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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草根家事-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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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唐老师亲自去新民六中取回来的,要走15里的土路路,淌一条没腰深的河。

郭家沤麻坑小学6年级一共37名学生,考上了17名,升学率名列30几个小学之首。要知道,那是的郭家还没有中学生,那时的中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啊!

唐老师大名鼎鼎,红得发紫,可这个学校再也留不住他了,唐老师被义县调回了当地,任初中教师。三年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打听唐老师的近况,得知他已经是义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孩子也快两岁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  (2)

3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2)

开学前几天,唐老师才回家,是父亲领着我们17名新生走进新民六中的校门。那时家长们没有送自己的孩子来报到的,没有哪个“习惯”,家长最信得过的就是老师了,习惯由老师为他们做主。

新的教室还没有全面竣工,俨然是庙没有修好,和尚就蜂拥而入了。据干活的瓦匠说,那时的罗家房乡和三道岗子乡只有那么三个瓦匠,都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什么都在大跃进,能工巧匠怎么就没有跃进上来?

这就是教育的大跃进,超常时代的跃进,少了这道风景就谈不上大跃进了。虽然我们到校后才知道还没有学生的宿舍呢,但还是抑制不住对新生活的欢天喜地,一个个兴致得很。我们晚上住在哪?到晚上再说吧,没有谁为此而感到忧虑,就像家长相信老师,我们对老师更是深信不疑。

放下行李,第一堂课就是劳动课,拔那没膝深的杂草,操场上到处都是,还有那些没有清理的碎砖烂瓦,都等待我们新生给他们安置,否则,连校长都不会心安理得。

陌生的同学,在劳动中互相询问着对方的母校,试探着对方的性格,交谈着沟通着,像一群邂逅的羊,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对方的皮毛,希望接受彼此的气味。加上老师的和蔼可亲,路人对我们驻足羡慕的端详,没有人去考虑“烦恼”,都很自豪成为一名中学生。

我们1年2班的班主任也姓李,他自己介绍的。李老师还戴着他毕业前的校徽——大连速成师专学校,觉得他相当有学问,也许他就想证明这一点。

李老师,李玉秀20上下岁,新民县大喇嘛村人,中等身材,白胖白胖的,像个瓷娃娃,像他的名字,很秀气,堪称“快男”。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人很是敦厚,似乎没有什么脾气。他教我们植物学课程,开始讲课的时候,他不敢看我们,只顾低头看备课笔记,偶尔抬头看看天棚。后来胆子渐渐地大了,脾气也长了,动不动就发火。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只知道自己小心一点就是了。然而,毛主席说得好,“树欲静而风不止”——

在一次班会上,李老师几乎把所有的班干部都“整风”了,只留下张柏芝一个人。新的班干部,都是膀大腰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管起我们来比老师还老师,开学时的笑声戛然而止。

平房的教室没有彻底完工,是个烂尾工程,几个班级只好在一起上大课,和月牙河小学的复式班相差无几。尽管“教室”下面是地,上面是天,老师还是能够上课,但晚上睡觉可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睡在露天的课桌上,木凳上,翻个身就会掉下来。第二天还得早早地起来,摆好桌椅,不然那课就没法上了。这些我们都能克服,也没那它当成困难,相信慢慢会好的。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课真的不能上了。

1958年下半年,风风火火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新的名词一个比一个新鲜。什么“大炼钢铁”、“滚珠轴承化”、“自己动手生产土化肥”……凡是公社党委号召的,学校都要坚决地执行,各个班级都要力争上游。

对此,我们1年2班哪个项目也玩不转,处处被学校排在下游。领导把李老师抠个底朝上,他能不火吗?脾气能好吗?于是,在他很难统治班级的境况下,就改组了班干部,提拔一批得力的“二老师”,实行高压政策,打压那些不听话的“调皮鬼”。

新的班干部的确雷厉风行,干了一番“大事业”。无奈的是,别的班级之“管理”也如法炮制,我们班又不情愿地“下游”了,雷也不响了,风也不行了。

李老师见大势已去,却又不甘心败在别的班主任老师手里,又有“新政”出台了。

他找来班干部一边狠狠地批评了他们,一边又猛烈地为他们打气,一边研究部署“新政”的实施方案。

别的班主任老师,在学校都是红人,李老师年纪轻轻的哪能不想红过他们啊?只是眼下始终处于下游状态,急得他眼睛红,嘴唇发紫罢了。

现在我算明白了,无论是什么事儿,只要是一研究,就会研究出个“新政”,创造出一个新形势来。这“新政”就是轮番召开对“调皮鬼”的“辩论会”。

“辩论会”同“文革”时期的“批斗会”、“路线分析会”是一个祖宗的几代子孙,只是辈份不同,性格是一样的,具有同样的遗传基因。

“辩论会”,其实就是组织同学你一言我一语群起而攻之,让你风声鹤唳,毛骨悚然,乖乖地跟着感觉走吧。

辩论谁呢?梁显杰、吴义纯,还有我。

梁显杰的毛病我知道,我们俩年龄差不多,个子都很小,但饭量却很大,长身体的时候都这副德性。

开学不久,我们就到生产队参加秋收去了。我们和成年人干活的方式一样,劳动时不分体力大小,都是“老太太吃黄瓜——一替一根”地干活。成天的劳作本来就难以挺得住,再加上住在生产队的凉炕上,休息不好,身体一直处在疲惫之中。更难以忍受的是吃不饱,伙食上除了两个比眼珠子大不许多的窝头外,没有任何的副食可以填补饥肠辘辘的肚子。到了晚上,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有泡尿都懒得撒。

一天,梁显杰尿床了,很是难为情。大白天的,他怎好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晾晒被尿的被褥啊。他想请个假,等同学们劳动走了,好自己处理一下这尴尬的麻烦。

他也知道,没有充分的理由,李老师不但不准假,还要说你逃避劳动。逃避劳动,对于我们来说那是最可耻的行为。思来想去,梁显杰很有把握地向李老师请假了:

“李老师,我要请例假。”

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例假”,梁显杰说完,只听得大一点的男生和女生们哈哈大笑,笑得李老师恼怒至极,当场狠狠地臭骂了他一顿:

“混蛋,你也配请例假!”

梁显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假没请下来,还挨了李老师的严厉批评。众目睽睽的耻笑,一肚子的委屈,叫他忍无可忍。他毫不退让,和李老师叫板:

“那为什么女生一请例假,你就给啊,我怎么了!”

“滚!”

这相当于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品德败坏,低级下流……逃避劳动这一条都显得不那么严重了。他会有好果子吃吗?你就等着吧,反正你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吴义纯在班级里也是“小字辈”,劳动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及格的科目。一天晚上劳动结束后天已经黑了,他请假要回家,图的是可以饱吃一顿。白天是不能耽误劳动的,只有晚上请假才有几分成功的概率。

第二天早上返校的时候,同学们起大早就劳动去了,吴义纯扑了个空。心想,反正也是迟到了,就挺着吧,等吃了中午饭再说,要不我还是去吧……

没想到,他正在教室里琢磨怎样躲灾,却被李老师带个正着。吴义纯哪里晓得,李老师见他没有按时回来劳动,就要抓他“现行”。

“好啊,你果然逃避劳动,原来你和我请假是假的,你给我站起来!”

吴义纯刚想站起来,立马又蹲了下去,捂着肚子“妈呀,妈呀”地直叫。李老师大发雷霆:

“嗯?你还敢当着我的面装病!”说着,就拎起他往外走。

吴义纯的裤子开始淌尿了,李老师哪里看得见啊。他哀求道:

“李老师,我真的肚子疼啊……”

他哭了,疼得哭不出声来,脸色煞白煞白的。一看,果然是尿裤子了,李老师这才松开了手。

“你先呆着,等一会你到我办公室去!”

扔下吴义纯,李老师向办公室走去,还边走边嘟囔: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没见过……

真是无巧不成书,吴义纯真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得了急性尿道炎,疼得他大汗淋漓。后来,这毛病犯了很多回,但李老师还是拿“躲避劳动”这一条让他成为“辩论会”的众矢之的。

我有什么过错吗?自我感觉良好啊。

在落实公社党委动员全公社“工农商学兵”,参加“深翻”运动的班级誓师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表决心。决心自始至终参加这次劳动大竞赛,实干苦干,按质按量按时完成自己所分担的任务。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带了头,抢了先,这就是我的罪过了!

什么罪过,“苦干”就是罪过。用李老师的话说,我和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一个腔调,就得“辩论你!”

李老师要“辩论我”?让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同学们也都莫名其妙。“湾泡子作业区”,就是现在的三道岗子乡湾泡子村,当时和我们乡是一个公社,两个乡的小学生都靠新民六中来深造。

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在公社的动员大会上第一个发言,保证一个月之内完成深翻任务。下一个表态的还能一个月完成吗?那不是甘当落后的下游吗?就这样,轮到最后一个发言的,只需3天就完成任务了,以体现“大干、实干和苦干”,符合你追我赶的潮流精神。于是乎,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当场被“辩论”了。

“辩论会”就要结束的时候,湾泡子作业区的主任因再次表态“有功”,才赦他无罪。他说:“别看低洼土质粘,你们能完我也完!”

这个老主任姓张,后来我认识他了,是个货真价实的逢凶化吉的老手,敢开政治玩笑的幽默大师。

我没有张主任那两下子,太嫩,干在那“打憋”,说不出给自己下台阶的话来,我就成了“右倾”的代名词。更可气的是,李老师说我“不老实”,就是我发言不老实,漫天瞎放炮,那就是我的话说过头了?我是“左倾”了?我屈,一肚子都是“蛆”,闹心。我到底是“左倾”还是“右倾”?李老师批评我有点火药味了……

欲加之罪何须无词?有缝儿就能下蛆,没缝儿也能下蛆。没有过几天,我又犯事了,咎由自取。

“深翻战斗”在硝烟弥漫中打响了。那时不管什么都叫“战斗”,现在还是好多有人习惯用“战斗”这个词,好像不“战斗”,就什么也做不了,只有“战斗”才会有气派,才会得到上级的赏识。

这次“深翻战斗”的战场是公社党委的试验田,要求深翻三尺。党委的试验田,却没有一名党委动一锹一镐,反而让我们没有铁锹高的学生来干,心里本来就窝火的我,肚子里的气就满了。

老师也不以身示范,他们“战斗”在监工的现场上指手画脚。学校还专门组织一些学生干部搞战地宣传鼓动。我本来就身小力薄,进度自然上不去。这帮宣传队可算找到了用武之地,轮番在我周围敲锣打鼓,摇旗呐喊给我加油,引得全校的眼睛都往我的身上盯。

他们给我出尽了洋相,我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情急之下,我一抡铁锹,索性不干了。

“谁爱干谁就干吧,反正我不是党委!”猪八戒摔耙子——我来脾气了。

宣传队是校方的喉舌、钦差,校方是党委的忠诚战士、卫士。我的这句话我可犯下了滔天大罪——反对深翻,怨恨党委,就是反对党!

李老师想当红人,我成了他的绊脚石,他对我能不恨之入骨吗?当下,李老师不再斯文了:

“你,牤牛卵子多耷拉两天吧!”

言外之意,我被他判了“死刑”,让我等待缓期执行。

幸亏杨守山、吴玉珠几个同学过来帮我完成了艰巨的任务,不然李老师不许我吃饭!

这一天总算是过去了,什么时候“执行死刑”我没有精力来思考如何应对。这时我所需要的,是吃饭,别做饿死鬼就算幸运了。

晚上,杨守山找到我悄声说:“你真傻,别人挖的都不到二尺深,你怎么非得挖三尺啊。”

原来大家都挖二尺,就把土填回去了,我光顾干活,哪有闲功夫瞭望战场上的“敌情”啊,咎由自取!

深翻的锣鼓声绕梁三日,在余音未了的时候,又一场“保卫胜利果实”的战斗又于深秋瑟瑟的寒风中交火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3红里透紫的老师(梅难止渴)(3)

俗话说得好,“五月旱不算旱,六月连阴吃饱饭”。1958年的天气和年景就应了这句话,粮食生产获得了大丰收。说那是上天的恩赐,毫不为过。试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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