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珍评传-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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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一人而已。”（《序例·历代诸家本草》，校点本第一册，第9 页）
他称赞李东垣说：“受业于洁古老人，尽得其学，益加阐发，人称神医。”
（同上）对以脏腑病机辨证为中心的补土派医学理论的创立者，李时珍推崇
备至。他说：“《素问》云：“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千
古之下，窥其奥而阐其微，张洁古、李东垣二人而已。”（《升麻·发明》，
校点本第二册，第797 页）李东垣阐述补土学说的基本观点说：“土为万物
之母。”“人以胃气为本。”“脾胃之气既伤，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由
生。”把脾胃气充足与否，同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紧密地联系起来，作为临证
施治的指导思想。
李时珍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李东垣创立的脾胃为元气之本的学说，
作了新的发展。首先，他肯定脾胃的功能。同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血液
的营造有密切关系，写道：“人之水谷入于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
日化为红，散布脏腑经络，是为营血，此造化自然之微妙也。”（《红曲·发
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547 页）其次，他用五行生克原理，强调培土健脾
对其他脏腑机能的调整的重要性。他说：“土者万物之母。母得其养，则火
水既济，木金交合，而诸邪自去，百病不生矣。”（《黄精·发明》，校点
本第二册，第720 页）
李时珍在一节医话中，用补土原理创造性地解释了木瓜治转筋的道理。
按常理，肝主筋，转筋似乎由肝病引起，木瓜能治转筋，岂不是对肝有益？
李时珍认为不然，指出转筋是脾胃病不是肝病，它由寒湿之邪伤害脾胃造成。
木瓜之所以能治转筋，在于它有“理脾而伐肝”的效用。他说：“木瓜治转
筋，非益筋也，理脾而伐肝也。土病则金衰而木盛，故用酸温以收脾肺之耗
散，而借其走筋以平肝邪，乃土中泻木以助金也。木平则土得令而金受荫矣。”
（《木瓜·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69 页）李时珍还运用培土原理医治
好一些疑难病例，留下了主贵的医案。他发展补士派学说既有理论又有临证
经验，坚持了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李时珍的医话中还有关于脑主思维的刨论。
祖国传统医学有许多特殊术语、特殊概念。李时珍对一些医学的基本概
念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历代医学文献的研究有所发展。由于他的专门
医学著作有的己失传，难窥全貌。《本草纲目》留下的医话中保存了一些基
本观点。例如关于脑为元神之府的学说，很值得重视，他肯定脑是人的思维
器官。400 年前李时珍提出这一重要观点，难能可贵。
自先秦以来，中国学术界一直认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素问·灵
兰秘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灵枢·邪客》说：“心
者，五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代表了医学界的看法。盂子从哲
学家立场明确论定“心之官则思。”（《孟子·告子篇》）直到明代中叶，
著名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8）仍然坚持这种观点。李时珍第一次提出脑
是人的思维器官的观点。他在《辛夷·发明》中明确论定：“脑为元神之府”。
（校点本第三册，第1936 页）中医学称脑为奇恒之府，由髓汇集而成。《灵
枢·海论》说：“脑为髓之海”。《素问·五脏生成论》说：“诸髓者，皆
属于脑。”都没有强调它与精神活动的关系；《灵枢·大惑论》只强调视觉
器官与脑有直接关系。李时珍称脑为“元神之府”，明确论定脑是精神活动
的总枢纽。后来清代著名医学家相继发展李时珍的思想。汪昂《本草备要》
（1694）肯定“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本草备要》卷三辛夷条）王清任
在《医林改错》 （1830）中，专门写了《脑髓说》，详细论证了视觉、听
觉、嗅觉与脑的关系，并用羊痫风患者是“活人死脑袋”的事实，证明“灵
机记性在脑”的科学论断。王清任特别引用了李时珍“脑为元神之府”的观
点，作为自己的论据。他们都把“元神”看作高级中枢神经机能。“脑为元
神之府”，即肯定脑是高级中枢神经活动的司令部。在中国学术史上，推翻
了几千来“心之官则思”的传统观念。
《本草纲目》中保存的李时珍的医案、医话，是他多年研究医药学的心
血的结晶，无一不是医学理论与临证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医圣李时珍留
给人民的一笔珍贵的医学文化遗产，可传之永久，受用无穷。
三、《命门考》与《三焦客难》
李时珍对医学理论的另一贡献，是创立肾间命门说，写了《命门考》、
《三焦客难》，可惜二书均已失传，《本草纲目》中保存了关于这一学说的
部分观点。
命门，是中医学的特殊观念，被认为是主宰人体生理功能的一种实体，
对维持生命具有极端重要作用。李时珍称它为“生命之原”。这种实体的形
质如何？居于人体哪一部位？言人人殊。历代医家认为，命门同肾是相同实
体，人有二肾。左谓之肾，右谓之命门。首创此说者为《难经》。《难经》
指出：“命门者，诸精神之所舍，原气之所系也。故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
胞。”表明它十分重要。同时提出“左肾右命门”的说法：谓“两肾者，非
皆肾也。其左者为肾，右者为命门。”对于这一说法，隋代杨上善注释《内
经》时加以重申，在宋以前，一直视为定论。宋元时期，医家亦沿用此说，
《太平圣惠方》写道：“夫肾脏者，足少阴之经，左侧为肾，右为命门。”
在医学史上，第一个推翻这一传统观点而创立新说的就是李时珍。他对命门
作出新的解释，认为命门并不是右肾。首创“肾间命门说”，认为命门实是
两肾之间的另一实体。其位置在人体脊椎自下向上数的第七节之旁。他说，
命门“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对命门的形
质和部位，第一次作出新的判断。
李时珍申述命门的极端重要性，指出：命门系于脊，“下通二肾，上通
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
物，皆由此出。”（《胡桃·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804 页）
李时珍关于命门的考订，从以上文献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观点：第一，
命门非即右肾，而是另一实体，这种实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第二，命门
的位置，在七节之旁，二肾之间。第三，命门同其他脏腑的关系，二系著脊，
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是三焦的本原。第四，命门的功能。为生
命之原，精气之府。从此命门学说更为医家所重视。
命门和三焦具有体用关系，更是李时珍的创造性见解。基本观点可从《本
草纲目》窥见。
命门同三焦的关系，历代医家少有专门论述，更未强调认识这种关系对
发展中医的重要性。李时珍在弄清命门的功能和它与其他脏腑的关系后，专
门写了《三焦客难》一书。从书名不难想象他采取《内经》中黄帝和歧伯等
对话的方式，自设宾主，系统地论述了自己关于三焦的全部观点。《本草纲
目·序例》中《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一文，反映了李时珍对命门、三焦的
基本论断，“命门，为相火之原，天地之始，藏精生血；降则为漏，升则为
铅，主三焦元气。”“三焦，为相火之用，分布命门元气，主升降出入，游
行天地之间，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内外上下左右之气，号中清之府。
上主纳，中主化，下主出。”这两段论述把命门、三焦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
重要地位及其作用，以及三焦同命门的相互关系讲得十分清楚。《胡桃·发
明》中，李时珍对命门与三焦的关系更有概括性论述：“三焦者，元气之别
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盖一原一委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
胞之物；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盖一以体名，一以用名。”
命门借助于三焦，“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奇经八脉考》中，
李时珍还论定：命门“与冲、任、督三脉相通”。这些论点基本上奠定了独
立发展的命门三焦体用学说的理论基础。
李时珍关于命门学说的新见解和命门三焦体用关系的理论，广为后世医
家所接受，影响深远。医家赵献可（15501625）写《医贯》（1617）更以命
门、三焦学说作为贯通全书的基本理论，从疾病的病机分析、诊断、治疗法
则，到立方遣药，无不以命门三焦学说为基本指导思想。著名医学家张景岳
（1562——1639）著《类经附翼》，亦大大发展这一学说。指出：
“命门，属两肾之间，即人身之太极。由太极
以生两极，而水火俱。”
——《类经附翼》
张景岳继承李时珍命门乃“生命之原”的观点，申论命门为“人身之太
极”。并以水火对立统一观点，阐述“太极”对生命的极端重要性。他申论
说：“三焦者，五脏六腑之总司。”“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
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
无所不至。”（同上）可以说：《内》、《难》提出的命门学说，经过李时
珍、张景岳等人的阐发，乃成为独立发展的医学理论，在中国传统医学中，
成为值得进一步阐发的重要课题。
四、发展“十剂”思想
十剂，是药物学的专门术语。它是对药物和方剂按其性能进行分类的原
则。十剂指的是：宣剂、通剂、补剂、泄剂、轻剂、重剂、涩剂、滑剂、燥
剂、湿（润）剂。这一药物、方剂分类原则，创自北齐医药学家徐之才，唐
朝陈藏器对它作了发展，历代医药家多有遵循。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列上专门条目，对十剂思想作了重大补充、
纠正和发展。
首先，对“十剂”作了创造性解释。他不再从狭义的分类原则去理解，
而将其当作辨证论治的准则。通过十剂思想使辨证原则与施治原则紧密结
合。当一种病证被确定后，可遵循十剂原则，考虑相应的施治方案。十剂思
想，实际上在李时珍那里已成了一种医药结合的总体思维模式，大大提高了
十剂的临证应用价值。
由于李时珍改变了十剂的价值观，从而对徐之才、陈藏器以来的十剂思
想，在不少地方作了重要发展。如宣剂，徐之寸只谓：“宣可去壅，生姜、
桔皮之属是也。”这是说，生姜、桔皮一类的药称为宣剂，它的效用在于去
壅，如此而已。李时珍从医理上加以阐发，首先阐明患壅的原因，然后论宣
的作用。他写道：“壅者，塞也；宣者，布也、散也。郁塞之病，不升不降，
传化失常，或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必药以宣布、分散之。”这里表明壅
是指郁塞之病，这种病的产生，是由于不升不降，传化失常。起因有二，或
郁久生病，或病久生郁。所以当以药宣之。郁塞之证有六种，气郁、火郁、
湿郁、痰郁、血郁、食郁。郁证类型不同，所用宣剂亦有区别。不特如此，
气郁有“有余”与”不足”之别，火郁、湿郁等，各有“微”发与病“甚”
之别，施用宣剂还当具体分析。郁证微发，与郁证已甚，由于程度不同，所
用宣剂不可一律。他说：“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
补中益气以运之。火郁微，则山栀、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
他坚持朴素辩证法思想，对病证作具体分析，宣剂的功效也就更清楚了。他
对通剂、补剂、重剂、滑剂等都作了重要的补充、发挥。
再次，匡正十剂思想中的谬误。
以往的十剂思想，有些地方论述并不正确，以致历代医家不得其解。李
时珍结合实践经验，考证前人论述，对湿剂、轻剂、泄剂作了订正。关于湿
剂，徐之才说：“湿可去枯，白石英、紫石英之属是也。”李时珍认为这一
说法包含双重错误。首先，湿剂应当称润剂，不当以“湿”作为治疗方法。
当代中医学家任应秋指出：“无论从理论、从经验来说，从来都欠确切。《素
问》诸治法中，有‘燥者濡之’之法。未闻有以湿言者。所以时珍说：‘湿
剂当作润剂’，这是正确的。”（《本草纲目精析》）李时珍把“湿”字改
正为“润”字，一字之差，观念不同，造福医林，功实不小。其次，以石英
作润药治燥 证，尤为不妥。李时珍指出：“枯者，燥也。阳明燥金之化，秋
令也；风热佛甚，则血液枯涸而为燥病。”他将枯证订正为燥证，也很有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