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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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兰斯凯“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凯泽·马坦齐马的政治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曼德拉的亲戚，曾一起在黑尔堡大学学习；他也曾是曼德拉的情敌，追求过温妮；他曾在特兰斯凯1963年选举中被击败，却仍被推选为首席部长。随后，他逐渐依靠传统势力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敌对势力，他或打或拉。一位政治上的反对派曾这样评论他：“公开议论马坦齐马是不明智的，‘皇帝’既残忍又自私，他一再使用暴力，才得以苟延残喘。”到1976年独立前的选举中，在被选举的75位国会议员中，他的反对派已降到6位。他极善于使用政治手腕，将对手收买或争取过来。在他的政府中，财政部长泽波·莱特拉卡是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索布克韦的亲信。姆拉赫莱尼·恩吉桑教授也是泛非主义者大会的领导人，后成为他的内阁成员。
马坦齐马的政治哲学是恢复科萨民族性，并将此置人更广泛的民族主义之中。他曾指出：如果没有南部非洲的独立，非洲的独立毫无意义。而特兰斯凯的独立就是南部非洲独立的一部分。他和他的兄弟乔治·马坦齐马均私下表示，其他的黑人家园不宜学特兰斯凯的榜样而寻求独立，因为这些黑人家园在殖民主义者人便以前都不是独立的。他们认为特兰斯凯与其他黑人家园有两点不同。第一，历史因素。整个特兰斯凯被英国殖民统治者并人开普殖民地，随后在1910年又并入南非共和国，这种不顾科萨人意愿的不公正并人只有通过独立才能纠正。第二，地理因素。与其他黑人家园不同，特兰斯凯不是由分散的保留地组成，而是整整一块领土。它有漫长的海岸线，有广袤而较肥沃的土地，生产增长的潜力也比较大，这些使特兰斯凯政府可以有效地进行管理。
很明显，如果简单地将马坦齐马戴上一顶“白人政权的合作者”或“内奸”之类的大帽子是很不适宜的。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从南非共和国取得独立难道是特兰斯凯的错误？她以这种值得称赞的方式——没有流血或丧失——来取得独立难道是她的错误？”但有一点不容否认，那就是黑人家园自治是南非种族隔离制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①特兰斯凯的“独立”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政治后果。首先，它使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内部思想分歧进一步加剧。一些人坚持认为，黑人家园如此的发展前景只是朝南非巴尔干化迈出的一步，是在种族隔离制面临重大危机时用分别发展取而代之的一种权宜政策。而另一部分人则将特兰斯凯的“独立”看作是朝结束南非白人少数统治的现状迈出的一步，其最终结果将是创造一个多种族社会的崭新政治制度。
①10个黑人家园为莱伯瓦、夸夸、博普塔茨瓦纳、加赞库鲁、文达、坎瓜内、夸恩德贝莱、夸祖鲁、特兰斯凯和西斯凯。从1976年到1981年，特兰斯凯、博普塔茨瓦纳、文达和西斯凯先后宣布“独立”。除南非外，没有国家承认这种独立。
这种“独立”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使城市黑人和农村黑人的分歧进一步加大，特别是公民身份问题。城市黑人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他们被迫选择某一黑人家园的“国籍”，他们将失去作为南非共和国公民的某些法定权利。南非政府在计划和实施黑人家园独立方案时一再坚持，所有的黑人最终将成为某一个独立的黑人家园的公民。这样，所有与特兰斯凯有历史联系的非洲人将自动失去他们的南非国籍而成为特兰斯凯公民。《金融邮报》在1976年9月17日指出：“很清楚，远远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特兰斯凯人将比南非黑人享有更多的特权，在南非的特兰斯凯人将要遭受更为苛刻的种族歧视待遇。南非说科萨语的人碰到的诸问题之一是，尽管他们是与西斯凯①而不是特兰斯凯有联系，班图管理发展部的人仍然要求他们出示特兰斯凯证件。”虽然特兰斯凯当局与南非当局有一些争论和分歧，但1977年3月发布的班图管理发展部文件明确指出：居住在南非境内的特兰斯凯公民必须在独立后两年之内领取特兰斯凯护照；在此期间必须持有南非的临时居留证；所有的特兰斯凯人必须在南非遵守通行证法。
①与特兰斯凯一样，西斯凯的主要居民亦是科萨人。
但特兰斯凯的独立也在政治上做了一些点缀。例如：马坦齐马宣传特兰斯凯的黑人第一次觉得不必要在白人老板面前低人一等。10月26日“独立”以后，他们在白人面前的态度要自信得多。例如在过凯河时，他们理直气壮地要求白人警察将他们与其他外国人同等相待，因为他们是“特兰斯凯公民”。马坦齐马也多次表示：“我们的原则是：第一，国家属于酋长及他们的人民；第二，这是一个多种族的社会；第三，我们属于西方。”他还宣称：“我们有民主的政体，我们相信自由企业。”有一次，他颇为自豪地夸耀：“特兰斯凯完全变样了，现在我们有中产阶级的商人，而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因为从前禁止黑人从事商业活动。这里不再有种族歧视了，人们在自己的家里不再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了。我们由自己的国会制定法律，我们有完全独立的司法制度。”1979年，凯泽·马坦齐马当选为特兰斯凯“总统”，他的弟弟乔治·马坦齐马接替他成为“总理”。
但是，特兰斯凯的“独立”闹剧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炮制特兰斯凯假独立的阴谋。乌干达总统、毛里塔尼亚总统、塞内加尔总理等人纷纷发表声明，指出特兰斯凯的“独立”是对自决权原则的愚弄，是南非班图斯坦化和南非卑鄙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具体化，并严正指出：“永远也不应当承认它是独立的国家；它只是一个集中营，在那里，人们由于肤色的缘故而被圈集在一起。”与此同时，上沃尔特（后改称布基纳法索）、扎伊尔、布隆迪、马里、赞比亚、突尼斯、加蓬、加纳等国家纷纷宣布，决不承认南非种族主义者制造的所谓的特兰斯凯的“独立”。刚果外交部长发表讲话指出：“在南非全境开展的日益广泛的斗争证明，不管施展什么高招，种族隔离政权已经面临绝境，它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联合国大会也于1976年10月26日举行全体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种族主义当局操纵的特兰斯凯“独立”的骗局。这项决议以134票赞成、零票反对、l票弃权获得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南非当局建立班图斯坦、妄图强化不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使白人少数人统治永久化，剥夺南非的非洲人民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决议拒绝特兰斯凯宣布的“独立”，宣布它无效，并呼吁各国政府拒绝对它以任何方式的承认，禁止同它或班图斯坦的一切联系。
在联合国大会上，泛非主义者大会驻联合国大会的戴维·马菲姆扎纳·西贝科在发言中强调了依靠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时说：“我们能够克服设置在我们武装斗争和解放道路上的地理和其他物质上的障碍……非洲人正在流血是为了夺取政权，而不是因为他们需要向压迫者让步。”非洲人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奥立弗·坦博严正指出：“压迫、高压政治和大规模屠杀是种族隔离制度的真正的本性。我们被迫拿起武器。我们将进行武装斗争。”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代表拉纳·克里希纳·兰普尔指出：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不过是“玩弄字眼”而已。他说：由南非提供预算，训练军队，提供高级文职人员的所谓独立的特兰斯凯仍将是为南非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工厂、农场、矿山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一个储备库。尽管白人少数人政权进行镇压和欺骗，但是政治暴动在“南非广阔土地上到处展开。南非人民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的行动造成了这个国家的种族主义统治者难以控制的局面”。
特兰斯凯的“独立”进一步说明南非白人少数人政权执意要在种族隔离制的死胡同里一意孤行。为此，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等组织决定加大武装斗争的规模和力度。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者潜回南非本土，开始了真正的武装斗争。这批经过了沙佩维尔、兰加的苦难磨炼和索韦托的战火洗礼的青年一代富有崇高的献身精神，给老一辈民族解放战士新的鼓舞。在他们中间，就有被南非当局判处死刑的所罗门·马兰古和被判18年监禁的莫西马·塞克斯瓦尔。在他的法庭声明中，塞克斯瓦尔毫不隐瞒他的献身精神和必胜信念：
我于1953年3月5日出生在索韦托。我家有6个小孩，我是第3个。我们家惟一干活挣钱的是我父亲，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他的祖国和理想而战斗。战争结束后他被约翰内斯堡总医院“非欧洲人”部雇用，当了一名职员。……
小时候，我的少年朋友与我境遇相同。我们生活在贫困之中，都经历了白人强加于黑人的那种屈辱。我仍然记得清清楚楚我不得不饿着肚子上学……我记得贫困。我们看到墙上涂的标语：“释放曼德拉和其他人。”我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堵墙边经过。
在镇上住着很多前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我和他们交谈，阅读所有我能找到的材料，熟悉了它的理想和行动，这些理想是真正理智的和高度民主的，我也学习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当我在斯威士兰读书时，我遇见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我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就这样，我决定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从根本上说，我从前是，现在也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但我被逼上了这个位置，觉得为了与针对我们的暴力作斗争，我们被迫自卫，没有别的选择。确实，我被受训使用武器和炸药，我受训的基础是进行破坏，但这些破坏是针对机构而非个人。
有人认为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个国家的白人。这只是一派胡言。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组织，它立志于将所有的南非黑人和白人从种族恐惧、仇恨和压迫下解放出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纲领性文件《自由宪章》为所有的民族提出了一个民主南非的理想。我们想成为南非方向设计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轻成员在法庭上的最后证词。与他一起被判刑的有12名爱国者。
70年代中期以后，索韦托暴动掀起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崭新的一页。从此，南非的政治局势再也没有平静过，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开始陷入困境。
第二十一章 温妮抗争
·凌晨4时，温妮被敲门声惊醒
·温妮被流放到布兰德福特
·“我像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非里卡人的王国”
·逆境中的叛逆精神
·曼德拉的惊异，“布兰德福特成了一个美好的地方，这真叫我难以置信！”
·对温妮来说，逮捕已成家常便饭
·阿非里卡人律师德瓦尔夫妇的人情味
·前安全局头目透露：“曼德拉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根本就不应判终身监禁”
“妈妈有那么多的原则，我简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津荠有一次告诉安妮·本杰明：“但是，她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坚守自己的原则，她甚至把治疗自己的心脏病的药通通倒进马桶里冲掉，因为她只相信体育活动和有益于健康的饮食。她狂热地珍惜自己的健康，从来不吃乱七八糟的东西—一她能显得那么年轻就是这个缘故。她和蔼可亲。但你知道，她一旦和警察顶撞起来，那可就糟了，脾气大得惊人。母亲使我们变得坚强起来。有一次，在法庭上，妈妈被定了罪，那好像是在1971年，我哭了起来。走出法庭后，她说：‘孩子，你永远不要哭泣，因为你的哭声只会使他们心满意足。’和我母亲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你能学会毫无畏惧地生活下去。”
1976年8月索韦托暴动中温妮遭逮捕时，津尼和津荠都不在家。当她们从学校回家后，才知道母亲被指控与学生暴动有关，已遭当局逮捕。她们赶到约翰内斯堡去探视母亲，而这个监狱正是温妮在1958年与阿尔伯蒂尼等妇女领袖第一次体验监狱生活的地方，当时她正怀着津妮。当温妮后来回忆起这场会面时，充满着愤怒：
时至1976年，我仍在进行同一场战斗。从我第一次进入这个监狱的时候算起，政治形势没有一分一毫的变动。18年后，我的女儿来看望我时，我作为一个犯人站在那里，境况比以前更糟糕，被剥夺的权利比以前更多。而过去曾经站在这里的那个男人——女儿的父亲——为了追求同一理想，现在正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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