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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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
　　五月九日，承莫西奥大使和范弗里特将军的陪同，在除李本人之外无他人在场的情况下，我拜会了南朝鲜总统，并直截了当地向他说明需要改善南朝鲜军队的领导状况。我们对南朝鲜陆军参谋长钟将军一直是十分信任的。
　　然而，由于作战要求很高，加之文职当局在政治上对他进行干预，没有全力加以支持，因而，他几乎无法培养出南朝鲜军队所需要的和理应拥有的那种高水平的野战指挥官。
　　我认为，那天下午我们与那位老斗士所进行的开诚布公的谈话毫无模棱两可之处。我甚至可能过多地向他透露了军事形势方面的问题。可是，他的司令部还是在顽固地制造这类所谓我们拒绝利用取之不尽的兵源的谎言。这件事已成为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了。因此，我要求范弗里特注意，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他的参谋长和三位美军军长），除纯军事问题之外，不要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其他问题的言论。以后一定会有机会把南朝鲜所有的师从战线上撤下来进行训练、使之成为第一流的作战部队。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在我们政治战线这一令人苦恼的问题上火上浇油。
　　现在，中国人的进攻又一次停止了，是我们再次发动攻势的时候了。联合国军两个新到达的营即将完成最后的战前训练，编入第8集团军。因范弗里特的炮兵饱和轰击战术而暂时造成的弹药“短缺”（炮连从未短缺过弹药。实际情况是，由于弹药消耗突然大幅度增加，在朝鲜的弹药贮备曾一度低于规定标准。——作者）已不再是个问题。但是此时，关于后勤方面的情况，无论敌人的还是我们的，我们一定得时刻留意。进攻作战推进得太远就会使我们的补给线拉得过长，敌人的补给线就会相应地缩短，同的，还会使我们遭到重大伤亡。南朝鲜仍然只有一个第一流的港口可供装卸军用物资，这就是釜山港。可是现在，这一港口已远在南面，而这是唯一可供吃水深的舰船停泊的港口。
　　汉城的港口仁川受到黄海潮水大落差的限制，物品需要从远离海滩的大船上卸到登陆艇上才能运上岸。
　　但是，威逼铁三角地区甚至可能时夺取该地区，仍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方案。这里过去曾是一条良好铁路线的终点，现在也是敌人能够不断向前线运输粮秣弹药和其他补给品的许多良好公路的枢纽。人们也许还记得，“怀俄明线”亦即“堪萨斯线”的突出部是针对铁三角的底线而划定的。对我们来说，控制华川水库也极其重要，汉城的水电供应以前依靠华川水库，而且，这里还是敌人补给线上的重要地点。因此，发动这次新攻势的目的是，不再顾及三八线的限制，重新打过三八线去，并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消灭敌之潜在力量。
　　五月十九日，我飞往朝鲜，在靠近萨马的第10军指挥所会见了范弗里特、阿尔蒙德和第9军军长霍格。这几位指挥官作了简要汇报之后，我将自己对这次谈话的理解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第8集团军应于五月二十日发起进攻，各军任务如下：1。第10军应制止敌人在其右翼达成突破，并协同第9军右翼部队发起进攻，第9军右翼也由第10军负责保障。
　　2。第9军应进攻并夺占春川盆地以西的高地。
　　3。第1军应沿汉城——铁原轴线发起进攻，并负责保障第9军的左（西）翼。第8集团军司令应密切注意这次进攻的进展情况。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我视察了所有其他的美军军、师指挥所和部分南朝鲜军的军、师指挥所。我在前线巡视的最后一项活动是拜会了钟将军。我再次强调，他必须保证所属各级指挥官都能认清形势的严重性，并做出特殊的努力使南朝鲜部队能象支真正的部队那样在战场上作战。
　　那天晚上，我在第5航空队指挥所会见帕特·帕特里奇时，获悉驻远东空军司令乔治。
　　斯特拉特迈耶当天下午心脏病发作的坏消息。他这次病得很厉害，被迫离职住了几个星期的医院。此后，只好将他送回国内，后来他退出了现役。他是一位极其勇敢、经验丰富和足智多谋的军人。然而，突然的变化是战争中常有的现象。我对他的这次重大转折深感痛惜。但是，能得到奥托（奥佩）韦兰空军中将我还是相当满意的，空军果断地指定由他来接替斯特拉特迈耶的职务。我早就认识韦兰，曾与他在泛美防务委员会共过事，并一同参加过里约热内卢公约的谈判工作。
　　我在远东任职的后一段时间，大概再没有比他更乐于合作、更得力能干的战友了。
　　发动攻势前决定变更部署，因而使华川水库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划给了第9军，而在此之前，第9军的作战地带分界线是划在水库边缘上的。第10军已实现其最初目标，所以，现在便可以插向东北方向，阻击沿海岸北撤的敌人。
　　南朝鲜第1军将沿海岸北进，尔后向偏西北方向进攻，粉碎它与第10军之间的敌人。
　　在中国人进攻时遭受沉重打击的南朝鲜第3军被撤销了建制，其所属部队分别编入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
　　联合国军于五月二十日开始进攻，在不断得到美国空军近距离空中支援的情况下，克服敌人越来越弱的抵抗向前推进。这次进攻并不打算推进到鸭绿江，诚然按我们当时的兵力大概能够打到那里。但是，范弗里特仍指挥其部队向前挺进，穿过了第一道调整线，即“托皮卡线”（该线从西部黄海潮汐平原上的坟山，经鳞蹄，延伸到濒临日本海的杆城以南约十英里的黄浦里）。尔后，他们继续向“堪萨斯线”和对着铁三角底边的、北面的“怀俄明线”
　　前进。同往常一样，敌人在如下一类地区的抵抗是很顽强的，那就是地形对他们有利的地区，道路狭窄或者无路可行的地区，以及我们的补给品不得不依靠肩扛手提运上山岭的地区。
　　五月份的最后一周，天气也来给敌人帮忙，降低了我装甲部队的前进速度，使许多道路几乎完全被毁，而且还使我们的飞机无法起飞。结果，敌人再次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并且在其大批部队和补给完整无损的情况下得以安然逃脱。然而，到该月底，南朝鲜全境毕竟差不多再次肃清了敌人的部队。估计被我打死的敌军为一万七千人，另外，还俘获相同数目的敌军俘虏。在这次进攻中，南朝鲜军队伤亡异常惨重，死伤、失踪或病倒者达一万一千人左右。
　　随着我军打回甚至越过“堪萨斯线”，又轮到我们采取肪御了。范弗里特再次着手采取措施，以尽可能使防线变得坚不可摧。整个防线设置了一层层铁丝网，阵地前布满了地雷和燃烧桶。只要可能各处都挖掘了带顶盖的掩蔽部。此外，还设置了路障，并测定了炮兵集火射击的诸元。
　　尽管大雨不断，并且敌人顽强地进行抵抗，向铁三角底边实施的进攻作战仍然一直持续到六月份。美军第3师和第25师向前猛打、猛攻，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把中国人从圆木构筑的掩体中赶了出来。铁三角西端的铁原于六月十一日为我夺占，东端之金化，敌人未继续抵抗便放弃了。此后，两支步坦协同的特遣部队迅速穿过铁三角地区进至平康，平康守敌亦全部撤光。可是，我军发觉敌人占据着城北的制高点。于是，这两支特遣部队又撤了回来。从此以后，双方都不再采取大规模行动去夺占三角地区的平原了。
　　敌人很重视的另一个地区是一个我们称作“大钵”的古老火山口。火山口在麟蹄以北大约二十五英里处，距东岸也有二十五英里，靠近美第10军与南朝鲜第1军的分界线。火山口的周边犹如刀刃一殷锋利，陡然拔地面起，高出火山口底部数百英尺，上面覆盖着密密的树林。敌人在周边山坡上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并且配置了大量的火炮和追击炮。为了夺占这一地区，我们在以后几个月中付出了很大伤亡。第8集团军占领这一地区，便可以缩短我们的防线，使我们更好地观察敌人，而且还可以减少敌人对这一方向发动强大的突然进攻的可能性。我们一旦夺占了这一地区，便决不会再把它放弃掉。
　　现在，第一年的战斗已经结束，联合国军实现了早先的目标——将南朝鲜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并扼守分界线。横贯整个半岛，最西部除外（因为，这里南流的临津江是最有利的防线），我军在三八线以北建立了巩固的阵地，足以抗击敌人的任何进攻，除非敌人能得到大规模增援。
　　但是，为夺占和扼守关键地区附近的制高点，部队遭到了敌人不顾伤亡的顽强抵抗。敌人和我们一样，建立了坚固的防线，井在前沿前构筑了屏护阵地。这道防线，敌人是打算坚守下去的。因此，我在六月二十五日收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可能即将与共产党进行停火谈判的消息，是很受欢迎的。我立即派我的参谋军官小瑟莱斯中校前去与范弗里特商议。他随身带了一张我的幕僚们准备的地图。图上显示了我军当前的前沿阵地的位置、“堪萨斯线”的位置、预想的“堪萨斯线”警戒线的位置，以及可以保障“堪萨斯线”阵地的预想的停火线的位置。我要求范弗里特告诉我，让第8集团军夺占其当前的前沿阵地与预想的停火线之间的制高点是否可行，有无必要。
　　根据范弗里特后来的言论（大意是我阻止了他夺取彻底胜利），我认为回顾一下他对这个问题的答复还是很有意思的。他当时的看法是：此时此刻他不赞成让第8集团军发动进攻去夺占制高点。他认为，在东部前线发动进攻会使美军付出很大伤亡，而所得到的却只是一些土地。在西线发动进攻虽则比较容易，可是，范弗里特认为，这会使他过于暴露给敌人，易遭对方进攻。他认为：发动进攻要付出很大伤亡，并会使第8集团军变得较易遭受敌人攻击，这样做代价太大，不应为实现停火而冒这样的风险。他还竭力要求，如果当真进行停火谈判，那么应考虑到礼成江以西、三八线以南的那部分朝鲜领土。我们无意占领这一地区，但该地区有可能成为我们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以换取我们想获得的东部那块地方。他还说，第1陆战师的当面之敌（北朝鲜两个军）占据着坚固的防御阵地，他们作战顽强，齐装满员，似较中共军队更能作战。
　　他的这些看法我都赞同，于是，我们决定原地坚守，等待谈判的结果。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雅科夫·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首次提出了停战的要求。这使政治和宣传方面的活动大大增加，并给我带来了一批重要的人物。
　　中共很快表示赞同马立克的建议。同时，在我国也有许多人发出了要求和平的呼声。六月二十九日，我在东京非常高兴地将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迎到了总部。在他之后到达的是阿奇·亚历山大，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期间，他是陆军部副部长，我与他有过多次令人愉快的交往。不久之后，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也飞来向我们宣传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一些强烈看法。
　　六月三十日，遵照我在华盛顿的上级的指示，我向中国最高统帅部广播了一则声明：如果象报道的那样，他们准备停火，联合国军将乐意派出代表讨论停战问题。双方建立接触和协商会谈地点仅花了几天的工夫。会谈地点设在紧靠三八线南面的西部沿海城镇开城。我指定由特纳·乔伊海军中将率领联合国军代表团。敌军的主要谈判人是北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中将。但是，共党方面的实权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将军手中。
　　我还是熟悉共产党的手法的，那就是企图通过无休止的、毫无内容的争论把对手施得精疲力竭。我在联合国任职的两年半中，对此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我却根本没有料到这种毫无成果、令人疲惫的谈判后来会拖那样长的时间。双方很快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在谈判期间，敌对行动还得继续下去。然而我觉得，在停火的希望依稀可见的情况下，还是应该尽量减少我方的损失。因此，我通知所届指挥官：不要实施大规模进攻行动，而要力求通过强有力的巡逻和局部进攻来保持主动。局部进攻旨在夺占可以扩大我方观察范围、缩小敌方观察范围的关键地形。
　　在开战一周年之际，我以为和平可能即将来临。可是，又过了两年的时间并且付出了很大伤亡，每个士兵的这一夙愿才得以实现。
　　第七章
　　停战谈判与僵持——山岭上的苦战——敌人的特点
　　战争的第二个夏天，在开城一座与十九世纪新英格兰高级中学的建筑非常相似的洛可可式“茶馆”中，谈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