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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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切已经用乐高玩具“复刻”了许多名画：蒙娜丽莎神秘的微笑；十四个乐高小人最后的晚餐；夏加尔的乡村风情和乐高小人的脸型倒是非常契合；当然，最好拼的还是蒙德里安的画作——就是一些彩色方块而已，如果蒙德里安晚生几十年，也许他自己就会选择用乐高积木来创作。
除了复制名画，在庞大的乐高群体中，还有人热衷于复刻传统建筑，除了世界几大奇迹，还有中国、日本、印度等国的乡土建筑；也有的人热心于再现历史场景。而衡量玩家的水平，就要看细节的做工。作为向传统致敬的行为，乐高式的复刻却又能做到不流于恶搞。
但是资深的玩家毕竟是小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吸引他们的是流行文化大潮中的乐高玩具。1999年，乐高得到好莱坞授权推出了《星球大战》和《哈利波特》系列的乐高玩具。其中最受到热捧的是星战版。而2002年乐高更以它们为主题开发电脑游戏，获得亿美元的商业利润。
除了电影的乐高玩具，还有乐高玩具的电影。华纳公司和乐高合作的电影据说已经开拍。当然，在这之前网络上早就有了各种爱好者制作的乐高电影，都是用乐高玩具摆出造型，用一张张照片接合而成的动画。既有经典电影中的场景，也有反主流的小短片，俨然已经成为流行文化中必不可少的一个文化符号。
但是，乐高玩家的销售还是受到了电脑时代的冲击，自从1998年销售额开始下滑，到2004年亏损亿美元。有人认为，乐高浑身散发着古旧的传统气息，只能在怀旧中度日了。
另一些人不这样认为：的确有很多新时代的年轻人喜爱乐高玩具中和网络时代一脉相承的极客精神。而乐高公司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在开发了多个单机电脑游戏之后，自己也转向开发网络游戏：“乐高宇宙”（Lego Universe）。
当然，这款游戏的“跳票”水准一点不亚于星际争霸2，发布时间由2008年已经推到了2010年下半年。游戏发生在由乐高积木组成的世界中，角色是一些乐高小人。但是这款游戏是否能延续乐高的魅力，还是只是空有乐高玩具外形的普通网游，只有等发布之后才能看到。
■ 不仅仅是商业
从2005年以来，乐高的玩具商业帝国恢复了生机。他们没有忘记在新一代中扩大影响力，让自己的彩色塑料积木变成经典的代名词，以及智力的理念。他们圈钱的方式也变得多种多样。除了继续多样化的塑料玩具，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电脑游戏，也继续将拼接的积木和3C世界结合在一起。
2009年，乐高联合阿尔卡特，推出乐高式可组合也可实用的手机，彩色的键盘、电池、液晶屏都可以任意更换，其他的产品还有相机、音箱、甚至F1赛车。即使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中，乐高仍然实现了2亿美元的盈利。
另一方面，乐高公司也有自己的艺术家。与广大的业余爱好者不同，这些经过乐高官方认证的艺术家可以从乐高公司得到资助和指导，在世界各地举办展览，商业的或是公益的。
前面提到的乐高NDsi，就是第一位拥有乐高官方认证的艺术家Sean Kenney的作品，而他最近的展览，就是2010年4月在美国费城动物园的一个濒危动物展览上，人们用乐高积木堆出的濒危野生动物，据说光是一只北极熊就花了1000小时，用万块乐高积木堆成。和业余的爱好者相比，职业的乐高艺术家更容易打破各种世界纪录，网络上不时关于乐高创作的新闻，很多也是出自他们的作品。
但是乐高所带来的文化影响，似乎并不完全受乐高公司的控制。2002年，纽约著名的犹太博物馆一场有关纳粹的大屠杀的艺术展中，出现了一件由乐高玩具组成的纳粹集中营模型。这是50岁的波兰艺术家里贝拉（Zbigniew Libra）的作品：乐高集中营（LEGO Concentration Camp）。
这件作品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反对者认为，用商业玩具来表现集中营这样悲惨的题材，是不严肃、不适合的；但是一些评论家从另一个角度来解读这件作品，认为它使用的乐高积木代表着机械智慧的精巧设计，艺术家是在表现技术是如何变成*人类生命的地狱的。
里贝拉在作品上标注了“由乐高公司赞助”，但乐高公司表示对这件艺术品毫不知情，虽然公司的确为这名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免费的乐高玩具，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过问里贝拉将要创作什么题材的作品。乐高公司的态度很容易理解。毕竟，涉及政治的问题上，一个玩具公司还是少掺和为好，因为作为文化的乐高玩具品牌，已经不完全在商业所能控制的范围内了。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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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诅咒的孩子”（1）
《看历史》特约撰稿┃杨程屹
本来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应都受到赞美，而这些二战期间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却伴随着诅咒，因为他们是家族和国家耻辱的证物。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几乎所有的二战私生子都经历了孤独与隔绝的童年。
丹尼尔·鲁克塞尔是居住在巴黎的年过六旬的普通老人，和其他的巴黎独居老人一样，他每天的生活是遛狗、喝咖啡、聊天。唯一不同的是，每到晚上，那些童年的记忆就会像噩梦一样攫住他 ——白天被亲人、同学和邻居当众羞辱，晚上被外祖母锁在鸡舍里睡觉……这一切只因为他的父亲是德国军人，而他的母亲是巴黎女人。
与此同时，远在柏林的艾维莲·皮里特维也始终记得自己的童年经历——被同学嘲笑为“法国人的杂种”，因为她是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生下的孩子。
无论是德国军人与法国女人的孩子，还是法国劳工与德国女人的孩子，在人们的眼里，他们都是带着耻辱烙印出生的孩子，他们的童年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被羞辱、被歧视、被虐待甚至被殴打，因为他们被视为敌人的孩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占领了法国全境。从法国被占领到德国纳粹投降的四年多时间里，大量的德国军人被送到法国前线，由于德国后方缺乏劳动力，大量来自法国、波兰的战俘和劳工又被运到德国境内，开始强制性劳动。
非常戏剧化的是，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法国女人与德国军人相爱，生下了孩子，甚至引起那一时期法国的婴儿出生率暴增，而在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女人的德国后方，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爱情故事也在上演，同样带来了一个个的爱情结晶。据相关机构的统计，这样的德法混血私生子大约有二十多万，但长久以来，他们的出生在两国都是一个官方回避的话题。
二战结束的六十多年后，这样的忌讳渐渐被打破，德国政府颁布法令表示承认这些德法“私生子”的双重国籍，一些与此有关的书籍和影视作品在德法两国的出现，也使得这些德法“私生子”背后隐藏的故事逐渐浮现在大众的面前。
■ 有罪的爱情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战争的记忆应该是饥饿、抵抗和恐惧。但《1940…1945 *年代》的作者帕特里克·比松却说“纳粹控制下的巴黎是一个‘大杂交派对’。”1942年的法国有两百万男人被关进集中营，但是法国女人却在此时活跃起来，她们与驻扎在当地的德国军人上床，与任何可以帮助她们度过经济难关的男人睡觉。战争就像*一样激发了情欲，连女权运动创始人、著名作家西蒙娜·波伏娃也曾经说到，她对侵略者有一种“不自觉的友爱”；德国人对“身体的膜拜”让她感到神魂颠倒。
曾经有传说，巴黎沦陷期间，法国*首先起来革命，拒绝为侵略者提供性服务。但《1940…1945 *年代》一书指证，巴黎的高级妓院欢迎德军光临，全市1/3妓院被他们包起专用；另有10万巴黎女人成为“临时*”。
伴随寻欢作乐而来的是法国婴儿出生率的暴增，许多德法私生子就是在这短短的四年间出生。当然，并非所有的德法私生子都是寻欢作乐和交易带来的后果，他们中大部分都坚信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拥有过伟大的爱情，这种爱情穿越了战争的藩篱。
“被诅咒的孩子”（2）
杰安居住在法国的一座小城亚眠，他是土生土长的亚眠人，他从未离开过亚眠，就像他从未怀疑过父母的爱情。杰安的父亲是一个驻扎在亚眠的德国军官，杰安的法国母亲被派去照顾父亲饮食起居。在朝夕相处中，年轻的德国军官和法国姑娘相爱了，并在1943年生下了杰安。杰安回忆说，他的父亲非常爱他和他的母亲，在撤离法国的时候还曾经许诺会尽快回来与他们一起生活，尽管他再没有回来。
在那个特殊年代，跨国恋情并不值得称颂，与敌人相爱更是一种危险的犯罪。二战结束后，那些与德国军人有过罗曼史的法国女人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惩罚。根据研究者近年所做的估计，当时大约有10万人受到惩处，100万人受到怀疑和质询，5万名妇女被剃了光头。
而在德国，1940年，盖世太保颁布了一个法令——“所有与德国女人发生过性关系的法国人，包括波兰人都要被处以死刑。”然而这条法令却并没能阻挡住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之间的爱情萌发。
从1942年开始，由于战争的需要，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德国男人都被送上战争前线。与此同时，为了供应战场物资，德国的工厂又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于是，德国不得不运送大量的包括法国人、波兰人和俄国人在内的外国战俘和劳工到德国境内从事强制性生产劳动。截止1945年，仅仅法国一个国家就向德国提供了总计三百万的劳工和战俘，而这些法国劳工也在德国留下了上千个德法私生子。
年近九旬的让·路易·葛诃朗至今回忆起在德国的劳工经历都激动得不能自持。与战俘不同，作为劳工，让·路易·葛诃朗可以在柏林街头散步，甚至他还有一点点的工资可以让他坐在咖啡馆喝咖啡，所以他得以有机会与德国女人接触和交谈。当然并非完全没有限制，但这种限制反而使得年轻人的爱情更充满趣味性。让·路易·葛诃朗和柏林的德国女人相爱了，那一年他只有二十岁。在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久，德国战败，二战结束，他和其他的劳工一道被遣返回了法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德国。
■ 被诅咒的孩子
本来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出生理应都受到赞美，而这些二战期间的德法私生子的出生却伴随着诅咒，因为他们是家族和国家耻辱的证物。无论在德国还是法国，几乎所有的二战私生子都经历了孤独与隔绝的童年。
《生于被禁止的爱情》的作者乔思安·克鲁伊在书中描述道，七岁那年，因为同学骂她是“德国佬的杂种”，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在她的整个童年时期，充斥了白眼、侮辱和拒绝，没有孩子愿意接受她成为自己的朋友，在漫长的孤独童年里，她只能幻想自己的父亲是一位英雄或者神来聊以*。
克劳斯·彼得·尼克尔从不知道自己有一半的法国血统，直到五十岁那年，他收到一封陌生人的信，来信的是他的血缘上的姨妈。姨妈在信中告诉他，他是法国劳工和德国女人的儿子，他的母亲为了逃避流言蜚语，将他送给别人收养。从那以后，在童年时期遭遇的所有疏离与粗暴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于是他开始寻找他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即使经过那么多年，身边的长辈们仍然认为他的存在是一种耻辱。
战争儿童全国互助会（ANEG）的创始人吉奈恩·尼伏娃在十三岁那一年明白了许多事，为什么自己的出生证明上写着“父亲不详”，为什么自己的外祖父不喜欢自己，为什么同学和邻居会看不起自己。这不仅仅因为她的母亲是单亲母亲，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她的父亲是个德国军人。
“被诅咒的孩子”（3）
二战结束后，几千名“直接通敌”的法国妇女被剃光头发，游街示众，而她们的孩子有的被遗弃，有的被送养，有的虽然自己抚养却被粗暴对待。热拉尔·佩里奥克斯的母亲幸运地逃过了游街示众和种种凌辱，但她始终无法摆脱与德军恋爱带来的羞耻感。于是，孩子成了她发泄怒火的对象。如今63岁的佩里奥克斯回忆说，母亲几乎每天都要揍他，让他睡在狭小的储藏室，母亲和继父甚至逼他吃身上的跳蚤。母亲生前从未告诉他生父是谁，佩里奥克斯一问这个问题，母亲就冲他大喊 “这不关你的事”！
《被诅咒的孩子》一书的作者让·保罗·皮卡佩说：“战争结束后，这些孩子成了德国军队的化身，那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