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9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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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的下院外交辩论时，直率地表示出他的愤愤不平，他说：“苏联硬说他们不准备讨论奥地利问题。这一点我当时不明白，现在还是不明白。那时以后，美国已提交一份条约草稿。我们在外交部有一份详细的草稿。”
　　会议的下半部分继续召开时，代表们都已拿到了在休会期间散发的美国草稿。会议采纳了法国代表皮杜尔提出的决议案，把“审查奥地利问题”列入未项议程。6　月26　日，英国代表散发了一份题为“对奥条约重要章节方案”
　　的草稿。但只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7　月12　日，才讨论了这个问题。贝尔纳斯建议委托副手们研究现有的两份草稿，如法国和苏联也提出草稿，可以一并研究。莫洛托夫相反提出了一项四点决议案，要求注意：新管制协定已经给予奥地利政府更大的自由；奥地利的西部占领区内有四十三万七千名流亡难民，他们在战时反对过盟国，确已构成对奥地利内部安全和“毗邻民主国家”的一种威胁；因此需要以撤走这批流亡难民作为恢复奥地利浊立的先决条件；（再提一下）必须先行签订五个其他条约，然后才能授权副手们准备对奥条约。其他代表对此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莫洛托夫又滔滔不绝地争论了一番，其论据是硬说奥地利还继续存在着纳粹主义，还在和德国勾结。显而易见，情况已不可能再有什么进展了。
　　但与此同时，形势有了进一步的重要发展。6　月份达成协议：与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的和约中允许在交通线上留驻苏联军队，直到苏联从奥地利撤军为止。
　　因此在巴黎会议结束时，苏联代表取得了两个重要收获。第一，他们诱使美国和英国的代表透露出他们考367　虑签订奥地利条约的条件的性质。第二，他们获得了在奥地利愿留多久就可在东南欧驻军多久的牢固的法律基础。而西方盟国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对苏联不愿撤离奥地利又引起了另一个动机。
　　1946　年12　月在纽约召开的下一次外长会议上，争取考虑奥地利条约的尝试又遭失败。然而，因为这时已完成了对意大利和一些卫星国的条约，莫洛托夫最后同意把对奥条约和对德条约一并列入下班会议的议程。下次外长会议订于1947　年3　月召开。
　　其后对条约的谈判情况在《概览》丛书的以后几卷中有所叙述。对奥条约的讨论是从盟国对奥委员会审议的不同标准上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讨论并不是严格限制在所提参考条件的范围之内。然而，在各管理局，特别是在赔偿管理处内，经常讨论着直接有关订约条件的问题。各国代表时常向有关的处提供谈判的消息。最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存在与否显然取决于条约谈判的成败，因此谈判的进展和前景对委员会工作的速度和总的气氛有一定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下，这件事虽然与奥地利条约没有法律上的联系，但对奥地利战后的对外关系却具有重大意义。这就是奥地利和意大利在1946年9　月5　日达成了关于解决南蒂罗尔操德语的居民问题的双边协议。但这与盟国对奥委员会的职责无关。这里不再详细叙述了。
　　第四章　结束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总的看来，西方盟国在1945　年夏季进入维也纳时，对前途是满怀希望的。战争期间，盟国之间尽管一直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它们决没有严分东西，互相排斥，对希特勒给予毁灭性的失败，也未有所阻挠。
　　而且，胜利者已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奠定了基础。这个国际组织可望使世界牢固地立足于丘吉尔所说的合作繁荣的“广阔高地”之上。盟国委员会中的西方高级官员非常清楚，特别在维也纳，关于委员会的工作基础，要与俄国人取得一致意见，所遇到的困难是不少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也许因为比别人更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实意义，对成功的前景一开始就抱着怀疑态度。在俄国人占领了格拉茨三个月之后，进入该地的英方人员，对于指望苏联军队做出模范行动，绝不抱任何幻想。他们看到的是铺着地毯的地板遭到火烧，卧房四角粪便成堆；他们听到的是当地居民讲不完的遭受奸淫掳掠的事件。然而，当时军官一级的关系一直是非常真诚的。因此一般人都希望西方盟国有可能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总的说来能与俄国人合作共事，尽管彼此之间在性格、文化和政治信念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苏联的西方盟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们对俄国人民英勇抗德的行动表示尊敬，《战争与和平》一版再版，西方政治家们在战时以赞扬的口气谈到苏联，这些都同样有助于友好亲善。因此委员会中的许多西方代表都盼望在维也纳工作，这不仅是为了有机会积极参加战后受到双倍欢迎的重建工作，而且还为了有缘会见苏联盟友，谈天说地，互致殷勤，了解他们对于人生的见解。不仅如此，维也纳又是欧洲的伟大都城之一，它的文化和历史传统，甚至纳粹主义和六年的战火都难以将其摧毁。奥地利人，尤其是维也纳人，乃是众所周知的乐天友好的人民，而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将是一项愉快的任务。最后，维也纳是通向其他国家或都城的大门，其历史影响几乎是同样伟大的或者更加伟大，但六、七年来却为烽烟所阻，不久就有可能从那里旅行到布拉格和布达佩斯，甚至到更远的布加勒斯特、索非亚或华沙。
　　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这些期望似乎是可以实现的。起初，人们可能对维也纳人在西方盟国到达时大量表示出来的宽慰之感熟视无睹，把许多这类表示归之于残存的纳粹主义，也可能在遇到其他情况时，满心以为俄国人的过火行为，仅仅是那种大部分来自原始的亚细亚国家的军队经过东征西战而最后结束其艰苦生涯时才干出来的。有时候，也许在苍茫的暮色中，你会看到一长列一长列的红军运输队在缓缓前进，一匹匹毛蓬蓬的矮马拉着一辆辆辘辘的大车，车上蹲着个蒙古人似的车夫，面无表情，一声不吭。如果这种景象使你在刹那间心潮不平地产生身处异国之感的话。那未那些怪人的故事看来无疑是正常的了——成百个面孔团团、皮肤黝黑的农民，穿着带有征尘的不合身的军服，在希青的小动物园内一面散步一面谈笑，在申布龙公园的草坪上按着手风琴的节拍翩翩起舞，或蹲在街头瞅着熙来攘往的行人。清晨，在英方人员驻地申布龙兵营出入口的对面，常常有一队哥萨克骑兵走过，他们穿得整齐清洁，可入画图，骑在短背壮马上，脚踏长长的铁橙。
　　有时候夜晚在咖啡馆里，你可能和苏联军官干一杯，交谈战时的经历。在某些管理局内，苏联代表态度友好，很想了解西方的生活情况，如果你能把他们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引开，他们在私下可能谈一点本国的生活情况。但这种机会是罕有的。尽管你多次打算找出共同基础来进行个人接触，但是相识之后要再深一步发展友谊总是办不到的。结交对象本人通常是拒绝谈论任何可以称之为政治的问题，即使开了个头，东西方对于诸如“民主”之类的基本词语的不同涵义往往在一开始就产生滑稽的问答游戏。要有可能进行任何正常的讨论，就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打基础的准备阶段——然而对此不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有机会。
　　召开四方会议期间，情况也差不多。一开始就很明显，对苏联代表来说，自由谈判仅限于盟国委员会一级，下面是不存在的。的确，在各个管理局里，如果一个西方代表由于讨论过程中出现争辩而改变了论题，苏联代表莫不对之表示惊讶。如果问题是会议结束后提出的，苏联代表会十分明显地表示他认为这种改变是一开始就估计到而且计划好的。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实际上确实是不可能的。委员会着手工作后，很快就非常明显地看出，每个苏联代表出席各局的四国例会时都带有具体的指示，经常是用书面决定的形式，对这种决定的任何修改，即使是细节上最小的修改，不请示上级，他是无权表示同意的。的确，要他同意是徒劳的，这一点很快就为人所共知了。如果在会议上运用这种或那种方法劝使他赞成了另一种措词，而把苏联的观点用这种措词写在记录草稿中的话，他总是否认自己曾经表示过赞成，而要将他本人的意见再次解释一番，改变得和原来上级指示他使用的词汇完全一致，这时他才肯签字，虽然这种情况往往是令人恼火的，但是对他个人生气是没有什么用的。他是只能服从指示的字面意义的。显然，如果违背决定而公开表示意见，他的工作就保不住了。非常偶然的情况是，如果苏联的观点看来确乎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上的话，苏联代表会抓住可乘之机在下次会议前请示上级，然后可能带着新的指示回来开会。但同样地他也可能不带来什么新的指示。带来新指示也好，不带来新指示也好，根据作者的经验，不管怎样他是绝不会说明情况的——要么重新坚定地申述其旧的观点，要么不作任何剖白就提出全新的意见。在冷战气氛越来越占优势的时候，西方的谈判代表对于这种习以为常的情况日益熟悉了。
　　国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这一级，苏联代表在行动上有较大的自由。
　　但时间一久，情况就很清楚：他们也受到较严的控制，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结合得越来越严密的一个组织的若干部分而已，即使是重要部分的话。1946　年的春夏两季，一批与西方代表相处得很好的苏联官员为其他一些不太愿意合作的人所代替了。而整个苏方人员开始表现出铁板一块的特点：这种特点是在苏联同外部世界接触到的任何地方都已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到1946　年底，在盟国对奥委员会里，凡与俄国人打过交道的西方代表，所抱幻想最后不归于烟消云散者，实际上是寥寥无几。现在已很明显，西方代表和他们的俄国同僚的关系，看来已不能象在战争刚结束时那样建立在友好的和个人的基础之上，也不可能象其他三国的成员之间一开始就存在的那种关系，因为在苏联世界里，个人关系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都是用来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服务的，而代表的遴选与训练也就是从这一点出发的。
　　在苏方成员这种逐步与私人断绝交往的同时，他们的政治态度也相应地强硬起来（本卷前面已有所叙述），而且这种断绝交往的确很明显是其精心策划的采取强硬态度的一个部分。由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每一个局部问题都不应孤立地看待，而应视为克里姆林宫对外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奥地利产生的这种变化和苏联在其他国家采取的总的强硬政治态度以及苏联政府逐步抛弃和战时西方盟国的合作，是步调一致的。这种政策方面的改变不久就在征服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政府拒绝接受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许后者更引人注目——这两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清楚了。从东欧国家传到维也纳的消息是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盟国代表团也遇到同样的情况。
　　然而，尽管关系恶化，尽管例如苏联在奥地利财产管理局的建立使苏联对奥政策显得越来越清楚，但是西方和苏方在公务上的关系，如果说除了表面文章之外，难得有所进展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内也从未变得比冷淡还要糟。即使在开会时往往直言不讳，但会还是照开。即使对函件的答复可能一拖几周，但通信还在继续。即使正式宴会的请柬很少得到答复，但到时候苏方出席的次数还是多于不出席的次数，而在苏方担任主席期间，他还是分担举行招待会的责任，尽管必要的交谈往往用放映苏联电影来回避。
　　因此，就与俄国人合作而言。即使1945　年所抱的很大期望成为泡影，但失望只能说是部分的，不管持有怎样的保留意见，我们还必须说，盟国对奥委员会是起了作用的。通过其卓有成效的机构盟国秘书处，散发了各种文件，安排和组织了各种会议。每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来达到反法西斯的战争目的时，四国达成协议还是比较迅速而有效的，有时即使不是为了反法西斯目的所迫切需要，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在诸如逮捕战犯、遭散残余的德国部队并解除其武装、摧毁纳粹战争设备等问题上，交换情报和采取一致行动，相对地说都没有什么困难。占领初期四国还能充分保持意志上的统一，对四国本身所许诺的奥地利独立问题，能够达成书面协议，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但时间一久，东西方对这问题便暴露出根本性的分歧了。对奥地利的新闻出版，对奥地利的工会组织，对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