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评传-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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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基础上，将医药理论同辨证处方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这是《本草纲
目》的一个重要特点。
李时珍将总结历代著名医家的多种用药凡例、用药式，放在首要地位，
目的不是为了用这些既成凡例、药式束缚人们的思想，让人们不假思索，照
别人的凡例、药式遣方施药；相反，正是要求人们更好地领会、掌握辨证用
药的基本规律，临诊可以灵活运用；遵守客观规律，更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际上，各种用药凡例、用药式，是祖国医学长期发展所积累的有效经验，
可说是历代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长期医疗实践中知行统一的范例，具
有普遍有效性；然而医家灵活运用凡例、药式的过程，依然是一个理沦和实
践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的过程。例如药性的升降沉浮，固然有普遍的规律。
在《升降沉浮》中，李时珍写道：“味薄者升，甘平、辛平、干微温、微苦
平之药是也。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酸温、酸平、咸平之药是
也。气厚者浮：甘热、辛热之药是也。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
掌握这些关于药性沉浮升降的基本准则当然很重要，但仅仅一般地了解它是
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于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李时珍说：
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 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
达下焦；
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
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73 页
“升降在物亦在人”，这是李时珍认识论中的一个光辉命题，它肯
定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客观规律，去改变药物的性能。
如此乃能成为一个“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的高明医家。
辨证论治的结论，最后见于处方。正确的处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知
与行统一的产物。处方的一般原则，《内经》已有论述：“气有多少，形有
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至真要大论》）方分七类，有大方、小
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还规定“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
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
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同上）这里提出的奇之、偶之、
反治、从治、反佐，都是一些基本原则，如何具体处方，还得靠各人的临证
经验，所以李时珍在《七方》中指出：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反佐，即从治也，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拒格，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
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中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
寒气既下，
热性随发也。此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妙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58 页
李时珍强调，在实践中要“神而明之，机而行之”。“神而明之”，就
是要人们认真掌握基本准则，知之必须明白透彻，不可一知半解；“机而行
之”，即要求灵活运用，达到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得心应手，
获取神效。
李时珍介绍了自己“神而明之”，”机而行之”，药到病除的一则临床
经验。“一锦衣夏月饮酒达旦，病水泄。数日不止，水谷直出。服分利消导
升提诸药则反剧。时珍诊之，脉浮而缓，大肠下弩，复发痔血。此因肉食生
冷茶水过杂，抑遏阳气在下，木盛土衰。《素问》所谓久风成飧泄也。法当
升之、扬之。遂以小续命汤投之，一服而愈。昔仲景治伤寒六七日，大下后，
脉沉迟，手足厥逆，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用麻黄汤平其肝肺，
兼升发之，即斯理也。神而明之，此类是矣。”（《麻黄·发明》校点本第
二册，第1009 页）
《本草纲目》中还保存了李时珍参考古方，神而明之，治愈一妇女浮肿
哮喘的医案。患者自腰以下浮肿，面目亦肿，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溏
泄，小便短少，服药无效。李时珍诊视的结论是：“脉沉而大”，沉主水，
大主盛，断定乃“病后冒风所致，是名风水也”。首先用千金神秘汤加麻黄，
一服之后，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汤吞深师薷术丸，二日小便多了，肿消十
之七，调理数日而恢复健康。李时珍深有体会地说：“益见古人方皆有至理，
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香薷·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10 页）
不难想象，这样医药结合，知行结合，“神而明之，机而行之”，一药而起
沉疴的病例，在李时珍一生中不知有多少。
《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一件知行不统一，有病妄投药，导致丧命的事例。
蕲州郝知府对医药一知半解，“自负知医”，不懂装懂，有病不求医，妄投
汤药。结果自作自受，命归黄泉！李时珍无限感慨到：“吾蕲郝知府，自负
知医，因病风癣，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
不慎乎！”（《乌头·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179 页）这种人可悲在对医
理并不精通，不求“神而明之”，知行统一，却无知妄行。结果事与愿违，
受到无情的惩罚。
（二）升降随人工，炮制变药性
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药物的炮制上，表现十分突出。药物升降浮沉的特
性，可以通过炮制手段加以改变，这是人们从长期实践中获得的认识。随着
医药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药物炮制理论、炮制方法、炮制质量的认
识也日益深入、全面、系统。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以往的炮制理论和
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作出重要发展。近400 味药物，写有“修治”一栏，
全面介绍了前人的实践经验，其中自己的亲身经验有170 多条。在他看来，
了解药物的产地、形态、生长规律、采集季节，名实统一，十分重要。但这
还远远不够，循名责实，不能单凭药物的外部形态。要充分认识药物的性能，
还须同炮制过程联系起来全面考察。不少药物，一体多用，名称虽同，由于
炮制方法有别，性用大有差异。不熟知药物炮制理论及方法，绝不能成为一
个本草学家。对药物进行不同方法的炮制，根本目的是使一种药物产生多种
疗效，以适应治疗各种疾病的不同需要。
李时珍以香附子为例，指出：“生，则上行胸膈，外达皮肤；熟，则下
走肝肾，外彻腰足；炒黑，则止血。”不特如此，由于炒的时候，所用辅料
不同，性效亦大异。”得童溲浸炒则入血分而补虚，盐水浸炒则入血分而润
燥，青盐炒则补肾气，酒浸炒则行经络，醋浸炒则消积聚，姜汁炒则化痰饮。”
（《香附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890 页）根据行经、补肾、消积、化
痰等医疗上的不同需要，对香附子进行不同的浸炒，这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
能动作用，改变药物性能的表现。李时珍从哲学上加以概括，谓之“升降在
物亦在人”。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黄连。黄连是治火的主药，人体五脏六腑皆有火，
用黄连治不同部位的火，则要求不同的炮制方法。李时珍对黄连的修治作了
深入的论述。
五脏六腑皆有火，平则治，动则病。故有君火相火之说，其实一气而已。黄连入手少阴心
经，为治火之主药。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虚火， 则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则以酒
炒；治中焦之火， 则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则以盐水或朴消研细调水和炒。诸法不独为
之引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在用者详酌之。
——《黄连·修治》校点本第二册，第771 页
李时珍指出用不同的辅料进行浸炒，不尽是用为引导而已，同时是为了抑制
其苦、燥之性，即通过化学变化，改原黄连的原有性能。对黄连的不同炮制，
是为了适应辨证论治的要求。李时珍把医、药、炮制方法紧密结合起来全面
考虑，而不是孤立地讲医、讲药、讲炮制手段。他启示人们，必须把医、药
理论同炮制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从
黄连炮制中概括出：“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的炮制原理，这
是对长期炮制经验的总结。说明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炮制原
理本身是知行结合的产物。你要认识药物的性能，掌握炮制的规律性。就必
须投身于行医、制药的实践中去。李时珍十分强调知与行的结合，目的即在
于此。非此，不足以认识医药的精微。一个高明的本草学家，不只是告诉人
们怎样炮制药物，更要能从原理上告诉人们为什么要如此炮制，使后人能用
理论指导实践，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李时珍关于黄连炮制方法及炮制原
理的论述，更有典型示范的意义，对祖国炮制学的建立无疑是一个贡献。当
然，李时珍对炮制学的贡献远不止此。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修治”栏下共载了60 多种有毒药物的炮制
方法，其中有植物类毒药，也有动物类毒药，还有矿物药。历代本草对毒药
的炮制尤为重视，要求极严，因偶有不慎就会引起中毒，危及生命、健康。
对毒药的作用，要一分为二。使用得当，炮制得法，毒药可以对治疗疾病起
特殊效用，许多病常常要“以毒攻毒”。但是，如果炮制不得法，使用不当，
必遭危害。李时珍对毒药的炮制进行了认真的实验、研究，发明创造了多种
毒药的炮制工艺及炮制理论。如附子用煮，常山用蒸，赤铜屑用煅，半夏用
发酵，硇砂用水飞，南星用火炮，等等。不同的毒药，以特殊方法制之，都
可以达到取其利而避其害的目的。充分掌握毒药的炮制规律，发挥主观能动
性，使毒药为人所利用。一种毒药，由于选用不同的辅料，通过不同的炮制
手段，可以使它发挥多种效用，以适应辨证施治的要求。天南星是一种毒性
强的植物性药物，李时珍根据“药随人使”的原则，指出它可以在多方面发
生作用。生用可治风痰，熟用可治风热之痰；以生姜渣和黄泥煨，可治脾虚
多痰：“得防风则不麻，得牛胆则不燥，得火炮则不毒”。（《天南星·修
治·气味》校点本第二册，第1186 页）这里除强调药物“异制则异用”的原
则外，还明确肯定通过炮制手段，有毒可以变无毒。中国古典哲学中人定胜
天的唯物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深动地体现。
（三）知君知使，奇效无比
在医疗实践中，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表现在辨证论治上。辨证之
后，可以采取多种手段进行治疗，针灸、按摩、气功疗法等，都是行之有效
的中医治疗手段。多数情况，采用服汤药的办法。方药的配伍，则独运匠心。
《本草纲目》中的附方，共15000 多个，其中600 多方是李时珍自己的临证
处方。清人蔡烈先将书中全部附方按病分类，编排而成《本草万方针线》，
具有很大实用价值。李时珍所贡献的600 多方中，单味者占80％以上，复方
只占少数。说明李时珍处方治病，力求简易，对单方、验方特别看重。
中医复方，注重药物的配伍，自《内经》以来，总结出君、臣、佐、使
配伍原则。《素问·至真要大论》指出：“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
之谓使”。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本经名例》）的原则，拟制的配
方，《内经》保留了12 方，共用药25 味；《伤寒论》为113 方（实为112
方），共用药93 味：《金匮要略》为263 方，共用药202 味。后人将《伤寒
论》113 方归纳为桂枝汤、麻黄汤、葛根汤、柴胡汤、四逆汤、承气汤、理
中汤、白虎汤等12 大类，使人们对配方中君臣佐使关系更加易于掌握。把握
了各类主方的君臣佐使相互配伍的关系，然后因病增减，随机应变，可治疗
同类和相近的疾病。李时珍在《蜀椒·发明》中介绍了自己利用平胃散增加
适当药物治愈一个“百药不效”的病例：“一妇年70 余，病泻五年，百药不
效。予以感应丸50 丸投之，大便二日不行。再以平胃散加椒红、茴香、枣肉
为丸与服，遂瘳。每因怒食举发，服之即止。此除湿消食，温脾补肾之验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852 页）平胃散是治脾胃病的主方，加上椒红等佐使药
物，更有神效。
李时珍认为有君有使，平凡的药物可生奇特疗效。赵继宗《儒医精要》
云：“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补髓，通肾气，定喘促。”李
时珍对这一名医论断作了透彻的解说，指出平常的麦门冬，为何能有此奇效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