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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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想做个平庸的，尸位素餐名不副实的文化站站长，力求名副其实。于是，吴书纯潜心写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终于有了他实现梦想的根基——成立“文学社”，那时就叫“新星”。因为我们乡叫以前叫“新兴公社”，文学社就以“新星”为名应运而生了。
文学社刚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很惭愧，我不能算“文学人”，就和他学习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功。我还没有入门，“新星”的土壤又有一颗新星崭露头角，她叫王玉娥。王玉娥是写小说的女孩，20多岁，高中毕业后待业。其实，农村的青年无所谓“待业”，毕业就失业很正常。由此，文学社的文学氛围愈加浓重了，相继，段景汇、陈日久、周岐山、朱尚泉等十来个文学爱好者先后走进“新星”的队列，文学创作在我们那里蒸蒸日上如火如荼。
大约1年以后，我的散文《庄稼院的门与路》刊发在沈阳日报上，继而散文诗、寓言等文学作品开始散见报刊上。与此同时，吴书纯的诗画不时地获奖，“新星”也如日中天，引起文化部门和诸多媒体的关注。
为了提高“新星”的品味，在吴书纯的倡导下，我们一起去了沈阳日报，辽宁日报（农村版）请副刊编辑来讲课。
那是夏天，辽宁日报的贾恩禾，沈阳日报诗人解明、胡中惠前来我们乡讲课，受益匪浅。之后，著名作家马加不顾年迈也来看望鼓励他的家乡文学爱好者，是我们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明亮。
一年后，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能力，吴书纯被调到新民文化馆任创作员。不久，他又从新民调到沈阳群众艺术馆，工作至今。其间，吴书纯的作品难以数计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遗憾的是，自从他去了沈阳，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只能在电话里沟通情感。
2004年初春，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家的电话具有报号功能，这个电话头一次打进我家。我没有想到，这个电话是吴书纯打过来的。他首先对我表示祝贺，祝贺我获得辽宁省第一届文明短信大赛获得二等奖。
是的，颁奖仪式在昨天举行，地点在辽宁电视台演播大厅。“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我的电话……”他笑了。
原来，颁奖的时候他就坐在贵宾席上，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不能随便说话打招呼，电视台在录像，五一要播出。
颁奖仪式上除了省市有关领导为我们颁奖之外，还演出了很多节目，都是些大碗登场。这些语言类的节目，正是吴书纯主笔成就的。至于电话，他不说我也明白了，是他从主办单位那得到我的“秘密”的。在以前，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我不是去北京了吗，由来的电话作废的作废，改号的改号，升级的升级……若不是我获奖，若不是他给节目组稿，我们真的很难再见了。
同道挚友“重逢”自然喜不自禁，感慨万分。那么，古有“花为媒”，我们是什么为媒呢？
5 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5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毋庸讳言，我们成为同道挚友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缘分。说一件小事吧，小事验证了一个大道理。
那是一次机关劳动，大家边干活边闲聊，围绕“诗”争论了起来。那个姓冯的党委副书记说他也会写诗，而且说“写诗算得上什么啊？”我和吴书纯就问他“那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诗发表在报刊上啊”？他说“没意思”。
这个领导确实也有那么几笔，但又难登大雅之堂，分明是“酸葡萄主义”，嫉妒心理在作怪。我们没有和他继续争执也就算了，他却以领导的身份和语气反过来来教训我们说“务点正业吧”。
还有这样的领导吗？我和吴书纯“同仇敌忾”对他进行毫不客气的反击，引来其他领导对我们一致的敌视。从那时起，我们领悟了，我们和领导之间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不可同日而语，“道不同不与谋”。
后来，吴书纯走了，去了新民、沈阳。但是，“文人”与官员之争并没结束，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他们在心里服输，觉得他们的工作和“前程”离不开“文人”和笔杆子为止，相安无事，各行其是。
他们也懂得，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吴书纯去了沈阳就是例证，服了，他们也想去，就是难以成行。
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不否认。可是，农村又是个人才匮乏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应该说，有谁不愿意离开农村呢？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到农村来扎根落户呢？那么多的知青不都回城了吗？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知青没给农村带来什么知识，那时的知青知识的含量太低了，竟然冠以“知识”的头衔，可悲、可怜，不可思议。
决策者们也看出了农村“没有知识”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也采取了很多向农村输送知识的决策，所以就有了许多次城里科技人员下乡任职的决策，包括大学生到村里当村委会主任的决策。
1992年，有两名沈阳的科技人员到我们乡政府任科技副乡长。其中的一位，给我们引进来一个假专利，这个专利就是“晴天省力保健些”。正是这个科技人员，极力地把李晴天推荐到我们乡来的，也是他鼓励领导与李晴天紧密合作的。等这场戏演砸了的时候，这位科技副乡长早就杳无音信了，连单位都找不到了。
另外一位科技副乡长，是东北大学的教授葛延津。他协助周乡长抓乡镇工业的时候，正是我下海任鞋厂的厂长的那段时间。我们也算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交往很多，相互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留下不错的印象。
葛教授，大连人，比我小一岁，人很厚道，内向的外表，外向的性格。他爱人姓王，王桂兰，医生，很漂亮，可惜已去世多年。她留下一儿一女，男孩叫葛长振，女孩葛玉，我认识他们的爸爸时，他们分别在念高中初中，现在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
葛教授来我们乡工作，很少回家，家里就两个孩子了，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想起来他该有多难，他图什么？放心家里吗？
在我后来担任保安器厂厂长的时候，葛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就是搞自动化的。他对我那套管理模式和“对外”的态度原则很欣赏。我对他的尽职尽责的精神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则感到很惊讶。他总是穿着那一套青呢子中山服，一双黑面的皮鞋已经裂了几道口子。因为我兼管鞋厂，就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棕色的皮鞋，他拒绝了。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教授的家庭。屋子很窄小，仅仅40平吧。出了书柜和床，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卫生间漆黑。厨房杂乱不堪，几小堆青菜已经蔫巴了，肯定是买来的“堆菜”。他自己也直言不讳：每天都是我买菜，等到早市要散的时候再去买菜……果然是“堆菜”，便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维持这样一个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两个孩子都是花钱的大户，一分也不能少。
1994年春，葛教授和我一起去长春推销电子保安器。我进了一家旅社，一打听住宿费每天一百多元，吓得他拔腿就跑。一连转了六七家，最后选定每宿15元的住下了。晚饭我们没有出去吃，吃了在火车上吃剩下的面包和香肠，连咸菜都没有，只有开白水。
第二天我给他买了一只6元钱的钢笔，好做洽谈的记录。他一个劲说太贵了，心疼了好几天。
当了我们的技术顾问，葛教授不在乡政府住了，就住在保安器厂里，条件很差，他什么也不说，任劳任怨。保安器厂离我家只有5华里，我要他到我家吃住，他拒绝了。我只好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做些饭菜，带到厂子来……
那年的五一他要回沈阳休假了，我把自家院子里的菜给他带上一些，他高兴得不得了。一周以后，我和技术员去沈阳买电子元器件到了他家，又带上许多家常菜看看他。意想不到的是，上次他带回去的菜，只吃了一半。我实在不忍心他这样过日子，临行前给他留下200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经过和我同行的人“说劝”他才表示谢意。他“拒收”的理由是——“你是厂长，千万别拿公家的钱教个人人情……”
听了他的话，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他始终遵循的是做人的要义！
我说我不会拿公款做人情，有我的技术员在场作证，我绝对不会下账本！
科技下乡也是一阵风，不久，葛教授又回到他那三尺讲台。一年后，学校分给他一套140平的新房，孩子也挣钱了，生活有了新起点。那是我已经在北京了，是电话中得知的。我回沈阳后，特意去见他，他请我去下饭店，今非昔比了。可我还是“可怜”他，他依然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和他做伴的，还是那只“高龄”的乌龟，在屋里屋外地爬来爬去。那乌龟是他爱人留下的，是当时治病的药物，她爱人没舍得用，他没舍得丢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5 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5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同我有很深交往的教授还有两位，一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江帆，另一位是台湾中正大学国文系教授陈益源先生。他们都是搞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相互认识还得从谭振山老先生那说起。
谭振山老先生是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我“三集成”接触他时已过花甲之岁，现在是耄耋老人了。2006年，他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20多年以来，他的名声从家乡起步远播海外，是一个世界级的民间故事家。
“三集成”是80年代初全国的民间文艺的普查，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历史文化意义重大。前文我说过了，在我们乡里，这项工作由我具体“执行”，就发现和认识了谭老先生。
老先生博闻强记，能讲述1000多则民间故事，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的地方的特色故事。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其后，受日本国学院野村纯一教授的邀请，东渡扶桑讲学，引起很大的轰动。在这之前，野村纯一教授和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稻田千百子教授一起来谭老先生家做客，由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作陪。我作为他的故事的整理人也在其中，就这样，我和江帆教授认识了，并以其对他的故事做进一步的搜集整理，我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那时，江帆又是省民研会的秘书长，谭老先生的故事对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不久，她多次在全国学术界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她与我同台湾陈益源先生相识的媒介。几年来，陈先生四次来谭老先生家采风走访，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的加深延续着。
陈先生为了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台湾民众，决定在台北一家出版社出版《谭振山全集》，一直在努力中。其中的首要问题，是“著作权”。老先生是故事的讲述人，我是他故事的整理人，我们都有权决定是否可以出版和出版的条件及权益。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也很坦白，只要对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益，其他的事是不用“商量”的。对此“无价转让”，对陈先生震动很大，因为我们提过任何“钱的问题”。
和我们相比，这两位教授很年轻，也是和我接触时间最少的朋友之一，淡情意浓浓。每逢节假日，陈先生都要写信问候我，热情洋溢，尽述友情。我求他办事，他从不怠慢，认真地履行，这也是我的朋友为我有这样的朋友而羡慕我。
他第一次来大陆，我受朋友之托，请他在台湾寻找朋友的一位亲属。陈先生“受命”后四处奔走打探没有结果，只好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或许是所寻之人已经不在台湾了，也许是因他孑然一身不在人世了，始终没有找到他。我的朋友对这个人起初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而陈先生对此却总是耿耿于怀，自责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让我好生感动。
我去北京后，我懊恼把我们的联系电话丢失了，从此失去了联系。后来，情势有了逆转。下面是我的一篇博客——
台海情，波涛难阻；驾扁舟，心驰神往
心如一叶扁舟，驶向了茫茫的东海。开通阻隔彼岸的光，已经驱散了我渴望的阴霾，照亮了我朦胧的双眸。脑海中满是波光粼粼的浪花，还有曾经丢失的贝壳在那闪烁不已。
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就像我突然重拾起遗落的记忆。今天早上，海的那边一束晨曦，让我的希冀不再迷离，一个电子邮件，给予我瞬间的惊喜——
會元先生：
很高興收到您的e…mail
我期待很快可以再見到您
？K且為譚老叔多做點什麼
我在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