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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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末，苏桂琴被市委调任到“新民市报报社”，任社长。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专程和她作别。她约了一些好友为我送别，我也彻底地告别了以她为标志的“广播事业”，也告别了我工作的历程。
在去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浮想联翩，我坚信朋友的路永远都不会走完。想起我这些年来的同僚密友，个个历历在目，心又回到从前，也有无尽的挂念……
3 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3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同僚，字典上指的是，在一个衙门当差的官吏。官吏有别，官是首长，州官、府官、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吧。在官的属下当差的便是吏了，我就是那吏的一类了。“清官难逃狡猾吏”一说，就是官与吏分野的佐证，也道出了官吏之间某种冲突与利害之关系。现如今某些官所以怕吏，倒不是吏的狡猾而是官之不清。
1998年末，乡镇政府机构有了很大的变数，“老的”退下来一大批，“提前离岗休息”了，我在其中。“庸的”被摘下了乌纱帽，“告吏还乡”。刹那间，臃肿的机构立时消瘦下来，许多“肥差”出了空缺，当官者发财的天赐良机有一次光顾他们。
一心想捞肥差的，只要破费一点，当官的绝对让你如愿以偿。大家都这么想，为官的能不这么想吗？可是，不如人愿的是，当政的那个高官太傻了，傻透腔了，所有顺理成章的事都“倒反天干”，叫你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没等有人出来活动活动，那个傻官突然做出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决定，其结果是：许多根本不想捞取肥差的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一贯狗狗蝇蝇善于到处钻营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位置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个看似傻，实则公允的明智之举，比机构改革往下裁员的震动还要大！这个决策人，正是党委书记刘国成。
机构改革本来就造成人心强力的动荡，对改革后的人事安排不当机立断，则会形成“动乱”。你想，要捞取肥差的纷纷给领导“点炮”，这种耗费金钱的狂轰滥炸，一则有违廉政、二则有失为人、三则有误工作，这不是动乱吗？这些捞肥差的人都神通广大，弄不明白你刘国成，我就会让比你官还大的官为我“说情”，迫使你就范！总而言之，人事重组的工作拖延一天，麻烦的麻团就会多一层乱线，让你难以理顺。相反，要是当官的想发财，多拖一天，钱包就像雪团那样越滚越大。时尚的选择是“滚雪团”，傻透腔的才会选择前者。其实，刘国成一点都不傻，他自有自己的道理在其中。
这次机关干部爵位的调整幅度很大。刘国成的原则是，“有真才实学者上，顺风说好话者让”。于是间，一辈子都不想往上爬的大学生李玉新，当上了农技推广站的站长。爱说直话，说话挺“臭”，“六官不认”的大学生王昌超，坐上了农机管理站站长的交椅。机关通信员出身的王昌义，人很老实，接任了退下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角色……
新的调令是刘书记自己运筹的，他不想把麻烦留给其他人。主意一定，他立即主持了党委会，并取得一致通过的支持。
党委会刚散会，旋即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当场宣布人事调整的决定，让有些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这些新任的站长、股长、所长，一时间有“平民”变为“高官”，做梦都没有料到，个个百感交集。
刘书记的用人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冠以刘书记的原则，说的是这条原则很少有人去执行。人们感到新奇，别开生面，才说是他的用人原则了，听起来别扭，但这是事实。
这次改革，有一位干部因考试成绩太差，被列为革职回家的一类。刘书记考虑他一直在乡食堂操劳了20多年，便决定以临时工的身份留用下来。他很是感恩戴德，说什么也要向刘书记表示一下心情。他说：“你不收下我的‘表示’，我心里不平衡啊。”刘书记回答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生活条件还不如我，收下你的‘心情’，我是啥心情？我会平衡吗？”
刘书记的诚恳，使他很受震动，只好收回自己的“心情”。他感慨地说：“领到这样对待我，我更从心里感谢你了。”刘书记笑了“这也不必感谢，这是你多年工作和为人的结果，我当领导的有责任这么做。”
是的，贪得之人接受别人的“心情”，什么时候想到别人的生活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帮敲骨吸髓的强盗，泯灭人性的魔鬼！
世界上，钱财易得、名利易得，人心难得！我的朋友都是知心至交，彼此肝胆相照，我得他心，他得我心，心心相印。
这次机构改革，除12名一般干部和临时工被裁减下来之外，副乡长一层的领导也有一人超编了。那么，究竟谁退下来呢？
党委副书记张玉钧也属于副乡长一级，他大学毕业，正值年轻，正是“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另一位副书记张春刚，初中毕业，教师出身，50出点头。四个副乡长依次是：赵国权，50出头；禇桂琴，女，不惑之年；孟庆华，40开外；张宁，系市里下派的年轻干部，“储君”一类，大学毕业。如果以年龄为界限，赵国权、张春刚被裁员理所应当。论水平能力和群众测评，所有的副职都退居二线后，才能轮到赵国权。
1998年12月，我在北京从赵国权的电话里得知，他退下来了，是他自己向刘国成书记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决策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让刘书记难心。二是不让那几个人因为去留问题而提心吊胆，三是他干腻了。
他腻在哪里呢？简单地说，他和他的亲戚周乡长在一起干腻了。周乡长周春林的亲侄媳妇，是赵国权的亲妹妹。赵国权同周乡长的年龄相当，两个人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毕业，但他们的性格与为人却迥然相异。周春林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和他亲近的无一不是在一种交易中走在一起的“利益伙伴”，交易之后就分道扬镳了，都是些“露水夫妻”。赵国权讲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宁让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人。他对周春林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见了谁都冷嗖嗖的面孔十分讨厌。工作上，周春林说一不二，真理永远在他手里，容不得半点意见的作风尽人皆知。赵国权则是广纳贤言，讲上级与群众意志的统一，为人谦恭。他们的处世哲学，就应了那句话：铁匠铺下雹子——水火不同炉是也。现在他们早就都退居二线了，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关系得到了融洽，往来也频繁了。都想通了吧，“固执己见”不如“相互融合”。
再就是，他和他的义弟孟庆华在一起干腻了。
20年前，我们三个人因为和别人说笑话站在了一起，被称为“三兄弟”。这种“结拜”没有插草为香的仪式，也没有信誓旦旦的宣言，仅仅是“矛头一致对外”而已。我们的“公敌”是武装部长郭士文，相互之间有“论头”，亲家和姐夫小舅子的关系。别人跟着凑热闹，就叫我们为“三兄弟”了。我比他们俩都大，是他们的大哥，孟庆华是小老弟，我们的共同点都是“海交”。我和赵国权的“海交”是有原则的，也是无代价的。我们的老弟“趋光性”很强烈，不管是否腌臢，只要有“光”就去依附，有利可图就忘了“义”的内涵。赵国权层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孩子大了不由娘，何况我们是“松散”的义兄义弟的关系呢。
1997年，按上级指示精神，乡政府增设工会主席一职，属于副乡级级别。乡里先是从党委委员中提名，结果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孟庆华当时是党委委员之一，我任办公室主任。我考虑自己年龄偏大了，也不想掌握什么实权，只要轻松一点就满足了。别人不爱干的事我去干，总不能说我是有利可图吧。于是我和领导提出了“申请”。结果，王广福书记对我的想法处之冷漠。在冷漠中，情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孟庆华出尔反尔，把工会主席的位置抢占了。
赵国权对此很恼火，他说：“你原来不干，大哥才提出要干的。他眼看就要退休了，能往上上一步还有机会吗？你怎么和他抢位子啊？”孟庆华笑道：“这你就不明白了，王书记说了，我们们就从这个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
其实，从党委委员的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的机会更大。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赵国权不再和他理论了，不再对牛弹琴。
3 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3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孟庆华和贾书记“很要好”，贾书记走后和王书记也“很要好”。逢年过节那些村官们或肩背手提、或腰缠兜揣地去朝拜领导，哪次不是不是他为渊驱鱼为林驱鸟的呢？这就是“很要好”的妙处，要的就是领导对他的好。王书记真的够君子，从不背信弃义，好处统统都会给予他。在有谁来担当工会主席举棋不定的时候，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他如愿以偿了，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他在王书记调走之前，顺利地由工会主席过渡到副乡长的“彼岸”，心满意足，春风满面。
王书记走了，刘书记来了。第一个叫刘书记“五哥”的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刘书记在家族中排行老五，就是“五阿哥”了。他离我们那么远，没有两下子的人怎么会对他了解得那么详尽？大概是刘书记不买“五哥”的账，不拿“五哥”换钱财，更讨厌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所以“五哥”对他并不感冒。
赵国权干腻了，只好“让贤”，以此来“求闲”，求个清静，有些累了。
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从齐齐哈尔铁路中专毕业，先后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下属的同一个单位任职。和我一样，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生，早就想退下来歇歇了。我们在一起的话题是共同的、愉快的，相互之间得到的都是教益和互补，还有勉励与鼓励。工作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默契，再难的任务也都会很顺利地完成。
1998年春，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了，我们被分配到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群众工作最难做的那家村。结果，那家村第一个结束了这项工作，没遗留一点后遗症，群众皆大欢喜。那一年的工作，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工作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年底我就“提前离岗休息”了。我没有任何遗憾，对待工作与朋友都是尽心竭力，不遗余力。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交往，这是事实。以真诚把交往延续下去，交往则是永恒的。把交往当作牟利的过程，交往就变得龌龊而被别人抛弃，那是暂时的，利益也昙花一现，最终蜕化为泡影。这和婚恋差不多，相互爱慕的结合是甜蜜的幸福的永久的，为了钱财和地位的结合，这样的婚姻是暂时的苦涩的。即使能勉强维系终身，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怪人们在交往中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诚恳与真诚是交往的最好触觉。有了这个触觉就有了心心相通，我的另一个同僚李士和就对此深信不疑。
李士和小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大的，又走向了社会。我从来没见过他皱过眉头，他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而从不回首自怜。
他比我先一步下海，任乡办企业“丹侬洗衣粉厂”厂长。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对外交往，我们奉行的原则都如出一辙，不为流行的处世哲学所左右。我们负责的两个乡镇企业可有一比，是“同船之鸟”，都是获利渔翁放出去的鸬鹚，来捕捉我们所需要的鱼。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乡镇企业的大环境十分恶劣，虽然苦苦的支撑，但难得咸鱼翻身。后来，我们几乎在同时与企业“合作者”一刀两断，斩断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企业不再为他们被它们勒得不过起来，也不再为他们所宰而流血。当我们全身而退的时候，企业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附的独立企业了，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和债务纠纷等遗留问题。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安全”地撤退回大本营，那一段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肯定。但这期间并不一帆风顺，领导曾经不允许“下海者”上岸，不让我们回复原职到乡里上班，他们违心地自食其言了。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得以“复辟”，领导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继续支撑下去，没有合适的人选继任，担心企业一蹶不振。李士和终于回去了，还是做他那个党委秘书的工作。两个月后，我也上岸了，我的要求是换一个岗位。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考虑到下海期间虽然没有给乡里捞到什么大鱼，但也把船完整无损地开回港湾，功不可没。我的功劳在于：把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