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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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事态仍未平息。2月8日，索韦托约4000名学生示威游行，反对班图教育法并烧毁课本和试卷。政府宣布实行宵禁。5月，索韦托居民又一次走上街头，示威反对增加房租，当局慌忙撤回其决定。一位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说得好：“如果我们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情况下就停止斗争，我们怎么样解释我们同志们的死？”
1976年6月17日，即索韦托屠杀开始的第二天，温妮和神学家及南非教会理事会主席马纳斯·布特莱齐、基督教青年会主席帕卡西夫人和索韦托社区领袖恩塔托·莫特拉纳一起成立了“黑人家长协会”。协会里的人来自各个阶层，以教会人士居多，而温妮是执行委员会中惟一的女性。尽管它是一个福利组织，但黑人学生把这个家长协会看作代表他们说话的机构，并委托协会代表去同当时的警察部长克鲁格谈判。另一方面，政府则十分自然地将它看作学生的喉舌，一个警察局官员竟粗暴地斥责温妮和其他代表。他恶狠狠地对温妮说：“你知道吗，温妮·曼德拉，你要对此负完全的责任。”温妮气愤已极，抓起所有手边的东西向他扔去，回击说：“你们这些杀人犯，杀害我们孩子的刽子手，居然还有脸说是我们挑起的暴乱！你去阻止那些恶棍在街上枪杀我们的孩子！”
由于温妮敢说敢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安危，因而在青年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黑人家长协会用募捐得来的钱为死难的学生开追悼会，举行安葬仪式。她热情开朗的性格也使她最有条件去填补激进的青年一代和持重的成年人以及各种不同派别之间的鸿沟。恩塔托·莫特拉纳曾高度评价曼德拉夫人在协会里的作用。他说：“作为执行委员会里的惟一女性，她比男人还能干。她很有权威，诚实、正派。最重要的是她很勇敢，具有我和我们之中许多人都没有的胆量。”
政府当局坚持认为这场学生们的斗争是曼德拉夫人在幕后操纵指挥的。1976年8月，温妮·曼德拉与其他12名妇女一起被捕，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城堡监狱。在监狱里，温妮仍是那样顽强不屈。她为普通犯人打抱不平，为政治犯伸张正义。难友塞莉·莫特拉纳因牢房的窗子漏风而向看守反映，但没有结果。后来，她把自己的床垫和毯子搬出来，拒绝回牢房。在温妮的率领下，所有的女政治犯都呆在外面，并宣布要等窗户玻璃修好才搬进去。在她们的斗争下，窗户玻璃第二天就装好了。塞莉·莫特拉纳深有感触地说：“我曾经同许多领导人一起工作，有些人很独断专行。但温妮却是充满挚爱，脚踏实地。无论是对年轻的还是年长的，她都是一个样。”
1976年6月的索韦托学生暴动，虽起因于当局关于使用阿非里卡语的决定，但实有更复杂的因素。60年代末，因领导人被捕或流亡而陷入低谷的南非黑人民族解放运动又开始复苏。1968年，黑人大学生脱离了由自由派控制的大学生同盟，自行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南非学生组织”。这一组织的成立既标志着黑人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同时也形成了后人称之为“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著名的新一代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是南非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创始人。
比科出生于1946年，是在种族隔离制形成并充分发展的岁月里长大成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友谊、我的爱情、我的教育、我的思维、以及我生活的其他每一个方面均是在隔离发展的框架中塑造和形成的。”1966年，他考人纳塔尔大学医学系，但在1972年6月被开除。随后，他开始投身各种社会活动，主要是参与黑人社团活动。与老一辈黑人运动领袖不同，他和他的同志们不再将平等，而是将解放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他认为，黑人解放首先应是思想和心理上的解放，并号召黑人去掉自卑，树立自信与自尊。
黑人觉醒运动对于南非民族解放运动的新贡献最主要的一点是关于黑人的概念。黑人觉醒运动认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都是黑人，都是被压迫民族，应当团结一致反对白人统治，争取黑人的权利。从此，黑人这个概念具有了一种新的属性，即泛指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这对促进三者的团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索韦托学生暴动一方面是几年来黑人觉醒运动思想意识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南非学生组织的出色组织领导工作分不开。
另一个因素是南非军队在安哥拉内战干预中的惨败。1976年初，博塔政权在国内进行军事动员，以极大的热情和人力资源投入到对安哥拉内战的干预之中。然而，这场干预的结果是国民党声誉的一落千丈。在电视机和照相机跟前，垂头丧气的被俘的南非白人士兵由黑人士兵押送，这样的场景出现在好几个非洲国家。这种白人士兵被黑人战士击败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青年，而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在1975年战胜葡萄牙的殖民统治的消息也说明黑人完全可能从军事上战胜白人统治政权。
第三个因素则是处于萧条期的南非经济。高失业率使南非工会运动开展的反抗行动难以得到黑人工人的全力支持。这又弓愧新一代黑人青年对裹足不前的老一辈的反感，而较少的就业机会更加深了黑人青年的不满情绪。一位索韦托的青年在1976年初曾向记者抱怨：“是我们的父母让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们失败了。”记者们也注意到这两代人的不同，认为“年轻的黑人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惧怕警察，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特点”。暴动的学生对警察的蔑视态度也进而证明了这一点。
对种族隔离制的厌恶当然是更根本的原因。而对黑人学生来说，班图教育法又首当其冲。从1955年起，黑人就开始交纳教育税，但当白人孩子可以免费拿到课本时，黑人学生却必须交书籍费。1974年，政府答应为黑人学生提供免费课本，但却一直未兑现。随后，政府开始向各个黑人学校运送阿非里卡语课本。这时，黑人学生才明白政府当局所谓“免费课本”的伎俩：原来当局想利用这一许诺来推行英语／阿非里卡语的授课计划。然而，这一伎俩很快就遭到学生们的强烈抵制。
索韦托的毛里斯·伊萨克森学校就是一例。当学生们警告校长他们将抵制任何用阿非里卡语讲授的课程时，校长不得不下令把这些阿非里卡语课本藏起，不要让学生看见。该校的学生级长西可希·姆吉这样回忆：
开始，当我们看到书籍运来时，我们非常激动，我们想政府终于提供它早已许诺的免费课本了。但随后我们发现课本全是用阿非里卡语写成的，我们恨死了这种语言。因为它是我们压迫者的语言。当我们听到政府已向各校校长送了课程表，要求在1975年推行阿非里卡语教学时，我们决定应该行动了。……
在黑人学校，语言是一个很不公正的问题。在小学，要求用非洲语言——科萨语、祖鲁语、索托语等其他语授课，但一上中学，就又要转英语和阿非里卡语。这是白人将我们保持在落后和未受过教育地位的另一伎俩。我们决定不能让他们得W。
在这次惨案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已无法弄清。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的估计数字，死亡618人，受伤1500人，到1977年6月为止，被指控犯有公开使用暴力，参加骚乱、颠覆、破坏、煽动和纵火等罪行的有21534人，其中13533人被判刑，他们当中近5000人在18岁以下。这批人被送到罗本岛后，监狱当局专门修了一座牢房用来关押他们，其目的当然是避免新、老一代政治犯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暴动和镇压交替进行的日子里，曼德拉和他的战友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孩子们的命运。虽然犯人之间可以互相谈论索韦托事件，但由于通信和与外界交谈中不能提及这些事情，所得到的信息只能通过秘密渠道，因而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描述。曼德拉对黑人青年一代的关心在他给温妮的一封信中表露出来。他写了一棵番茄苗的生长过程，自己对它的爱护和它死去以后自己的伤感。温妮认为，这是曼德拉对那些惨遭杀害的青年的感情流露，他与那些家长一起分担痛苦。
但是，曼德拉的精神是斗争的精神。在索韦托暴动以后，曼德拉代表罗本岛的政治犯起草了一个要求团结和群众行动的紧急号召。这一号召分为7个部分，指出了种族主义政权的虚伪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光明前景。号召书指出。
种族隔离制是枪支和刽子手的统治。“阿马”运兵车、FN步枪①和绞刑架是这一制度的真实象征。这些一直是南非那些种族主义狂的统治者最容易的手段和最便捷的解决方法。
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使用的标准武器。
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道从它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一直全面反对这一制度。
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我们的人民—一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和白人民主人士——必须团结成一堵统一群众行动的、反抗的、巨大坚实的长城。
我们的斗争日益尖锐。没有时间去享受那种不团结和分裂的奢侈。……
世界站在我们一边。……
运用统一群众行动的铁砧和武装斗争的铁锤，我们将把种族隔离制和白人少数种族主义政权击得粉碎。
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为未来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尽管青年一代对老一辈有一些看法，但他们对曼德拉始终是崇敬的。当那些在索韦托暴动中被捕的青年政治犯一到罗本岛后，第一件事就是想知道“曼德拉怎么样了”。曼德拉也十分关心这些青年，他看到在1976年的反抗浪潮的先锋正是“我们的学生和青年”，并清醒地认识到：南非的未来在青年身上。为此，他抽出时间与青年秘密交谈。他发现，这些青年大都思维敏捷，勤奋好学，同时又都有中学文化水平。于是，他决定开始实行一个教育计划，使这些青年人在狱中能继续深造。
这一教育计划最初是40名青年，主要是索韦托的青年学生。在曼德拉的资助下，他们得以通过函授继续读书。曼德拉则无私地将自己的奖金（如他在1980年荣获尼赫鲁国际交流奖）用于资助报名费和材料费。同时，他还给其他友人去信，希望他们募集资金，以帮助他在罗本岛监狱实施的教育计划。他甚至想将所有的政治犯都包括到他这一计划中来。这种办法很奏效。有一次，他收到了一张大约1。4万兰特的支票，为此他找来一位开普敦的律师专门讨论监狱里年轻犯人的教育问题。
这一教育计划实施了几年，不少进监狱时仅有6年级水平的青年政治犯通过函授获得了学位，而罗本岛监狱的“曼德拉大学”也蜚声海内外。红十字会也寄来一些书籍供犯人作阅读资料，而监狱当局秘而不宣。经过严格的审查后，再发给犯人，摆出一副是由监狱当局为改善条件而买的架势。不过，曼德拉的教育计划最终引起了监狱当局的恐惧，他们于1982年4月将曼德拉等几位主要领袖转移到了开普敦的监狱。
索韦托暴动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大，而政府的镇压也是空前的。到1977年10月，黑人觉醒运动的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拘捕。所有的文化团体和工会组织均遭取缔，两家黑人报纸也遭取缔。1977年9月12日，卓越的青年黑人领袖斯蒂夫·比科被害死在狱中。其他的一些青年政治家也不明不白地死去。如马佩特拉·莫哈皮在拘留中死去；艾哈迈德·蒂莫尔在约翰内斯堡从保安警察总部第10层楼跌下身亡；南非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亚伯拉罕·蒂罗在博茨瓦纳被邮包炸弹杀害；B·马拉查在监狱里上吊身亡；M·詹姆斯“从监狱逃跑时中弹死去”；诺布哈杜拉在拘留所死去……
与这股镇压浪潮并行的是大批黑人青年的逃亡潮。据南非警方报道，大约有4000名青年离开南非，加入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在国外的流亡者队伍，其中一部分成为了游击战士。
索韦托事件的影响是深远的。第一，黑人学生青年的大无畏精神使更多的人觉醒，黑人觉醒运动从学生中传播到广大黑人群众之中，最后汇成了70年代后期民族解放运动新高潮。第二，黑人青年的反抗赢得了白人民主派和有色人的同情和支持。暴动期间，约翰内斯堡的400名白人大学生示威抗议索韦托的屠杀行动；9月份，开普敦的市中心发生了有色人学生的示威游行。第三，索韦托事件之后，广大国际社会开始正式对南非政府的残暴行径进行惩罚。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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