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眉批(全本)-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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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起初不过是朋友之间的帮忙，后来要求汇兑的人越来越多，就有求兑者出一部分汇费作报酬。雷履泰感到这种兑汇生意有利可图，于是向东家李大全建议，由李大全出资30万两，把西裕成颜料庄改成了日升昌票号。
日升昌票号成立后，业务十分红火，其他晋商也纷纷效仿，票号很快就在平遥乃至山西发展了起来，到清末，山西票号在国内85个城市和日本东京、朝鲜仁川、南洋新加坡、俄罗斯的莫斯科等地设立分号400多家。中国的兑汇业务基本上由晋商垄断了。平遥的日升昌更是票号中的佼佼者，它的分号最多、业务最大、信誉最好，在当时有“汇通天下”之誉。当时，清朝的官僚、豪绅、地主、走私商人以及鸦片贩子都用票号兑汇。在太平天国运动后，山西票号的业务更是拓展到了代户部解缴税款，为清廷筹借、汇兑抵还外债、承借、承汇商款、还本付息等，甚至卖官鬻爵，行贿的赃款都由票号“过局”。不妨举一个例子，据史料记载，兰州官钱局信用不高，1908年发生了挤兑风潮，官商不得不请平遥蔚丰厚票号兰州分号的总经理张宗祺出面维持，张慨然应允，不数日市场即“恢复原状”，可见山西票号实力之雄厚。有人甚至说，山西票号实际上就是清政府的财政部。
辛亥革命前后，现代银行业在中国兴起，这些大银行多以外国资本为后盾，票号在经营理念和营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之匹敌，更由于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特殊关系，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山西票号迅速衰败也就不可避免了。
晋商雄厚的财力是票号产生和壮大的基础，晋商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创建了“汇通天下”的票号体系，相应的，票号的衰败也就成了晋商衰落的重要标志。辛亥革命后，随之一家家票号的倒闭，晋商也慢慢地淡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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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
隋炀帝开通了大远河之后，后代的人们便一直利用大运河将南方的粮食运到北方，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漕运”。到了清朝，漕运成了经济生活中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如果漕运不畅，南方的粮食不能及时地运到北京，那么京城的安定就会受到影响。为了做好漕运工作，清朝特在江苏淮安设“漕运总督”一职，漕运总督之下设省一级的漕官，这些漕官直接向漕运总督负责，不向他驻在省的总督负责。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垂直的漕运系统，这些漕运官员负责疏浚运河、雇用船员、运送粮食等事宜。
到了嘉庆时代，这个庞大的漕米系统日益*，分布在运河各码头的世袭船户、雇用水手与漕运站的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在漕运的各个环节上下其手，损公肥私。这样做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运粮的船费大幅上涨。同时，他们还以弥补征粮定额为借口，勒索地方政府。漕运系统与地方政府的矛盾由此产生。一些地方官员希望朝廷能放弃漕运，改用海运。这样，便爆发了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漕运海运之争”。
这场争论最初发生在1803年，当时，漕运制度已经千疮百孔了。黄河泛滥经常破坏运河河道，延迟漕运速度。主张海运的地方官员认为，利用大海运粮，不需要每年疏浚运河所需的大笔费用，还能省下通过漕运站要交纳的“过路费”，成本远远低于漕运。可是，与漕运有联系的官员极力反对这一提议，结果，海运派在第一个回合败下阵来。1810年，争论又起，因为运粮船这时再度被延误，京城的粮食一度告急。焦急的嘉庆皇帝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可否漕运与海运并举，“两条腿走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漕运系统的官员再次否决了启动海运的提案，说海运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他们的理由是：海上的气候恶劣，不适宜运粮，同时海上还有海盗，不安全。当然他们最重要理由是“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漕运是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是变不得的。
到了1815年，“漕运海运之争”再起。此时一批私营的海上贸易已经开展得红红火火了。据说当时已有3500条私营商船在通过海运赚钱，这些船只主要是把华北的豆子运往南方牟利。这就证明反对海运的理由根本不成立。私人都可组织船队通过海运赚钱，朝廷为何就不能开通海运？赞成海运的大臣认为自己的理由十分充足。
可是，这个时候，无论是运河上的商人还是沿海贸易的商人，都反对朝廷启用海运。反对的理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运河上的粮运已大大商业化了。北上的粮船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载货被控制在私人手中（这当然是官商勾结，化公为私的结果），南下的船只则装载能获利的私盐。运河上的商人当然不愿意看着这么大的一块蛋糕被硬生生地割走。对从事沿海贸易的商人来说，他们压根就不愿让朝廷插手私人航运，因为那样意味着他们随时会受到官员的勒索与盘剥。
反对海运的官员很快就利用了上述情况，他们提出，朝廷可否开通海运应该调查沿海情况后再作决定。这个道理冠冕堂皇，谁也不能公开反对。调查“沿海情况”的结果是，沿海商人找种种借口说朝廷不宜开辟海运。结果，这次争论再次以海运派的失败而告终。
海运论战中两派的冲突在1824年达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因为这一年开往北京的运粮船队陷进了淤泥中。形势比人强，这次道光皇帝终于决定开通海运，不过得向漕运系统妥协，称开辟海运是临时性的。为了赎买漕运系统的运粮特权，道光在启用海运的第二年又拨款疏浚运河。这一举措保证了漕运系统的“财路”不被切断。运河修好后，漕运系统理所当然地收回了运粮特权，海运在短暂启用后被废止。
1845年，京城的粮食再次发生严重短缺。这次倒是没有经过争论，朝廷毅然决定改用海运。但是*低效的漕运系统依然存在，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运河南段被太平军控制后，漕运系统才不再“工作”。而此时，距1803年的那次“漕运海运之争”已隔着40多年的光阴了。也就是说，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清朝的“海运”改革被推迟了40多年。40多年，一段多么宝贵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又该蕴藏着多少发展机会？
回顾晚清的“漕运海运之争”，我们必须说，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博弈。表面上看，好像海运派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可是，他们的正确主张被阻扰了40多年。当他们的主张得以落实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也已经摇摇欲坠了。就漕运派而言，他们虽然一次次地维护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可是，他们输掉了大义——国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像一群过于贪婪的寄生虫，只知道拼命地吸血，而不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寄生虫离不开寄生体，寄生体被吸干、啃死之时，便是寄生虫灭绝之日。
“一山放过一山拦”
在20世纪50年代，《自由中国》杂志在台湾非常有名，主持这本杂志的人叫雷震。雷震主持《自由中国》整整十年，在这十年间，《自由中国》宣传自由，倡言*，与专制*的国民党进行思想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蒋介石在1960年把雷震关进了监狱，关了整整十年。这便是当时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在1961年雷震过65岁生日的时候，胡适手书了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绝句《桂源铺》赠予雷震：“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适此举的用意显而易见，一方面表达了对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则勉励雷震，思想自由的溪水终究是拦不住的，“堂堂溪水出前村”的日子终会到来。
由于与“雷震案”发生了牵连，由于胡适在特殊的时期所赋予的特殊寓意，杨万里的这首《桂源铺》变得更加有名——说起《自由中国》杂志，谈到雷震，人们往往就要引用这首诗。
其实，杨万里还写过一首在意境上与《桂源铺》截然相反的诗，这就是《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中的一首：“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乍一看，这两首诗格调迥异，前者“堂堂溪水出前村”充满豪情，后者“一山放过一山拦”则不免悲壮。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两首诗合起来体会，就会感到恰到好处。在人生陷入困顿的时刻，吟咏“堂堂溪水出前村”可以自壮自勉；而在人生得意之时，品读“一山放过一山拦”则可自省自查。前者让人不要垂头丧气，后者让人不要得意忘形。
对于“堂堂溪水出前村”所寄寓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无需赘言，在这里我只就“一山放过一山拦”略作发挥。
就表面理解，“一山放过一山拦”确实容易给人以悲凉之感。但如果我们拓宽思路，此语同样可有积极的解读。那便是，人生也好，事业也罢，从来就不要指望一蹴而就，一定要做长期奋斗、持久学习、终身进步的准备。否则，你虽然征服了一座大山，但随时有可能会被另一座大山拦住。
更可怕的是，曾经代表着先进思想和进步势力的人，也很有可能成为拦在别人继续前进路上的“大山”。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奕诉就是一个例子。在洋务运动时期，恭亲王奕诉代表着进步势力，他力排众议，支持洋务运动。可是，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戊戌变法的时候，奕诉却成了保守势力中的一员。在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策划、起草过12道新政诏书，准备通过光绪皇帝颁行，但是被奕诉阻挠，他反对民权平等学说和君主立宪的主张。曾经被“大山”阻拦过的人此时自己也成了拦在别人前进路上的“大山”。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康有为身上，在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无疑是时代的先知，代表着中国进步的势力，那时，拦在他前面的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可是，当孙中山领导革命，要推翻清朝时，康有为却变得保守，时时喊着“保皇”，曾经的先知变成了落伍者。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活生生的现象。克服过无数障碍，攀越过一座又一座“大山”的人，当他站到高处的时候，他本人极有可能变成另一座“大山”，阻碍后人继续前行。
这就告诉人们，不要轻易地把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某个人或某些人（团体）身上，哪怕这个人或这些人曾经无比辉煌。事业的发展只能靠我们自己一步一步地去奋斗，社会的进步则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以接力赛的方式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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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彩霞事件与清朝科场大案（1）
高考是我国最重要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维护高考的公平和公正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可是，罗彩霞事件让我们再次看到了强权对社会公正的戕害。在庄严的高考中，两个女孩的遭遇却是那样的不同。2004年，考了514分的农村女孩罗彩霞连一所专科学校的录取通知都没有等到，而她的同班同学王佳俊虽然只考了335分，却顺利走进了贵州师范大学，攻读本科，她在大学里的名字就是罗彩霞，原因就在于王佳俊有一个担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父亲王峥嵘。现在，这个事件虽然曝光了，但王佳俊顶替罗彩霞的细节尚未查清，除了王峥嵘之外，还有哪些官员牵扯其中，人们正在拭目以待。在关注这起高考舞弊案进展之际，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清朝的科场舞弊案。以历史对照现实，我们或许就会得到诸多启迪。
有清一朝，大的科场案（由科举引发的舞弊案）共有三起，分别为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和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案。
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地区选拔举人的乡试将在江宁（今南京）举行。顺治皇帝核准了礼部遴选的20名考官，专门召见主考方犹、副主考钱开宗，叮嘱告诫秉公选拔贤才，切勿营私舞弊。
自谓圣门弟子的考生良莠不齐，有心术不正者自知翰墨低劣难以录取，各找途径以钱开路。主考也好，考官也好，在黄金白银面前乱了方寸，或半推半就，或来者不拒。早在发榜前，业已风传考场关节颇多。榜发之时传言有了印证：多个众所周知才低品劣之徒弹冠相庆，而饱学之士尤侗、汤传楹等却名落孙山。文庙看榜现场骚动起来，有人大呼“考场不公”，引来无数人围观。
正副主考方犹与钱开宗心慌意乱，匆匆整理行装登船离宁。闻讯赶到的考生紧追不舍，叫骂声中，砖头瓦片如蝗飞来。
江南乡试舞弊事不胫而走，顺治下令彻查，并下令让已录取的举人重考。复试在紫禁城太和门举行，顺治帝亲自主持，复试后有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