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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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同床不同梦。
郭志彪和他截然不同,他的伯父和父亲对他要求很严格,自己在学习上也很努力用功。在新安堡小学时,我受郭洪奇的影响,很贪玩,学习稀里糊涂。和郭志彪交朋友,我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开始上进了。
1957年冬,我约他去辽河西岸的山上玩,他答应了。小时候我就爱爬山,姥姥家的背后就有七星山,我常去那玩。现在离姥姥家太远了,远得看不见那山了,有些思乡,思念姥姥……
郭志彪嘴上答应我了,但他迟迟不肯动身,直到做完了作业,我们才起身成行。过了几天,他主动要和我去“老背河”,我早就心驰神往那个地方了。“老背河”是辽河的故道,有很多神奇的传说,冬天的冰面很很透亮,可以看见很深的河底都有什么,夏天是很危险的。可是,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完成作业!
和他玩了两回,让我回味无穷,受益匪浅。如果说,直到现在我依然注重学习的话,那么,这功劳就归属我的学友郭志彪了。他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位诤友了,没有他的诤言与熏染,我绝对考不上初中!
郭志彪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直接被新民六中录取为保送生。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奇#書*網收集整理,留校做了一名后勤职员,是他考虑伯父伯母父亲年事已高,快点就业,少拖累三位老人。
直到1969年,我才知道他在学校没干多长时间,就会他的老家三道岗子公社,在农田办做了工程技术员。
从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1969年夏,整整8年的时间我们音讯皆无。这年初夏,郭志彪被县水利局抽调,负责团山子“引辽水利工程”的勘测。当时我受生产队的委派,在那个工地劳动时,我和他邂逅相遇了。那时的我们才20多岁,就相隔8年未曾谋面,时间是多么的漫长,思念之情又是多么的痛苦啊。
我是个“八等人”的社员,到工地劳动在旧社会叫做劳工,是社会的最底层。郭志彪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社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白领”。但是,地位和处境的反差丝毫没有阻碍我们感情的交流和友情的加深。晚上,他特意来到我家看我,鼓励我不要消沉。大概是他看到了我寒酸的家境吧,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瓜窝棚。他哪里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消沉过,我坚信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1976年夏,我去了公社上班,郭志彪升官了,当上了农田班主任。几年后他又由党委副书记升任乡长了,1998年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在任期间是贪还是廉,但有一点有口皆碑,那就是他对他的老师尊敬与关爱。
郭志彪念初中的时候,梁文富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而且一直到他们初中毕业。梁老师子女多,师娘赋闲在家,生活上即使省吃俭用,也难以办成诸如孩子结婚、盖房子这样的大事,一筹莫展。是的,一个初中老师的工资,去掉日常生活的“糜费”,还能剩几个大钱?眼见孩子大了,房子小了也破了,愁得眉头紧锁。郭志彪得知老师的困难处境,便悄悄地为梁老师筹谋。
钱,他出了,力也尽了,解了老师的燃眉之急,四间北京平拔地而起……
学生帮老师的忙,天经地义,也屡见不鲜,只是我亲眼所见实在罕见。
梁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我没有什么财力、物力可以帮他,我还不如他。我对梁老师很敬重,前文已经说过的,对他我只有“效力”和“孝心”,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他对我也很“欣赏”,说我是个有心人,那是在一堂体育课上。
那天下雨,不能在室外上体育课了,就在教室里上体育知识课。他问同学们“北冰洋为什么不能滑冰”?我见没人回答,就站起来说出了答案,他很惊讶,就“表扬”了我。下一节课是其他班的体育课,外面还是下雨,梁老师还是问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之后,“我能回答”的故事就在全校传开了。
“我能回答”,是梁老师对我的鼓励,然而,这样的鼓励是多么地难得,对于我又是多么大的财富啊!我不会忘记,鼓励是财富,需要不吝啬的人给予,你才会把它变成勇气和信心,那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与前提。
后来,我和梁老师“同朝称臣”了,他负责业余教育。那年机关去大连旅游,我们住在旅店的一个房间。晚上,我打了一盆水给梁老师洗脚。他很动情:“这还得了,你也是40岁的人了,还给我打洗脚水……”
“我年龄再大,您也是我的老师啊。”
那几个晚上,洗脚水大家争着打,几个机关的同志年龄都比我小,我和梁老师干脆伸不上手了。
梁老师为人诚恳正直,也耿直坦率。当年在小韩家窝棚劳动时,他们班吃得好,吃得饱,我没有这个福分。但是,我从此就敬佩这个师长了,他有师长的风度心胸。我能给梁老师打一盆洗脚水,尽一点师生的情谊,即使我的心情,也是我的福分吧。
1 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1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我在乡政府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三道岗子乡政府,恰巧郭志彪都在。他不喝酒也不吸烟,就找人陪我吃饭,他坐在一旁和我“家长里短”,比喝酒还要兴致。临回来的时候,郭志彪总忘不了给我母亲带些礼物,还有真切的问候。
父亲在郭家沤麻坑教书的时候,学校没有主任和校长,父亲是个“负责教师”,就是学校的“领导”了,所以我和郭志彪小学毕业证书上盖的就是父亲的印章。那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唐国仁老师家在义县,郭志彪家的西屋就是唐老师的寝室了,学校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
郭志彪被保送到初中,回避了考试的风险。要是现在,一定有人说是父亲和唐老师徇私舞弊所为。父亲和唐老师心里没有鬼,做事自然会坦然,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单纯”,根本没有也不会考虑过复杂的问题。假如真的考虑了,或者有人去争这个名额,郭志彪也会考上的。但是,郭志彪还是要感谢父亲和唐老师的,这种感情大概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情谊吧。父亲虽然不在世上了,所以,郭志彪对父亲的感情永远不会淡化。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个子一直很矮,总是充当打头的角色。上下年级的同学和老师很容易注意到我。这就是“天时、地利”吧,我给别人打下的印象很深的缘故,多了一点“知名度”。
1998年4月4日,一些初中的同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罗家房相约聚会,离我们毕业已经有37个寒来暑往了。
那天,毕增华打来电话,说他做东,“欢迎周景成从大庆回家看看……”
离别37年了!一个电话过来,慢慢的人生路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暂。那天,凡是居住在本乡的同学都到齐了,大家全是半百有余的人了,偶尔照一下镜子恐怕自己都难认识自己。
当周景成来到我们中间时,想不到他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我很感慨,我们是同桌,千万个日出日落的火,竟然没有把我在他的印记中燃灭。
37年,是个什么概念?人由少年变成了老年,由孙子辈变成了爷爷辈,由纯性的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人、公务员、企业家……漫漫时间的笔,把我们化妆了,我们在演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十几个同学、十几双筷子、十几张嘴,比划着、咀嚼着、说笑着,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又回到了当年。变的是年龄、社会角色,不变的是那颗童心,在此时此刻。
是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季的童心,也只能在这一瞬间再现,这也是一场戏,一场喜剧。它给人回味,也给你幸福,也有几分惆怅与凄苦,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周景成是我多年的同桌。那时,只要老师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我和他总要“单打独遛”,我们的个头、性格、情趣……如影随形,好像交往不够。遗憾的是,他没有念到毕业就去黑龙江当“盲流”了,和全家一起去的,为了吃饱肚子,所以我们俩没有毕业合影留念。现在他也经提前退休了,原工作单位是大庆某油井的一个运输公司。今天他的来到,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来……
初中毕业的时候,是要照毕业照的。农村没有照相馆,全校4个班级,200多学生,步行30来华里到三台子火车站上车去新民县城照相,单人、半身、免冠、黑白照。
1961年的夏天很是酷热,也是生活最“酷”的时候(不然周景成不会当盲流),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县城。我没有足够多的钱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合影。老师也想到了大多数同学们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宽裕,就没有组织我们拍全班的毕业照,大家都很理解,对此心照不宣。你想,饭都吃不饱,那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啊。现在觉得很遗憾了,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给我们留下不能弥补的缺憾,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兜里的钱,去掉往返的火车费和毕业照的花销,连半斤饼干都买不成了。幸好我没有“多余”的钱,不然,我也会像有些同学因为吃了蟹子一个劲地拉肚子。
我们大都是初次见过“大世面”,一切都觉得新鲜,尽管那时的县城很破旧,就像一个大村屯。有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就在新民火车站前那买了蟹子,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的蟹子,红红的散发着馨香。我没有吃,躲在远远的地方看人家吃,在咽口水,但没有吞噬恶果,幸免一难啊。
在照相馆那,我犹豫了,最后决定买2两饼干,剩下的钱和芦奎元照了一张合影,实在是珍贵。
芦奎元和我很要好,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的哥哥当时在广东音乐学院读书,我很是艳羡。周景成走后,我和芦奎元的来往就更多了。芦奎元家较之我家殷实,穿的用的很“当代化”,花钱不像我那么“紧巴”。我们的合影,是芦奎元出的钱,我出人。可惜的是,保存那么多年的“历史遗迹”,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一张照片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我清楚的记得,那照片是夹在“论共产党修养”的书中,被造反派拿走了。
在毕业紧张的自由复习阶段中,我和芦奎元几乎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打拼。我们俩得益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双双考入新民高中。考上高中的另外两个人是刘迺成和田孝明,我们4个人都是小个子。
在初中和高中,我没有要好的女同学,也不懂得和异性接近,所以就不像有些因情窦初开而情思烦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同学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恰恰相反,有个女同学对我的感情,是我流水人生不能冲淡的。
1 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1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这个女同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张柏芝。她比我大两岁,为人热情热心,心地善良质朴。她是班级的团支部书记,学习并不是很好,但她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优势而嫉妒他人。相反,她很喜欢羡慕那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在她的眼里,只要是学习好,其他的毛病都可以原谅的。我就是在他这种坦荡的宽容中,丢掉后进生的包袱,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好的团支部书记,也没有逃出“政治漩涡”给他带来的厄运!
1960年冬,罗家房公社的二道房等几个大队,在有关文件地指导下,经历着一场“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张柏芝的父亲被定为落后地区中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不久被关押。有这样的老子,其子女的“政治标签”刹那间变得一文不值。
张柏芝所以愿意接近那些学习好的同学,是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远大志向的流露,渴望在学习上后来居上。如今,一切美好的梦幻,都被这个铁的事实击得粉碎。不久,他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加入另一类“盲流”中去。一时间,全校哗然,这个在全校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逃跑了!”,同学们难以接受这个“政治事件”。
1985年夏,我听说她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家商店当经理,顺便去看她。不巧,张柏芝那天不在,我只好请她的同志待我向她表示问候,以期日后再见,但至今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后来,她的堂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打过去原来是一家公用电话,好不失意。
如果有人问我:按你的体会,是初中好呢,还是高中好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初中好!
初中时期,虽然我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但有那么多的同学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同情与鼓励,终生难忘。初中,是我人生启航的加油站!他给了我继续远航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