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62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反对在学校里实行义务宗教教育的，而这一制度在军政府1943年掌权后就已经颁布法令实行了。
整个大陆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场选举。尽管精神抖擞，生气勃勃而富有魅力的庇隆与才貌平庸的坦博里尼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民主联盟仍然相信他们会获胜，如果选举是公正举行的话。虽然仍旧保持戒严状态，但报章杂志却获准几乎可以完全自由地发表意见和提出批评，所有的政党均准予举行集会。可是许多民主党派的集会却被庇隆派的武装人员所驱散，而亲庇隆的警察部队则袖手旁观，不作公正的处置。
与此同时，身为华盛顿代理国务卿的布雷登，为了忠于自己的诺言，继续攻击庇隆是西半球和平与团结的威胁。同时他还试图争取其他美洲政府的支持。选举原定在1946年2月24日举行，在举行前二星期左右的时候，布雷登断定这已到了采取更直接行动的时刻。2月11日，一份通常称作蓝皮书的备忘录递交给了其他美洲国家的代表。十二小时后，这份备忘录就公布于世了。蓝皮书的内容是根据轴心国在阿根廷活动的情况汇报，包括盟国占领德国后发现的情报。阿根廷政府被控在大战期间曾给德国以援助，并在自己的国家里给纳粹团体继续提供庇护。庇隆被点名为主要通敌者之一。
在大部分选举活动期间，庇隆一直主要强调，他在反对贪婪的地主和资本主义寡头政治的运动中作为贫穷受压迫者的一名战士所起的作用。他慷慨地向工人们许下了诺言，并发布了法令，立即给工人们切实的好处。布雷登的公开干涉反而给庇隆提供了新鲜的武器，使他成为拥护阿根廷自由和独立以摆脱美国佬蓄谋控制的人。庇隆声称，阿根廷的选民们必须在2月24日投票，要末选布雷登，要未选庇隆。
同过去标志竞选运动时的恫吓和派系斗争的情况形成对照，那天的投票却是平静而井井有条，完全实现了武装部队将能保证选举公正举行的许诺。统计票数的工作花了六个星期，但到3月中旬已很清楚，庇隆的胜利已成定局，除非在尚未计票的几个选区内形势突然转向。最后的选举结果表明：庇隆已经赢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他的党在十四个省政府中获胜了十三个，在国会里也取得了胜利。庇隆支持者之所以赢得胜利，实得力于反对党派内部的分裂，而它们的党派休战只限于选出一名共同的总统候选人而已。
（二）阿根廷选举在美洲大陆产生的反响
庇隆的胜利使美国政府中的拉丁美洲政策制订者陷于进退维谷的处境。布雷登和国务院曾寄希望于庇隆为民主派人士所击败。他们可能在理论上采取三条政策中的一条：（1）承认新政府和同阿根廷建立正常关系；（2）不承认和公开反对；或（3）承认，但保持疏远和不友好的关系。他们不准备考虑第一条政策。第二条是排除在外的，除非美国准备单独行事。不论英国政府还是主要的拉丁美洲政府都不想要孤立阿根廷。
拉丁美洲国家不安地看到，曾经一度在墨西哥城和旧金山弥合了的美国和阿根廷之间的争执又死灰复燃了。虽然多数的美洲政府并不比美国政府对法雷尔…庇隆政权更有好感，但公开与之决裂是不符合它们的利益的。况且，美国的高压行径更引起了它们早先对北美的干涉和霸权的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愈加坚持它们早先的防卫手段，即不干涉和步调一致的原则。看来似乎越来越清楚了，美国是准备抛弃这两项原则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制订者公开地宣称，在外交事务上不干涉的政策，并不意味着赞同当地的暴政，并且呼吁拉丁美洲国家联合起来同法西斯政府进行斗争。
拉丁美洲政府对于对不干涉原则的任何修改的态度，在它们对乌拉圭于1945年10月提出的建议的反应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了。乌拉圭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拉雷塔，在一封致其他美洲共和国的照会中提议，采取集体行动以对付侵犯了包含基本人权在内的民主原则的政府。虽然，这提议当然并未提及阿根廷，但显而易见，法雷尔…庇隆的军事独裁是属于这种性质的政府。实际上还有其他几个拉丁美洲政府也是如此。
贝尔纳斯立即宣布美国政府“无条件地赞同”乌拉圭的提议。相反，大多数的拉丁美洲国家不是在外交上不作肯定表态，就是反对这个提议。它们不准备接受对它们内部事务的干涉，不论这种干涉是单方面的或是多方面的。此外，它们害怕虽然干涉表面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美国可能利用它的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对一些弱小国家施加压力，以提供它所需要的支持其进行干涉的多数票。这些国家的疑虑由于国务院官员的声明而更加深了，声明指出，要在美洲国家间的协议中取得完全一致是一种做不到的想法，决议只应该由真正的多数表决通过。
当时在讨论中最重要的一项美洲国家间的协定是取代查普尔特佩克决议的西半球防务条约。经一致同意美洲各政府应于1945年10月底在里约热内卢集会讨论这个条约。在会议预定召开日期前不久，美国国务院通知东道国巴西政府说，国务院希望推迟会期，因为美国政府不想与阿根廷现政权商谈防御条约。其他拉丁美洲政府在作出这项决定后才被告知，因此对事先没有和它们商量就采取这一重大步骤感到不满和不安。虽然，美洲政府间关于缔结条约的谈判继续下去了，但如果包括阿根廷政府在内，美国政府就不打算商订条约，因此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而主要的拉美国家则反对把阿根廷排除在任何谈判之外。
布雷登不仅未能说服大多数拉美政府支持美国对阿根廷政府采取一项坚定政策是符合它们的利益的，而且他的强硬政策还遭到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人士的反对。他的敌手包括睦邻政策的支持者和不干涉主义者，害怕英国在阿根廷竞争的商业界以及日益增多的持这种观点的一批人，即认为来自西半球纳粹的危险比起共产主义的威胁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切望所有美洲国家联合起来抵制这种新的危险。
在这种处境下，布雷登见风转舵了。1946年3月27日，他说，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政府的外交关系将予以保持，但他重申美国政府不准备签订任何将包括阿根廷在内的西半球军事协议。显然他仍旧希望同其他美洲国家或它们中的大多数国家达成一项协议而把阿根廷排除于外，但已愈来愈明显，任何这样的希望注定是要落空的。美国政府关于蓝皮书中所揭露的问题采取相应行动一事曾向巴西和其他主要南美国家发出函件，到4月初才迟迟收到它们的答复。大体上他们同意巴西的观点，这一观点发表在4月4日的一份备忘录中。巴西外交部长实际上说，大战已结束，阿根廷新政府已经过自由选举产生，巴西政府极想签订一项互助条约，但认为，这样一项条约除非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所有美洲国家都参加签署，将是一纸空文。由于拉丁美洲的答复以及美洲各国间进一步协商的结果，美国国务院更改了它的立场，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美国政府准备考虑让阿根廷参加防务条约，倘若阿根廷政府在肃清轴心国影响方面履行其义务的话。
整个1946年，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布雷登在几条战线上进行了一场英勇但不能取胜的战斗。布雷登在国内的最强大的敌手是新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乔治·梅塞史密斯和陆军部。美国军事计划制订者都渴望在制订西半球防御计划方面与拉丁美洲政府达成一项协议。他们的防御计划包括所有美洲共和国的训练、组织以及装备的标准化。1945年10月美洲国家间防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调整军事力量的报告，1946年5月杜鲁门提交国会一项美洲国家军事合作法案，这个法案体现了防务委员会的许多建议。这个议案如果通过的话，将能通过以美国的现代军备交换拉丁美洲现有不标准的装备而使装备达到标准化。陆军部担心如果不允许阿根廷政府从美国得到武器，则他们将从英国或俄国得到。6月份，前阿根廷陆军参谋长范德贝克将军为争取得到军需用品访问了华盛顿。代理国务卿告知阿根廷使者，在阿根廷履行它肃清轴心国影响的义务以前，美国政府不准备出卖武器给他的政府。
在夏季的几个月中阿根廷做出了几个和解姿态。8月，查普尔特佩克决议和联合国宪章都在阿根廷国会两院被批准了。同月，据报道，庇隆已告诉众议院，在另一场战争中人们将会看到阿根廷同美国结盟。遗留下来的德国学校被关闭了，并对在蓝皮书中提到的几个德国人采取了行动。但是，政府未能将几名被指控的较著名人物加以驱逐，其中包括庇隆的亲密私友路德维希·弗罗伊德。他经阿根廷联邦法院宣布免除其被控的共谋罪。
6月，阿根廷在美国的冻结资金被解冻了。然而，到年底，华盛顿政府内部关于把阿根廷也包括在西半球军事条约之内并向庇隆提供武器是否明智问题的争论仍未决定，而为拟订防御条约的里约热内卢会议则已一再延期召开了。
（三）英阿会谈
发现庇隆总统在谈判中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的，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如我们所知道的，阿根廷在美洲之所以能实行一种独立政策，多半是由于它同英国有着密切的财政和经济关系。庇隆按照自己的经济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政策，极想减轻自己国家对英国的依赖。1946年6月至7月，英国代表团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商讨有关财政和经济问题，包括续订1936年的商业条约，但他们发现谈判非常难于进行。
谈判的要点是：关于战争期间阿根廷在英国所积累的大量冻结英镑的余额问题，英国在阿根廷拥有的铁路的前途问题，肉类供应和续订英阿商业条约问题。英国渴望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一个全面的解决。但是，阿根廷政府由于英国需要它的牛肉而处于优越地位，因而在它们被冻结的英镑余额问题没有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准备在其他几个问题上签订协议。
最后，在英国就冻结英镑和提高肉类价格的问题作了让步之后，才在9月17日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解决了阿根廷英镑余额、肉类购买合同和英国在阿拥有的铁路问题。双方进一步同意应立刻开始讨论，为签订一项新的贸易条约作准备，以及在这些讨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旧条约中各项条款的有效期应延长至该年年底。
第二节 拉丁美洲的政治趋势
在巴西，1945年这一年标志着已统治该国十五年的热图利奥·瓦加斯威信的部分衰落。自从1937年解散国会和建立新政府以来，瓦加斯实行了完全的独裁。当时通过的宪法中的主要条款，从来就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瓦加斯的独裁大体上说来还是宽容的，大多数巴西人起先还愿意接受对他们行动自由的种种限制，作为恢复法治的必要代价。在战争年代里，他们再次忍受了瓦加斯权力的扩张，认为有必要这样以确保国家的安全。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不满情绪日益滋长。瓦加斯在维护他的独裁统治的同时，想以许诺战后在和平安定的适当环境下举行大选的办法来制止批评。虽然瓦加斯认识到在巴西恢复较为民主做法的需要，但是，他所想象的民主形式，并不是西方民主国家所实行的放任自由的十九世纪式的民主，而这种曾包含在1891年巴西宪法上的民主结果只造成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腐败和一片混乱。
1937年的宪法是遵循独裁主义和民族主义路线的。它所规定的条款使政府有权管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瓦加斯认为，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民主是不可能的。他很想为他的国家取得更多的经济独立；并且认为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由国家来计划和指导国民经济，而且，必须对外国资本和企业实行严格控制。在战争年代里，瓦加斯意识到在军事和经济领域里同美国紧密合作的必要。这种合作必然意味着允许美国在指导巴西内部事务方面有相当的决定权。巴西人尽管切望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现在感到，由巴西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已到来了。随着和平在望，他们很想重新控制他们的空军基地并送走北美的“占领军”。他们相信巴西增高的威望和地位，使它足有资格在处理大陆事务中起主导作用。尤其是在对阿根廷的政策中，他们并不打算接受美国的指示，因为他们确信，同他们南面的邻邦恢复良好关系是很必要的。在这些情况下，1944年夏天，瓦加斯决定撤掉他的外交部长奥斯瓦尔多·阿拉纳的职务。因为阿拉纳是一位主张同美国密切合作的强烈鼓吹者，并且被许多巴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