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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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个人是为了集体而存在的：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纳粹时期的德国孩子、共产时期的东德孩子，也是这么长大的；朝鲜的孩子也是。台湾不是共产国家。可是，并非只有那类国家才操弄集体主义，法西斯也是。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但是，一九五○年代的西德在美国的扶持下逐步走向民主，台湾在美国的扶植下，有时差，民主要到八十年代末才出现。一九六八年的欧洲青年向权威挑战，向上一代人丢石头，我的一代人那时还在上爱党爱国教育，玩群体游戏唱“团结就是力量”。。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5封信　对玫瑰花的反抗（2）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教授曾经告诉我，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中国的竹子。
　　玫瑰花象征了中产阶级所有保守的价值观——为集体效力、刻苦向上、奋发图强、按部就班……而遥远的、非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父母在花园里细心呵护每一朵玫瑰，那时中国的“文革”正如野火焚山一样在遥远的东方狂烧，奔放的激进主义令年轻人着迷。“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人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安德烈，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拿《蟋蟀和工蚁》的故事来警戒你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考虑过的，安德烈。但我决定不那么做。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情形就变了，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同唱同乐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清狂”，安德烈，是可以的。
　　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而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慧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上荆棘。
　　　
　　

第6封信　一切都是小小的
MM：
　　我觉得你呀，过度紧张。记得夏天我们在新加坡会合，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生活的艺术。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　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希望“写”的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却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　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
　　譬如，“狂放的”二十年代，　jazz和　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　Charleston。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六十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　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making　babies。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八十年代分流成　poppers跟　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　Madonna的文化意涵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九十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　rap，techno，　boyband　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十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　pop；美国　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　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让我解释给你听。　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品味，搞自己的游戏，设定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一切都是小小的、个人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伟大”的任何特征。
　　你看电视里老是在讨论或总结逝去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所有的“伟
　　大”都被“做过”了。看那些节目，你难免觉得，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对过去充满怀念，对现在又充满幻灭，往未来看去似乎又无法找到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因此我们退到小小的自我。
　　所以，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你不了解我们，　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是很“保守”、很“乖”的一代。你想想，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冲撞，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这一代能做的决定都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罢了。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大部分的同学可是非常“勤奋向上”的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好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去哪里实习，有些甚至已经知道将来要读博士了。老师们也很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　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光盘，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　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评断”我。
　　问我，瞭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我喜欢这首歌：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
　　——John　Mayer《没这回事》
　　收件人：　MM寄件人：　YU主　旨：想了解
　　我让女儿读您和安德烈的通信，然后在饭桌上有很多讨论和激辩。谢谢您给了我们母女彼此沟通感情的机会。但我很渴望知道一点安德烈的成长背景以便正确地理解一些文化分歧。譬如，他用什么语言和您说话？用什么文字和您写信？他在哪里长大？他现在在哪里？他是个高三学生吗？太喜欢你们的对话了，带给我好多感动。　　　
　　YU上海　
　　收件人：　YU寄件人：　MM主　旨：中文很烂
　　安德烈在台北出生，八个月大牙没长好就迁到欧洲，在德国长大。他和父亲及朋友交谈用德语，和母亲及母亲的朋友们谈话用汉语，但是我们的通信以英文进行。现在我们分隔两地，他在德国，我住香港。他是个“高四学生”，因为德国高中多一年。
　　MM
　　收件人：　VV寄件人：安德烈主　旨：别夸张
　　嘿，我们也不必太夸张吧？年轻当然好玩，跟朋友旅行，整夜　party，甚至喝醉。可是，老兄，你别忘了，这世上任何事都紧跟着一个东西叫“后果”跟“责任”，不能不面对的。别以为那么简单。
　　但是我完全瞭你的感觉。有时候就是要放开，就是得他妈的顿时解放。　Carpe　diem；　　　　　　　　　　　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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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封信　有没有时间革命？（1）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这歌词，很触动　MM。在一个十八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十八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三十四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薄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一九七○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　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四十六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订？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以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
　　有一种主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信义完全抛弃……所谓和平，指的是战争；所谓友好，指的是侵略，所谓民主，指的是奴役……这种主义实为有史以来最大的骗局。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为这么少的人所欺骗。可是，光明终可消灭黑暗，信义终可战胜虚伪。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