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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

非常道-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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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树敌
  1953年,胡风举家北迁,在景山公园与什刹海之间的一所幽静小院里安家落户。他在院子的四角种上了四株树:一棵梨树,一棵桃树,一棵白杏,还有一棵是紫丁香——因此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四树斋”。有人提醒他,这不是“四面树敌吗”?胡风只好放弃斋名,但在劫难逃,一年后即被捕入狱。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张贤亮打成右派后下放农场劳动,有一天收工回来,看见一个乡下人蹲在号子门口呼天喊地地哭,问他怎么也会成为右派。原来他们县要押送二十个右派来劳改农场,押送的人已经派好了,他却想趁此机会到外面逛逛,非要争取这趟差事不可。苦苦请求,领导才同意他跟另一个干部一起押送右派。走到半路时,一个右派逃跑了。两人向县里打长途电话请示办法,县领导说:二十个,跑了一个,不够上级规定的指标了,就让他顶那个空缺吧。
  在反右结束时,孙静轩和雁冀走到“大跃进”游行的文艺界队伍的最前面。他当右派,是“自己跳出来的最后一个”。因为他说过:“他妈的,这个也是右派,那个也是右派,谁有本事把我也打成右派试试!”有人向上汇报了,他因此成为右派。
  阎锡山临终时给其亲属留下了六点遗嘱:“一、一切宜简,不宜奢;二、收挽联不收挽幛;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四、出殡以早为好;五、不要放声而哭;六、墓碑刻他的日记第一百段及第一百二十八段;七、七日之内,每日早晚各读他选作之《补心录》一遍。”生前,阎锡山还自作挽联数幅,嘱家人在他死后,贴在指定位置。贴在灵前的是:“避避避,断断断,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续续续,通通通,为一笔事功”。横幕为“朽嗔化欲”。贴在檐柱前的为:“摆脱开,摆脱开,沾染上洗干净很不易;持得住,持得住,掉下去爬上来甚为难”。横幕为:“努力摆持”。贴在院中的为:“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横幕为:“公道爱人”。贴在院门上的为:“对在两间,才称善;中到无处,始叫佳”。横幕为“循中蹈对”。中间两幅较易为人理解。对前后两幅,凭吊者往往莫明其妙,不解其意。有人说“阎一生喜弄玄机。临终还留此谜联,让人动脑筋”。
  1960年,中南海怀仁堂上演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这是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罗点点回忆说,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得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康生等在场的人都笑了。
  “大跃进”期间,杨献珍到河南调查。当时的河南省,据报纸报道,样样都好得了不得,居全国第一,号称千斤省。小麦卫星、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一个放,好不热闹。某卫星公社小麦亩产吹到7320斤。杨到下边一看,卫星全是假的,普遍营养不良,人人患有浮肿病,还饿死了不少人,杨献珍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多一条打狗棍嘛!”当时河南“假大空”名正言顺,干部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弄虚作假,在河南省党代会上,一个县委书记发言说:“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与群众脸上无光荣……”杨献珍跟河南省委辞行时,省委书记腆着脸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儿。”杨说:“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吴祖光到北大荒劳改,时值“大跃进”,农村的荒唐事层出不穷,亩产粮食万斤、10万斤地吹。因为说实话倒霉,人们均以沉默对待,至多在亲朋好友之间议论。新凤霞去河北农村劳动,亲眼见公社干部们如何指挥社员连夜把几亩地的麦子移到一块田里,点上大灯,开起风扇猛吹(怕密不透风,闷坏麦子),然后向上吹牛说密植带来了丰收。回到城里,她把老舍当作好友,将此事告诉老舍,老舍忙叮嘱她:“你千万别跟人说呀!”
  “文革”期间的每天“三祝愿”
  “文革”期间,革命人民养成了每天“三祝愿”的习惯。早上、午前、午后上班前,都要站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像前,手捧《毛主席语录》,由一人作司仪,他说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随后是对领袖的祝愿词,右手高举语录本前后摆动。上行下效,某省委领导人要求群众“三祝愿”时还要祝愿这位省委大员“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河南西部山区一个公社中学有一位女学生,英语考试不会答题,便在考卷上写一首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一样为人民”。女学生受到学校领导批评,自杀身亡,江青知道此事后,认为这是教师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号召打垮“师道尊严”,反对“智育第一”。该中学校长和有关老师被捕判刑。
  “文革”期间,戴乃迭被关进监狱,她的唯一读物是《人民日报》和小红书——《毛泽东语录》,后来可以看到美国的左翼刊物,监狱还给她发了一支铅笔,一个笔记本。她了解到,在美国监狱里可以学习,可以和家人通信,可以每天放风,就在笔记本上写道,她嫉妒他们,这惹恼了看守:“难道你不知道他们是法西斯监狱?我们这里是……!”戴说:“那么,我宁愿去坐法西斯的监狱,那样还可以收到家人的信。”看守说:“你的思想问题太大,你得好好学习。”
  “文革”中,每当毛泽东发表一段讲话以后,大家都要敲锣打鼓上街游行,庆祝之后,回单位认真学习。在一次学习中,沈有鼎指出“最高指示”中有一个标点符号用得不对,结果导致一片“打倒”的喊声。
  “文革”中,工宣队进驻北大,很多教授被隔离审查,俗称“蹲牛棚”。教授们一切听指挥,早请示晚汇报都得排队,排队时必须报数,同时要自报自己的政治帽子,冯友兰个头较高,曾被叫排头一个,并叫他说:“报数!我叫冯友兰!是……是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说:“不行!重报!你这是避重就轻!你是反动学阀!”冯便改口:“我,我是反动学阀。”洪谦先生由于害怕,怕也说他避重就轻,就说:“我叫洪谦,反动学阀!”红卫兵说:“不对,你还不够格,你是反动学术权威!”洪吓得连忙改口。冯定自报“反动学术权威”时,红卫兵说:“你不就是写过一本《平凡的真理》么?你还想往反动学术权威里钻!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冯友兰在牛棚里受折辱,但他饭照吃,觉照睡,其早餐是一窝头,两大碗玉米面粥,一分钱的咸菜丝。咸菜不少,一般人都吃不完,唯冯友兰不够。经郭兰芳提醒,冯大着胆子向红卫兵要两分钱咸菜,红卫兵瞪大眼睛说:“人家一分钱咸菜都吃不完,你还吃两分钱的,你怎么吃这么多?”冯答:“我……我吃的多。”话虽受斥责,竟还满足了要求。洪谦与冯友兰个子差不多,而饭量只有冯友兰的四分之一。
  聂绀弩对古典名著有极深的造诣,黄苗子为其书房题斋额:三红金水之斋,意思是:“三国红楼金瓶水浒之斋”。“文革”开始,这斋额首先受到冲击。一天,几个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来到聂府,指着那斋额问什么意思。毫无准备的聂绀弩急中生智,回答说:“思想红、路线红、生活红,谓之三红;‘金’是红宝书上面的烫金字;‘水’是旗手江青姓的偏旁,因为尊敬,所以不敢直接写出来。”几句话说得来人目瞪口呆,但还是一把撕碎斋额骂道:“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斋额被毁后,聂绀弩特意跑到黄苗子处报告前后经过,然后说:“将来你另外给我写幅大的,我给你裱好再挂上。他们还没有抄掉我的钱,我有钱,几时我请你吃饭。”
  1973年,王洪文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比他资格老的张春桥心中不满。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给中央写信,揭发王洪文种种腐化变质行为,除了打猎钓鱼吃法国大餐外,还有一个重要指控:“洪文同志在家里还使用一个黑色的进口精密仪器,从远处操纵电视机(即今电视遥控器也)。”
  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
  “梁效”班子分写作组、研究组,冯友兰等老教授在研究组(后改名注释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作组的文章“把关”。在1976年批判邓小平公开化之前,“梁效”班子受命写了一篇《再论孔丘其人》,矛头指邓极为明显,有人意犹未尽,问说:“能不能把孔老二描绘成身材矮小的人呢?”周一良立即指出,孔丘身材高大,孔武有力,决不能说矮小。
  20世纪80年代初,韩羽刚调到《河北画苑》任总编时,一次单位组织全体职工去看电影,韩同大家一起上了大轿车,可电影快开演了,车还没有启动的意思。大家自然催促,组织者答复说等总编呢,韩羽闻听,气不打一处来,说什么狗屁总编,架子这么大,让一车人等他。大家当时还不认得韩羽,于是有人也跟着骂开了,正骂得起劲儿,车外的组织者见到车中的韩羽,忙叫道:“韩总编,下边的轿车等了半天了,你怎么在这儿?”韩才知道自己正是挨骂被等的总编,全车人见状,大笑不止。
  1983年,孙大雨与陈巨来相逢于朋友婚宴。孙个子高大,不言不语,陈巨来个子矮小,且极瘦,以尖而细的声音跟人频频交谈。他一见孙大雨就说:“大雨兄,长久勿见了,你好哦?你吃了这么多苦头,怎么身体还是这么好?我是吃勿消,批斗的时候被他们打呀,我现在只有70几斤了。”孙只是默默颔首。陈巨来又问:“我们上次是在哪里碰头的?”孙说不清楚,陈突然大叫:“我想起来了,是徐志摩请客吃饭。”满座为之愕然,盖因徐死于1931年,距今52年,早已隔世。
  1972年,戴乃迭被释放,杨宪益先于他出狱。戴回到家中,看见杨宪益已经整理好房间,在她的桌子上放了一瓶白兰地,戴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杨宪益说:“是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
  1975年,“四人帮”在“批邓”时说:宁要一个没文化的劳动者,不要一个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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