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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花之语-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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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痴情于花木颇为出格的隐士,大概要算宋代的林逋和徐佺了。林逋隐居杭州孤山,不娶无子,以梅为妻,以鹤为子,所作“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句更是被誉为咏梅第一。不过也有异声,黄庭坚就认为:“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诗话总龟》)
  另一个隐士徐佺(一作徐俭),是为海棠花迷。他安贫乐道,隐居之所植有海棠,在海棠之上架木构屋,称作海棠巢。遇有客人拜访,他就引客登巢,在巢中斟酒款待客人;无客时,亦常入巢中自酌自饮。关于他的事迹,《胜饮编》、《绀珠集》只有点滴记载,据《胜饮编》引黄庭坚诗句“徐老海棠巢”看,才知他是北宋隐士。
  那些养心而缮性、优游而冥如的隐士之所以离不开泉石花竹,袁宏道曾有分析,他说:
  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嚣崖利薮,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据为一日之有。夫幽人韵士者,处于不争之地,而以一切让天下之人者也;惟夫山水花竹,欲以让人,而未必乐受,故居之也安,而据之也无祸。(《瓶史·引》)

三、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晋·司马昱(3)
山水花竹,与世无争,幽人韵士,亦怀谦让之心,自然两者相安无祸;而社会有如嚣崖利薮,人们奔竞其中,尔虞我诈,实非良善之所。这样,澄怀观道,坐茂林而览佳夕,濯清泉以钓游鲤,便成了最好的选择了。
  然而隐与仕,出与入,并不是绝然对立,互不相容的。儒学主张“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论语·泰伯》、《孟子·尽心上》)是倾向于世用,讲究兼善天下的。对于读书人、知识分子和士大夫来说,学以致用,毕竟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当儒学被汉武帝奉为正统的哲学以后,求取功名更成了一般学人士子的奋斗目标。隐遁高卧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对大多数出仕者来说,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建功立业,不到迫不得已,是不会走上这条道路的。
  那么,充满了功利性目的的世用不是“物役”、“尘劳”吗?那些一向自鸣清高的士大夫又是如何身居朝市,却能看破名利,出淤世而不染,保持清白的名节的呢?原来,他们对这一现实的矛盾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即居官而少问事,任职而多偷闲,这就是鱼与熊掌兼得的两全妙法……朝隐。
  西汉已有朝隐的概念,扬雄《法言·渊骞》说:“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欤?”称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即柳下惠)为“朝隐者”。事实上,汉武帝时身为朝官的司马相如曾称病不问事,既可获俸禄名声之利,又可得林泉逍遥之趣,便是朝隐的典型例子。晋人隐逸之风大盛,晋王康琚作《反招隐》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认为隐居在山野僻壤的高人不过是小隐士而已,居于朝廷与市肆的高人,尤其难得,那才称得上是大隐士。此论得到了邓粲的响应,他进一步肯定:“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晋书·邓粲传》)这些说法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那些栖身于官场而又追慕高邈气度的士大夫阶层。但是朝市喧嚣如何清虚隐逸,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像采用汉人司马相如以病推辞、晋人嵇康唯酒是耽等方法,终非长策。所以,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提出了一个改良的方案,他说:
  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
  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
  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
  似出复似处, 非忙亦非闲。
  不劳心与力, 又免饥与寒。
  终岁无公事, 随月有俸钱。
  ……
  人生处一世, 其道难两全:
  贱即苦冻馁, 贵则多优患。
  惟此中隐士, 致身吉且安。
  穷通与丰约, 正在四者间。 (唐·白居易五言古诗《中隐》)
  遁迹于山野,做名副其实的隐士,冷落太过,冻馁无时;混形于京官,又嚣喧难熬,心力耗磨,最理想的方式是介于大隐和小隐的中间,即他所谓的“中隐”,在地方上(他在这首诗中举例说如陪都洛阳)当个闲官,这样便可避劳免饥,优游卒岁了。
  可见,与世用相对者,并非惟隐遁一途,赋闲也是方法之一。对那些难脱宦海的士大夫来说,庄子之游既高且玄,只可艳羡,无从实现,而古代人想出来的“朝隐”、“中隐”的实践,却拓出一片天地,从而将那逍遥的游历降到能真实感受的生活层面上来。所谓“会心处不必在远”,只要你能散漫而疏放,心凝而形释,身边的花木泉石、琴棋书画,都可成为精神上擢拔高蹈的凭藉。特别是水陆草木之花,乃是大自然中生机盎然、香色兼备之物,最得雅人豪士的激赏,他们常常在闲情逸致的消磨中尽付予花枝草蔓,从中获得人生的感悟。晋代大将军张天锡曾说自己“观朝荣,则教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晋书·张天锡传》)宋代理学家邵雍则大谈观物生意,体会造化:“ 帘外青草,轩前黄陂。壶中月落,鉴里云飞。既有荷芰,岂无凫茨;既有蝌蚪,岂无蛟螭?可以观止,可以忘机,可以照物,可以看时。”(《盆池吟》)明万历进士王象晋更是沉迷花事,睥睨世情:“予性喜种植……第取其生意郁勃,可觇化机;美食陆离,可充口实;较晴雨时浇灌,可助天工。培根梳屏菑翳,可验人事……醉则偃仰于花茵莎塌浅红浓绿间,听松涛酬鸟语,一切升沉荣辱,直付之花开花落。”(《群芳谱》)
  不必浪迹于江湖,帝阙亦可作濠濮间想;不必藏身于山中,辇下亦有龟鱼之乐;不必优游于林野,朝市亦能别有会心。中国人就是这样,在花木的赋闲玩赏中,借机摆脱人生的重负与世俗的拖累,澄怀观道,体悟性灵,以保持独立的自我人格,做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从而去追求古书上所说的那些令人神往的高人隐士所具有的清远脱俗的风范。
  

四、不语还应彼此知……—唐·薛涛(1)
花虽不言,能知我心。只因在这万物有情的世界里,花亦如人……
  风流而富于才情的唐明皇在太液池畔宴赏千叶白莲,当参加宴会的群臣对着盛开的莲花赞不绝口时,明皇却指着宠妃杨玉环作比说:“怎如我这解语花呢!”解语花,即懂得说话的花,这里以花喻人,指杨贵妃。由于比喻颇为新奇,故事很快就从宫中传了开来。不久,诗人罗隐在他的一首咏《牡丹花》诗中,借其意而反用之……以人喻花,极富诗情。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牡丹若是能够懂得语言,便可倾城倾国;虽然无情,却也能打动人心。诗中的第二联“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两句是咏牡丹的名句,脍炙人口。
  鲜花美人,互为比附,世界各民族的人们尽管审美尺度并不雷同,然而在这一点上,概莫例外。由于在鲜花美人之间人们会产生某些联想,而这些联想皆因她们之间确系存在着相似形和类同性。所谓美人,即人之美者;所谓鲜花,即自然界之美者。英国大博物学家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说得好:“花是自然界的最美丽的产物。”(《物种起源》第二分册,第22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花儿以其鲜艳亮丽的色彩、柔媚多姿的形态、淡浓各宜的馨香,常使人们将人间女子的阴柔之美与之联系起来,而这种共性的美的发现和认同,正是人花互喻的一个基石,并成为世界文学中屡屡运用的描摹手法,即使老调重弹,套话连篇,人们仍喜闻乐见,不厌其烦。然而没有哪一个民族像中国古人那样,对于花卉的赞赏,并不单单满足于美女鲜花这类尚止于表象的比拟,而是更踏进一步,在审美关照之中,将花卉视作是一种高级的生物,是内蕴生命力和灵魂的生灵。
  在中国人看来,万物都是同源的,无论植物、动物或是人类,都是“天地”的产物。区别只在于人是顺生的,禽兽是横生的,花木则是倒生的而已,所谓“动物本诸天,所以头顺天而呼吸以气,植物本诸地,所以根顺地而升降以津,故动物取气于天而承载于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养以天”。“草木之生长亦犹人焉,何则?人亦天地之物耳!”(宋·赵时庚《金漳兰谱》卷中)作为花卉在其本性上是与人同格的,它们都是天地孕育出来的,都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这一深深扎入到华夏民族精神骨髓中的理念,时时诱导古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花卉引为同类。
  他们认为,同人一样,花儿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类的生理需求:
  夫花有喜、怒、寤、寐、晓、夕。……淡云薄日,夕阳佳月,花之晓也;狂号连雨,烈焰浓寒,花之夕也;唇檀烘日,媚体藏风,花之喜也;晕酣神敛,烟色迷离,花之繁也;欹枝困槛 ,如不胜风,花之梦也;嫣然流盼,光华溢目,花之醒也。(明·袁宏道《瓶史·洗沐》)
  既然如此,它们自然有情,自然能够懂得人们的心意了。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中,罗隐尚还把持住常识,坦陈人花有别,人能解语,花不能解语,人而有情,花则无情。与他不同的是,更多的骚人墨客宁愿相信花虽不能言,却是有情的,是能善解人意的。
  一样咏牡丹,唐代乐妓薛涛在《牡丹》(一作薛能作,文字略异)诗中就将牡丹当作别后重逢的情人,倾诉着情意绵绵的相思之情 :
  去春零落暮春时,泪湿红笺怨别离。
  常恐便同巫峡散,因何重有武陵期?
  传情每向馨香得,不语还应彼此知。
  只欲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
  花虽“不语”,却能与人互通心意。“传情”、“彼此知”,把花人同感、相思恨苦的诗情意蕴勾勒了出来。
  在中国古人眼中,花又岂止能够与人互通心意呢。唐代南卓《羯鼓录》讲述了一则“羯鼓催花”的故事,说唐玄宗好羯鼓,曾游别殿,见柳杏含苞欲吐,叹息道:“对此景物,不可不与判断。”因命高力士取来羯鼓,临轩敲击并自制《春光好》一曲,当轩演奏,回头一看,殿中的柳杏这时繁花竞放,似有报答之意。玄宗见后,笑着对宫人说:“就这一桩奇事,难道还不应唤我作老天爷吗?”《扬州府志》也谈到,开元中,扬州太平园里栽有杏树数十株,每逢盛开时,太守大张筵席,召妓数十人,站在每一株杏树旁,立一馆,名曰“争春”。宴罢,有人听得杏花有叹息之声。北宋何远《春渚纪闻》更是一本正经地记载了两件果木奇事:“元丰间,禁中有果名鸭脚子者,四大树皆合抱。其三在草芳亭之北,岁收实至数斛,而托地阴翳,无可临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楼之东,得地显旷,可以就赏,而未尝著一实。裕陵尝指而加叹,以为事有不能适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视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实数斛。裕陵大悦,命宴太清以赏之,仍分颁侍从。又,朝廷问罪西夏,五路举兵,秦凤路图上师行营憩形便之次,至关岭,有秦时柏一株,虽质干不枯,而枝叶略无存者。既标图间,裕陵披图顾问左右,偶以御笔点其枝,而叹其阅岁之久也。后,郡奏秦朝柏忽复,一枝再荣。”宋廷鸭脚子树和秦朝古柏的结果和抽青,与神宗皇帝说了那么几句感叹话,点了那么几划笔,其间的关系,作者用的是严格的史乘笔法,一点也没有添加主观上的臆测文字,然而因果道理却不言自明,显然在作者本人看来,并且他也希望读者相信,这类现象绝不应理解为是巧合,而是应当确信,花木和人一样,是有心智和良能,是有感悟和情义的。
  在这里,花木具有了人所赋予的价值观。有些时候,花木甚至被认为是人的化身。 前文曾说过,传说中古蜀望帝死后,化为杜鹃鸟,因思念家乡,泪尽而泣血,化为杜鹃花。不仅人能变花,花亦能变人。如前文所说的水仙花,有夜梦水仙入怀,而生下聪慧善诗的女儿的传说。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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