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眉批(全本)-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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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子投入自己所要选的那个人碗中。在投豆子之前，先由监选人向大家说明每只碗所代表的候选人……这种方法还有缺点，那就是当每个选民投豆子时，到会的人都可以看得见，实际上成了记名投票。后来就改变方法，把碗统统放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除监选人在选民万一记不清楚时从旁帮助说明外，其余的人一概不准在场。但这种方法仍有缺点，因为碗是仰着放的，哪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多，哪个碗里已有的豆子少，都看得清楚，这样就可能使后来的投票者受先前投票者的影响，因而不自觉地失去了自主性。补救这个缺点的方法，就是用纸将每一只碗都盖起来，而让投票者从碗边把豆子投进去。最近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中又创造出一种新方法，在候选人数不多（乡的选举中候选人一般是不会太多的）的时候，依候选人的多少，发给选民几颗颜色不同的豆子，比如：黑豆代表张××；黄豆一颗，代表李××；玉米一颗，代表赵××。另外每个选民再发给小纸一张，如果想选谁，就把代表谁的豆子用纸包好，放在碗里，同时包几颗者作废。这种方法非常适合农村文盲的无记名投票，在某些地方实行起来结果很好。
训政之路（8）
以上只是略略举几种方法作为例证而已，此外也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创造证明了只要有实行*的决心，人民的文化水平低与不识字都不会变成不可克服的障碍。那些信口诬蔑解放区选举，并企图以此来拖延*选举之实施的谎言，完全没有事实根据，才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种侮辱”哩。
这是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通过它，不仅彻底颠覆了训政之说，而且还让我们看到，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那场较量不仅仅是两种武装力量之间的较量，而且更是*势力与专制势力之间的较量；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的，不仅仅是地盘和政权，更有人心的向背。要求*、追求自由是人永恒的天性，顺应这种天性的必然要赢得未来；以训政为由压制*、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则注定要失去民心。代表民意者赢得胜利，失去民意者遭受失败。历史终于以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权的彻底溃败证实了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逻辑。
六
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训政之说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溃败而彻底失去市场。时至今日，在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的进程中，训政之说的幽灵依然存在。
在全国关注的“三农问题”上，很多人还持有与当年的蒋介石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样的观点，认为中国农民的文化素质太低，在中国农村还不能*，不能对中国农民实行*。针对这种论调，李昌平——这个既有过农村工作的实践经验又有着良知的人——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他说：“村民自治、海选村官在中国推行十多年了，看来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我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农民素质低，搞不好*；农村家族势力太强大，搞不好*；五元钱可以买一张选票，农民怎么能搞*？……我的体会是农民要*，*与农民的素质没多大的关系……*是一种需求，与素质无关；*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与素质无关；*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素质无关；*是一个交易过程，与素质无关。*需要学习，*需要培养，*需要公平，*需要规则。一个大学教授曾对我说：农民素质太低，搞不好*。另一个大学教授反驳说：大学里有什么*，我们选得出自己的代表吗？不同素质的人群需要不同形式和程序的*。农民会*，农民有农民的*，只要没有强权的地方，就自然长出*。*只与强权、专制有关。”
李昌平的这段文字写于21世纪初，距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关于训政之说的争论已经隔着近80年的时光了。也就是说，在如此漫长岁月中，训政和宪政之间的思想博弈始终存在着，时隐时现。这除了证明中国社会的专制主义遗毒还有待进一步肃清、训政之说还需要进一步批判外，还能证明些什么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可是，那些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错误的思想，为什么还会有人在坚持？同样的错误需要犯多少遍才会被矫正？难道中国的历史就注定要经受几番轮回的苦痛？难道中国的*进程就天然地要在“曲折中”缓慢前行？……这样的追问显然无法让人乐观。
训政，是一条歧路，通过它，永远无法抵达宪政的彼岸。但是，依然有人在这条路上走着。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也许他们早已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不在乎，因为他们的目标本来就不是通向*宪政的——他们想要的恰恰就是专制与*。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1）
——清末新政的启示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终结方式跟别的朝代不一样。其他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清朝不是。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可是它并没有推翻清朝，相反，清朝在*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延续了三十多年，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别的王朝被推翻后，新王朝取而代之，皇帝易姓，江山易主，中国历史会进入另一个轮回，而清朝被推翻后，封建帝制被彻底终结，*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以上两条之外，清朝的解体还有一处更让人感慨的地方：与其他王朝末期的“僵化至死”不同，大清的政权分明是在变革的路上被抛弃的。在被推翻之前的十年间，这个政权也曾顺应时代潮流，宣布实行“新政”，推出种种改革举措。可是，就在改革之路走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政权竟然一下子被推翻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改革本是以自强为目标的，为什么最后竟敲响了政权解体的丧钟？主观期许和现实收获之间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误差？……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认真探究，深入思考。
一
清末新政显然是在内外交织的压力之下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戊戌变法，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可是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反对，结果变法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终。可是，形势比人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强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级官员认识到，大清帝国若要强大，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强，不自强就无以抵御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1900年底纷纷上书，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开了序幕。
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我们不妨做一下简略回顾——
在教育方面，清朝于1901年废除了八股文，于1904年制定了一套模仿日本的学堂管理规章，最后于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清朝还鼓励创办新式学堂，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政治上，清朝开始进行立宪的准备工作，于1905年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考察立宪政治。1908年，清朝宣布实行宪政的计划，声明将在1916年颁布宪法，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同时还发布了“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是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宪法为范本的。1911年，清朝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责任内阁”，这就是后来遭人诟病的“皇族内阁”。
在军事上，清朝开始改革兵制，着手训练新军。新军被编为36镇，每镇12500人。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清朝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武备学堂，同时还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法律方面，清廷设立专门机构，由法学家沈家本主持，检查《大清刑律》，废除了剐刑、枭首、文面等酷刑。此外，还完成了《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法律，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2）
此外，清末改革还带动了民间结社、办报等新社会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得以拓展，咨议局、资政院、自治会等反映民意的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格局初步形成。
总而言之，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确实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甚至还可以说，新政已经为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清增加了几分活力。可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体制缺欠，所以，它非但不能挽救大清帝国覆亡的命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清政权的崩溃。这一点，着实耐人寻味，有必要做仔细的分析。
二
概括地说，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朝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实行新政，一步一步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还能加强清廷贵族的威权统治。这个构想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世事难料，设想和现实效果之间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清末新政正是这样。
在人心思变的时代，清廷有能力发动一场社会改革事业，但是，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场改革了。换一句话说，清末新政最初虽然是朝廷发动起来的，可它后来的发展轨迹却超出了朝廷的设想。这一点看似难于理解，其实并不复杂。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本身往往是有发展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并不以发动者的主观期许为转移。
以新政中派遣留学生一事为例。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①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跌倒在变革的路上（3）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 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