限定在命题者圈定的范围内，那么，这样的高考作文不是跟当年的八股文如出一辙吗？
三
高考作文有重蹈当年八股文的覆辙，这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当前中国教育之弊端与科举制有相似之处远不止于此。且让我们沿着科举制的发展轨迹继续追索－－
到了明代，中国科举制度已经定型了，以后的清朝，在考试方面基本沿用明朝的那一套。明朝的考试制度和唐宋时期的最大差别之一就在于考试“层级”的增多。在唐宋，考生由民间呈报地方政府，再由地方政府呈报中央，经中央组织考试，考中便是进士及第。因此，唐宋时期的进士考试，主要的其实就一次。到了明朝，因报考的人数越来越多了，仅用“扩招”一法已经不足以缓解“家长和考生的迫切要求”与“社会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了。所以，只得在严格考试级别上来做文章－－分若干等级来考。第一级是府县考，考中者为秀才；第二次是省试，又叫乡试，考试地点就在各省的贡院，考中者为举人；第三次是会试，即各省举人汇集中央，“进京赶考”，考中者始为进士。考中进士还不算完，还要在中央读书三年，由中央派一个老资格的进士出身的人来教，这些老资格的进士出身的人都是朝廷大员，他们其实并不怎么严格地教学，只是挂个名而已。三年之后再参加一次考试，考中者入翰林院。④考试层级的增多和“学制”的增长必然导致“学衔”（学位）森严的等级制和名利化。而后者逐渐喧宾夺主：读书人由最初的追求学问变成了追求学位，读书的功能亦由最初的“养气”“求道”变成了追名逐利，学术的独立性和非功利性品格越来越少，而依附性和功利性追求越来越多，学风越来越坏，学界的空气也随之越来越污浊。到了最后，科举制给人们的责任感越来越少，而虚荣心却越来越重。
当下教育的科举之弊（4）
在古代，考场和官场密不可分，明代科举的弊端影响到官场，直接就是“流品”：明代风尚，非进士、翰林不能做大官。于是，进士及第是清流，浮在上面，官运亨通；秀才、举人是浊流，沉淀在下面，永远不能超越。进士、翰林没有当小官的，无论政绩如何；秀才举人，没有当大官的，同样不论政绩如何。这无疑使官场丧失了活力。从两汉到唐宋，当官自然都得先从小官做起，有了政绩可以升迁，这使得人人有升迁的希望。明以后，对秀才、举人出身的“基层官员”来说，他们升迁的路途中断了，政治抱负和施政才华得不到充分施展，理想破灭之后，顺理成章的便是追求享乐，当个鱼肉百姓的贪官或酷吏；而进士、翰林出身的“高级官员”，因高高在上而脱离实际，他们只要不“触怒龙颜”，便无“降级”或“失业”的职业压力，自然不会把主要心思放在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谋福利上。因此，附庸风雅，摆弄琴棋书画便成了许多官员的自然选择。
“流品”除了造成“基层官员”和“高级官员”之间的隔阂外，就是在“高级官员”之间也有恶劣影响。它造成了官员之间不恰当的攀比－－比出身、比学位甚于比工作成绩。晚清大臣左宗棠，因只是举人出身，虽功业盖世仍备受歧视。他当时位列军机大臣已是异数，但因不是进士、翰林出身，死后便不能享受最高层次的“文”字谥号。左宗棠咽不下这口气，在进军新疆平叛的途中仍连夜上奏，要求回京参加考试，以获得进士及翰林学位。慈禧太后接到上奏后，下诏称：战事紧急，主帅不宜请假，特赐左宗棠进士出身，并赏翰林，着以原职继续统兵平叛。左宗棠感激涕零，遂有抬棺进击、平定阿古柏叛乱之举。看看，当时位列军机大臣之高位的左宗棠，尚且不能超脱于“文凭”的诱惑，可见科举制所造“流品”之害人不浅。
如今，高校“扩招”早已成锐不可当之势，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等文凭所标志的教育等级已在社会上造成了相当的影响，相应的，“流品”意识也初露端倪。比如，许多单位招人都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非“硕士以上学历”不能进入高校任教，非有“博士”及博士后学历几无晋升教授之可能。目前，受“流品”之害最剧者，莫若教育界。漫长的“学制”和刻板的教学模式，正在起着“逆淘汰”的作用，大批有才华、有思想的青年考不出或不屑去考一级又一级的学位，大部分学位遂被一批死读书、读死书、专以应试为能事的人所占据。一方面，有学术潜质的人进入不了学术门槛，另一方面，能进入学术门槛、耗用学术资源的又多是庸才。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反感，最近，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拒绝招收研究生一事就是极好的例证。这种情形其实跟明清时代的科举制亦有类似之处，像蒲松龄这样有才华的文学家在科举的路上极端不顺，而许多进士出身的人却庸庸碌碌，学无所长。
四
对于科举制度的弊端，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做过这样的批判：“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无用之时文。即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刈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这段话切中科举制度之要害，“所学非所有，所用非所学”实在是科举制的一大弊端。检讨今天的中国教育，科举制度的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