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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非常道-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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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胡风去世,除了海外,国内一片寂然,唯有聂绀弩诗见诸报端:“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千万字文万首诗,得问世者能有几!死无青蝇为吊客,尸藏太平冰箱里。心胸肝胆齐坚冰,从此天风呼不起。昨梦君立海边山,苍苍者天茫茫水。”聂还有一诗写胡风:“不解垂纶渭水边,头亡身在老刑天。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便住华居医啥病,但招明月伴无眠。奇诗仅止三千首,定不随君到九泉。”
  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
  钱钟书拒绝新闻界采访,他的名言是:“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好吃,这就行了。何必要看生蛋的鸡是什么模样?”他也从不做寿。在他八十岁要过生日时,家中的电话一度闹翻了天。学士通人,亲朋好友,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他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还准备为他开一个纪念会或学术讨论会,但钱一律坚辞。对这类活动,他早已有言在先:“不必花些不明不白的钱,找些不三不四的人,说些不痛不痒的话。”
  钱钟书出名后从不参加任何会议是出了名的,对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各种学会他也一律谢绝挂名。杨绛因翻译《唐·吉诃德》而获西班牙政府颁发的大奖,西班牙驻华使馆请她,第一任大使邀请,她谢绝了;第二任大使送来正式的书面邀请,她正式地书面谢绝了;第三任大使通过原社科院院长马洪去请,她才赖不掉了。钱钟书不无得意地对人说:“三个大使才请动她!”
  识见第十三
  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1)
  蒋廷黻认为,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
  光绪戊寅,曾纪泽奉简出使英法大臣,召对时,言及教案。曾氏谓:“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西太后说:“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慢慢要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庚子事变后,袁世凯访荣禄,两人对“立宪”、“练兵”做过一番深谈。袁氏归后,对心腹说:“满员中止一荣中堂,而暮气已甚。余则非尸居,亦乳臭耳,尚何能为?”荣禄则对同僚说:“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
  王韬说:“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骄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惟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
  潘祖荫、翁同和都以好士知名。潘为人朴实,翁则客气,潘真率,翁则一味蔼然,虽其门下士子亦无不答拜,且多下轿深谈者。潘对王伯恭说:“翁叔平虽然做了皇上的老师,其为人专以巧妙用事,不可全信之也。”又笑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后来又说:“翁叔平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愚不可及。”
  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时,范源濂任次长,他们办教育的方法相对立。范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的大学?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蔡元培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两人意见合起来,就是由小学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
  近代中国,奇女子无数。有吴孟班者,人称“女中杰也,有大志,娴文学,通西语”。她曾经“有身,自坠之”,其丈夫为之惊骇,吴说:“养此子须二十年后乃成一人才,若我则五年后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于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于五年内之人才?且君与我情非能尽父母之责任者,不如已也。”
  李宗吾先生1912年发明厚黑学,从中外古今的历史来考查,发现从古及近的大人先生们没有一个人脱出厚黑范畴之外。最初的灵感来自三国英雄。他说,曹操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又杀皇后皇子,什么都不畏惧,真是心黑到了极点。刘备的成功全靠脸皮厚,依附这个依附那个,而且生平善哭。他们一个心肝最黑,一个脸皮最厚,并为双绝,谁也奈何不了谁。而孙权呢,心黑比曹操差一点,脸皮比刘备薄一点(比常人还是厚多了),于是三人谁也降服不了谁,只能将天下一分为三。他由此为起点发明了厚黑学,并自封厚黑教主。别人问他为什么骂人,他就说:“我那里敢骂人,我是在骂自己。”
  张伯苓比较了美国与德国一战时的交战情况:“比起来德国是整齐,美国是散漫,然而美国能胜德国,其中不无原因。德人为机械的,其脑筋为兵官,其灵魂为国,为大皇帝,为国魂;美国人则一人算一个,如不打即不打,打则手脚打,脑筋亦打,灵魂亦打。这个分别,一个是机械的,一个是主体的,德国人是有头有户,美国人则纯然是民主精神,个人都为头,组织起来则整然有序,散之则各自为主。”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1914年3月15日,河南宝丰人白朗在起义的布告中说:“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本都督辍耕而太息者久之。因是纠集豪杰,为民请命。”并提出要“逐走袁世凯,以设立完美之政府”。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回来,他在横滨渡船的时候看到张勋复辟的消息,大为感慨说,看来中国根本的问题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人的素质,文化观念问题。他决心回国以后二十年不谈政治,只谈用文艺重新塑造国民的灵魂。
  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但在启程前几天,他告诉大家:他决定不去法国。毛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对此解释说:“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个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2)
  1919年初,王光祈怀疑英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究竟与大多数人的幸福有无关系?”他对朋友说,这些国家“造成一种世界无敌的财阀,一般平民生活于这种财阀之下,与我们生活于军阀之下同是一样痛苦”。他理想的社会,“是宜在个人自由主义之下,为一种互助的、自由的、快乐的结合”。
  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孙中山曾说:“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俄国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所以抓住它。美国和英国在岸上大喊,千万不要抓住那根稻草。”
  1923年,孙中山派了一个“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但是,这个最能干的人蒋介石赴俄考察归来,不仅撰写报告书给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中常委,如实呈述苏俄的“主义与事实”有别,要求孙中山和国民党警惕苏俄的目的和野心,而且,他还专门写信给倾心苏俄的廖仲凯,敦劝说:“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对兄言俄人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之言也……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成者,绝无此道……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
  蒋廷黻对军阀不满,问丁文江:“这些人搞政治会产生什么好结果?”丁文江责备他说:“廷黻,你不懂军人。你没有资格责备他们,我了解他们,他们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他们中任何一个有你那样的教育程度,他们一定可以,而且绝对可以比你对国家更有贡献。”
  张国焘曾和陈独秀为党务争吵,陈对张国焘的做法极为气愤,他说:“你为何向马林提出劳动组合书记部的计划和预算,对于工作人员还规定薪给,这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张国焘冷笑说:“我看你虽然不赞成无政府主义,却脱不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陈更生气,追问说:“我怎样是无政府主义者?”
  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一篇糊涂账,二千多年来随口编造。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里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顾称这种现象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丁文江主张直接干预、改良政治制度。他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能力。”胡适支持丁文江,打破了不谈政治的誓言,“我实在忍不住了”,他在北大作“好人政府主义”演讲,说:“好人不出头,坏人背了世界走。”
  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1923年,蒋百里与龚浩回北京,途经徐州,蒋忽然若有所感:“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龚听了这个神话般的怪论,觉得蒋太敏感,自忖“将来中日两国开战,无论怎样,我们的半壁江山不会沦于敌手。”
  顾维钧以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外交难办。他以为内政的对象是人民,外交的对象是与国。在内政上有时候可以开大价钱,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如何。至于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假一点,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他曾说:“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顾维钧认为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顾维钧对这一点最有反感。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那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替他做辩护的律师,是甲寅派首领古文家章士钊。其辩护词随后在上海《申报》发表,标题是“党即国家乎?”章士钊说:陈独秀“非危害国家也,国民党不能代表国家,是为二物。陈氏反国民党,不反国家,何危害民国可言乎?”
  1931年底,朱家骅被任命为教育部长。他掌管全国文教,颇有建树。他的信念是:“我们教书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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