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是十月了,印度孟买(Bombay)的街头还是艳阳高照。为了消暑,我找到了水龙头想冲一把脸,印度因为天气酷热,在公共场所都有水龙头,供一般民众冲凉。 当我将行李背包放下,弯着腰准备要冲水时,忽然有位印度男子走过来。不吭一声目中无人似地竟然翻起我的背包,把我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问原因,他已经将背囊中的一卷卫生纸掏出拿走。在印度卫生纸是属于奢侈品,印度人习惯方便后在洗手间用水冲洗,一般洗手间内没有置放卫生纸的习惯,所以我在背包里随时带着手纸备用。 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举动,让人无法相信怎么会发生。刚开始以为是碰到神经病,但并不是,一气之下叫住了他,问为什么随便拿别人的东西?那男子停住脚步转过头来,神情自然地看着我说:...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现在没有了,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傍晚,我从公司下班回家,和同事苗苗一路走着一路笑着,一切都那么美好,突然,苗苗停住了脚步,眼睛盯着前方对我说:“小莉,你看,那好像是你爸爸。”我一看,果真是爸爸,在医院门口,他拦下一辆出租车,拥着一位年轻女子上了车,那神态完全是在拥着一位热恋中的情人,我呆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地地道道地书呆子父亲身上会发生风花南月的故事,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出租车,苗苗的一声喊,才把我从沉思中惊过过来。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感到震惊,但细想想似乎也有现由:妈妈是一个初中未读完的村姑,爸爸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俩人在一块儿看似和睦、恩爱,但我明显看出俩人志不同、道不合,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太少,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就是我们家小莉真漂亮,我们家小莉真好看,我们家小莉真懂事。。。。。很少再有别的什么了,我有时问爸爸妈妈:...
前年母亲生日那天,我买了一件很普通的衣服,又封了一个50块钱的红包,骑自行车回去送给母亲。母亲连看也不看,就把红包放进口袋,把衣服话桌上,不冷不热地叫我:“坐吧。”我蹬自行车出了一身汗,又累又渴,就去倒茶喝。 正喝着茶,就听见外面有小轿车的声音,那是大姐回来了。母亲好像听到命令一样,立刻迎出门去,守在小车旁边。大姐一下车,母亲就满脸笑容地请她进屋,问她累不累。大姐说:“妈,我不累。”大姐坐小车回来,怎么会累呢?真正累的是我,应该问我累不累才对,可是母亲却没问我。 大姐也给母亲买了一件衣服,又漂亮又贵重。我在商场里见过,最少要1000元,比我送给母亲的那件贵十倍。大姐也给了母亲一个红包,比我的大得多。母亲双手捧起大姐送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摆在桌上最显眼的位置,再把那个大红包放在衣服上,让众人欣赏。母亲亲手给大姐倒了一杯茶说:“坐下喝茶。”...
那天,我和电视台一位记者出去采访一个带着伤残老公出嫁的女人,这种题材虽然做得多了,但做起来很顺手并且很安全,因而是酷暑天最轻松不过的活儿。 我们的车在半路上出了故障,司机一脸痛苦钻下车底去修理,我们在车里坐着,眨眼间就被烘得全身流水。有眼灵的人看见前面有两间茅草屋,屋前枝繁叶茂的树投下的一片荫凉像个美丽的女子一般冲我们抛着媚眼。这使得我们一行人三步并做两步,像一块块炽热的炭,从炉中冲入水中一般地冲进那片绿荫。 树荫下放着几块石头和一把竹椅,一个六十岁上下的老农正在那里编晒席,看得出他正在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在他身后不远处,他的妻子正在宰猪食,刀砍在木板和菜叶上空空的响。 这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除了斑驳的泥墙显得比别的农家更贫穷以外没有任何异样,两位老人见我们来了,也没停下手中的活计,只是很狐疑地看着我们,好像想问什么,但又什么都没问。 我们自作主张地坐下,...
暑假后要读四年级的凯儿,这几天开始看福尔摩斯了。到处都可以看到他拿着书聚精会神地研读,在墙边、在树阴下、在大沙发椅的角落里,我的小小男孩整个人进入了福尔摩斯诡异神秘的世界,任谁走过他的身边,他都来不及理会了。 但是,偶尔他会忽然高声呼唤: “妈妈,妈妈。” 我回答他之后,他就不再出声了。有时候,我在另外的房间里,没听见他呼唤,他就会一声比一声高地叫着找过来,声音里透着些微的焦急和害怕,等他看见我的时候就笑开了,一言不发地转身又回去看他的书,我在后面追着问他找我什么事?他说: “没事,只是看看你在不在。” 我不禁莞尔,这小男孩!他一定被书中的情节吓坏了,又不肯向我透露,只好随时回到现实世界来寻求我的陪伴。只要知道妈妈就在身边,他就可以勇气百倍地重新跟着福尔摩斯去探险了吧。...
三叔从老家来省城帮儿子筹备国庆节举行的婚礼,看着儿子为找不到加长林肯或凯迪拉克做婚车而唉声叹气,他一次次欲言又止。这一晚,皓月当空,父子对饮。 1981年,鲁南山区,大豆高梁在田野里漂香。三叔的爹,我的爷爷忙着张罗第三个儿子的婚事。那时候,爷爷当了村主任,最后一个儿子的婚礼当然要办得风风光光。这天一擦黑,爷爷就提着两瓶兰陵大曲,揣着两盒孔府烟跑了十多里的山路,摸到前进村村主任何大把式家里。前进村原来叫水洼洼庄,改革开放后靠养鱼致了富,改名前进村,去年买了台手扶拖拉机,更是闻名方圆几十里。爷爷刚开口,就被对方堵了回来。国庆节日子旺,拖拉机早被乡长的公子结婚定下了。“要不,你把它推走?”何大把式指着墙根的一辆独轮车说,“咱也就配这档次。”爷爷脸一红,二话没说,拎起桌上的两瓶酒抬腿就走。...
“她痛苦的眼神和不满像一盆盆污水,劈头盖脸朝你泼过来” 在长春,徐国静接触到一位母亲,当着很多人说自己儿子不行。开始,徐国静以为她是中国式的谦虚。 “我说,我跟你儿子聊过,你儿子有幽默感、爱学习,有独立能力,喜欢闯荡世界,这可是一个优秀人才必备的素质啊!那个母亲看了我一眼,不屑地说:那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考北大清华,你看他考的是什么破学校。说到这儿,妈妈眼里流露出不可抑制的抱怨,瞧了一眼站在她身边,把头垂得很低、身高1米75的儿子。” 北京有个大学生告诉徐国静:“我最怕我妈不满的眼神,我总让她失望,不是我成心气她,是她无孔不入地提要求。比如她打来电话,我的声音要是不响亮,她马上不满。她下面要说的话和一脸怒气我都能想像出来。她痛苦的眼神和不满像一盆盆污水,劈头盖脸朝你泼过来,不分场合地点,让你自卑,让你觉得对不起她,那可真是一把看不见的软刀子,扎着你,让你流血...
今年教师节,我去听了一个县的中小学师德报告会。说实话,听完了报告,心中完全没有产生组织者所期望的自豪或是感动,相反,却充满了悲哀和反感。在我们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对教师道德层面的要求却依然停留在上个世纪改革开放前的水平,回想起耳闻目睹的对老师职业的种种偏见和苛求,我不禁感慨万千。 师德报告团的几位老师年龄多在中年,属于上有老下有小顶梁柱系列。无庸置疑,他们在工作岗位上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绩,也受到学校的器重和各级机关的表彰,应该属于成功者的行列。但让我感到不是滋味的是这些成功者的生活。 首先,他们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一天到晚泡在学校里,几乎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天不亮就匆匆离开家,顾不上给孩子做一顿早餐;深夜才筋疲力尽地回到家中,孩子早已在等待中睡着。平日里忙碌不说,节假日还要给学生补课。...
:**贪官日记作者:野莽载2003年第二期《清明》 公元2001年春 1月1日 二十世纪的钟声敲响了,这次是真的。 去年的今天媒体就号称新世纪伊始,误导得中国人民迎了两次新世纪,真是急性子,比我还急嘛。我江三水是有名的急性子书记,人说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没那事,我吃的热豆腐可多了,有的热得烫嘴,照吃不误。今年不仅是新世纪的第一年,而且是我的本命年,还是我来天堂后的第一年,让我再弄几块漂亮的热豆腐吃吃。 前任高急于赴省上任,丢下夫人和公子小姐,占着窝子不搬家,害我住人武部宿舍,虽说四室一厅,但是太他妈的破了,墙外贴满送水送气的小广告,还有治性病,治阳痿、治痔疮的,上面还画的有图,污辱我这个市委书记嘛!太恶心了,再说进出都得从人武部,当兵的拿着杆枪站岗,人来人去不自由得很,尽量少回。新楼盖起之前,权且借得烟花寨,先在天堂宾馆住一段。...
十年前,我曾在长途车上目睹过这样一幕。那一天,我从瑞丽乘车往西双版纳。这种滇南最常见的长途车,途中常常会搭载那些在半路招手的山民,因此开开停停,颇能磨炼人的耐性。好在旅行中的人大都不会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正好悠悠地随车看风景。 将近黄昏的时候,途中上来一位黑瘦的农民,两手牵着他的两个年幼的儿子。虽然父子三个的衣服上都打着补丁,但洗得干干净净。路面坑洼不平,站在过道上的两个男孩显然不是经常乘车,紧张地拽住座位的扶手,小脸蛋涨得通红,站得笔直笔直。不一会儿,他俩更害怕了,因为父亲在买车票时与司机发生了争执。 父亲怯生生地但显然不满地问司机,短短的路程,票价为何涨成了五元钱?他说往日见过带孩子的乘车人,只掏两元就可以。司机头也不回“我说多少就多少!”。父亲仍然坚持“你要说出个道理”。司机回头扫了他一眼,恼怒地吼起来:“不愿给就滚下去!”车门随之砰地打开了。...
小学,我学了加减乘除和几百个汉字。中学,我学了一元二次方程和牛顿第二定律。大学,我学了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硕士,我学了酶和DNA复制。博士,我学了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历时二十多年,人生的1/4或许还多,我都投资在了学习上。教我的老师中有男老师、女老师;有历经沧桑的老老师,有刚刚步入人生的年轻老师;有中国老师、美国老师、加拿大老师、德国老师、印度老师和墨西哥老师。可是,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众多的老师,却没人教我什么是生活,没人教我懂得自己,也没人教我该从生活中获得什么。 不懂生活的我走出了校门,心中装满了许多的迷惑。迷惑中,我又开始了探索,探索的目的只有一个,我要找到一个好老师,让他或她教我懂得生活,使我从此不再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