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头的要睡在靠门的地方,俨然是只头雁。那个位子在夜间容易被出出进进解手的伙计搅醒,这个苦就得你来吃,这个罪就得你来遭,让伙计养足精神,反之,干活的时候就会被你打头的拖垮。
生产队的打头的属于几等人呢?难以界定。说他是九等人吧,他不挨抠,还可以抠别人。说他在九等人之上吧,他还天天和九等人一起“遛垄沟”!就这个角色,一般人还干不了,缺了他还不行,只得用每天多给一分来招募来诱惑。
8队好几天没有组长了,队长惶惶不可终日。
那天,他起大早去李书记家请示,让我当组长。李书记听后先是眉头一皱,思考了片刻也点头了。他跟队长说:还是过去那句话,监督使用,改造利用……就这样,我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全公社惟一一个上中农成份的组长,党委通过的,严肃通过的。
当组长就当组长吧,不管怎么说我比九等人还多挣一分,不然不也得天天遛垄沟吗?
我当组长,队长就成了“甩手当家的”了,几乎没有他可以操心的事了。先铲哪块地,派谁去放牛,什么时候编筐打帘子准备秋收……一切农活井然有序地进行。
组长的权利也不小吧,安排劳动由你,休息时间长短、收工早晚,都是你一锤定音。
农村的杂节很多,除了法定的五一、十一,还有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而农民非常重视的还有一些“鬼节”——清明节要上坟烧纸,农历七月十五的“七月节”也得给死去的人“送钱”换季,“十月节”的农历十月初一更得去墓地看看先人在冬季里是否有柴有米……
无论是正式的节日还是习俗的节日,打头的都得心中有数,或提前下班,或晚点上班,想法给予社员一种节日的感觉。队长也是人,心里不高兴,嘴上还得同意,对我的安排不闻不问,默许。我在“抓革命”上违背了政治形势,但在“抓生产”上一点也不含糊,耽误一些时间加把劲就出来了,生产要紧,吃饭时第一件大事。
在组长的位子上,我算得上顺风顺水,队长社员都满意。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我却逆风逆水,难有开心一笑。
人常说,“人要不顺茬,喝水都塞牙”。就在我安于一日两餐,“中午饽饽,晚上喝喝”的幸福中,“塞牙”的祸终于所致了。
那时候,社员早上都不吃饭就下地干活,为了节省粮食。中午,家家户户都吃大饼子,不然下午干活就没有力气。到了晚上,那晚餐就是“喝喝”,喝过稀粥就睡觉。趴在炕上就一觉到天亮,没有谁找你麻烦,就是福。
那一天夜里12点钟,我迷迷糊糊地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
“起来!开门!”
半夜敲门,肯定有什么急事!我的心门被心血堵塞了,血流静止了。
我赶忙走到外屋,看看是怎么回事。
门还用开吗?那时候没有贼,也没有土匪,家家的门都不上栓,敲门人不请自进。
其中的一个人我认识,是本大队的曲作明,原来的大队会计,后来的进校老贫农。其余的3个陌生人面目狰狞,满脸的杀气。进门的第一句话就是:
“不许动,面墙站着!”
随后,曲作明在我的背后严厉地交代:
“我们是按省里的指示,到你家来搜查的,你要老实!”
夜深人静,他们大声的咆哮吓得全家人不知所措。我是家里惟一一个大老爷们,已经被人控制了,她们没有半点安全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孩子吓得哇哇直哭。那咱父亲早被关押起来了,好长时间不让回家,也不允许家人去看望,犹如生死两别。
我面墙没有动,在揣摩究竟为什么要“抄家”。
“我们是三道岗子公社革委会的,你父亲是反革命,他已经交代了所有的罪行,我们是来搜查罪证的!”
另一个人更是咄咄逼人直言不讳:
“有一把日本战刀,你藏在什么地方了?快把它拿出来!”
说完,有一个人手里拿着大棒子看着我,其余3个人闯进里屋里,用同样口气命令包括祖母在内的所有人,“不许乱动!否则后果严重!”
妻子抱着一岁多的孩子,没有听他们的那一套,大声质问道:
“喊什么喊!半夜三更的,吓着孩子!”
她还敢顶撞革命派,我没有预料到。那三个陌生人正要采取行动,曲作明“良心发现”:
“算了,她是贫下中农,跟他们不一样。”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发现”,而是他看到我要“鱼死网破”。
就我那时候的体力和情绪,对付他们几个,起码能赚回一个。这就应了“横的怕不要命的”那句话。一个大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祖母、母亲、几个妹妹、妻子儿郎活着还有意义吗?还有颜面吗?我不怕死,他们怕死,才“良心发现”!
这把日本军刀,是父亲与傅良己老师在回回营教书时切菜用的刀,今天却成了反革命的罪证。
1964年回家劳动后,我按照高中物理的知识,自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不需要电池做能源。这样的收音机,即便在房顶上安着高高的天线,也只能接收到3个电台的广播。3个电台有中央台、辽宁台和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为了接收安全的要求,必须设置一个与地面接触面积大,有相当深度的地线。这个地线就是那把战刀了。
我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很谨慎,不让我去取那把战刀,生怕我捅死他们。我在两个人的看守下,另外两个人去西房墙那搜战刀。
取出了战刀,又逼我说出其他的罪恶,我一口咬定“没有!”,他们就动手自己搜查。霎时间,里屋外屋一片狼藉。忽然,他们在我的图书中发现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如获至宝。
他们总算得到兴师问罪的口实:
“你不老实!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我是连毛主席的著作都不学习的人。那么,这本书是怎么来的?
1 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1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这本书的确是父亲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父亲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直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原则下努力改造自己的。他很注重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的学习,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心想脱胎换骨,加入党的组织。他要向焦裕禄学习,人家在死的时候不是还以“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座右铭的吗?
“文革”前,在教师队伍中父亲的表现可谓很优秀了。记得在三道岗子乡一次大型表彰大会上,父亲是教师中唯一受到表奖的先进工作者。
这本书看上去很旧了,不知道父亲翻阅了多少次,会有多少心得在心中。今天被人家“翻阅”了,他们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