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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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时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使这一问题变得分外迫切。于是在以后的几星期中，贝尔纳斯和他的助理们忙于拟订管制日本的建议，希望能使俄国和澳大利亚满意，同时又给美国司令部保持适当的活动余地。这是一件棘手的事，因为麦克阿瑟一般不愿同外来的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包括美国政府本身的领导人）打交道，特别不愿让自己的权力受到任何形式的盟国政治委员会的限制。
　　然而，贝尔纳斯同美国武装部队的代表磋商后，终于能够拟订一些关于控制麦克阿瑟将军的建议，并使各个盟国政府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1945年11月29日感恩节那天，他决定，如果设法同俄国人重开谈判，这样做也许是值得的。他建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参加者限于三大国的外长。英国和俄国政府都同意了。于是1945年12月16日，贝尔纳斯、贝文和莫洛托夫再度会面，这次是在俄国首都。
　　贝尔纳斯到莫斯科去，不是仅仅为了起草和约而不涉及其他问题，他还试图解决俄国与西方之间的一切分歧，这一点意味着会议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一种比以前认真得多的气氛。议题的范围是很广泛的。会上将讨论关于占领日本的安排，以及朝鲜、中国、希腊、印度尼西亚、满洲和波斯的局势，还要讨论原子能的管制，制订和约的程序，以及英美承认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两国政府的条件。假如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达成协议，大国之间的分歧可能得到全面解决。实际上，这次会议办成了不少事，但有一个重要问题——俄国在波斯北部的活动——却没有作出决定而从议事日程上去掉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对大国的融洽一致，几乎立刻证明是个致命伤。
　　总的说来，双方在莫斯科达成的妥协有下列几方面。第一，俄国人接受了美国关于召开和会的计划，并同意应邀请与会的二十一国的名单。作为报答，美国人和英国人接受了俄国的这一论点：惟有停战协定的签字国家才有资格参与和约条款的初步审议。接着就指示三国外长的助理们立即恢复本来业已着手的草拟五项和约的工作，并规定和会的召开日期不应迟于1946年5月1日。在和会“审议”过和约草案以后，将由停战协定签字国的代表制定定本，这样使几个大国几乎能否决在和会上其他国家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这项协议使上次在伦敦扼杀外长会议的那场程序纠纷获得了解决。看来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对贝尔纳斯说来尤其是如此，于是在1945年圣诞节三国发表了一个特别公报，向全世界宣布了这项建议。
　　第二项主要的妥协是，在俄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压力下，美国在日本问题上作出了某些让步，以换取俄国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问题上所作的让步。关于盟国管制日本的机构所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按照贝尔纳斯带到会议上来的那项建议。简略地说，将设立两个机构，其一是设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其二是在东京展开工作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远东委员会将由十一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这些国家在太平洋地区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在四大国同意的条件下，“不必全体一致赞同”就能作出决定。该委员会具有下列各项职权：
　　制定各项政策、原则与标准，俾使日本有所遵循而能履行投降书中载明的各项义务。
　　根据任何成员国的要求，审议盟国最高统帅发布的任何指令，或最高统帅采取的涉及本委员会权限内决策事宜的任何行动。　审议经成员国政府商定后提交的其他事宜。……　经明确规定，该委员会无权过问军事或领土问题，并且，它只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官方渠道同管制日本的权力机构进行联系。此外，如果该委员会行动迟缓，美国政府保留向麦克阿瑟发出“临时指令”的权利。鉴于美国同其他大国一样有权否决委员会的决议，这实际上意味着这种临时指令可以无限期地有效，只要美国坚持，即使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表示反对，也不能取消这种指令。假如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况，委员会必然会流于完全不起作用的地步。后来发生的情况果然如此。
　　第二个机构，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仅仅是谘询机构。它由中国、俄国、美国，以及代表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第四个成员的军事代表所组成。最高统帅部将继续颁发一切命令，但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的条款，麦克阿瑟有义务“在紧急情况许可的条件下，于颁发涉及实质性问题的命令之前，先同该委员会进行磋商并征求其意见”。只有一项规定能对最高统帅的权力真正起到限制作用，即为了执行远东委员会作出的决议而采取必要行动时，倘使管制委员会的成员之间发生意见分歧，那末“在远东委员会成员对于有关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之前，最高统帅将暂不颁发命令”。
　　显然，管制日本的新机构并没有真正严重地侵犯到美国的控制权。同样，在莫斯科会议上规定的关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安排也是如此：俄国在名义上的让步并不妨碍它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当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罗马尼亚只有一个未经选举而成立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保加利亚刚经过大战后的初次选举。这方面情况的不同使大国对这两个国家区别对待。对于罗马尼亚，设立了一个三大国委员会，其成员“将立即到布加勒斯特去”，并设法使各主要反对党派的两名“真正有代表性的”成员加入内阁。这些新的阁员同时应是“合适的”人选，愿意“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还有最后一点，通过这种方式而扩大的政府应保证在最近期间举行自由选举，保障公民自由，并给予一切“反法西斯的民主党派”以自由行动的权利，以便它们为选举做好准备。当以上各项都实现后，英国和美国政府保证承认经过改组与改革的罗马尼亚政府。
　　至于保加利亚：
　　……苏联政府将承担使命向保加利亚政府提出友好的意见，认为目前正在组成的、由祖国阵线领导的保加利亚政府中应增加其他民主团体的两名代表，他们应具备两个条件：（1）确实代表尚未参加政府的各个党派，（2）确实是合适的人选，并愿忠诚地参与政府工作。
　　作为交换条件，英国和美国再次保证承认改组后的保加利亚政府。其实这并未使俄国人承担任何义务。事实上，保加利亚政府中并未增加反对党的成员。
　　显然，这些协议丝毫没有设法解决根本问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真正有代表性的”领导人，根据这个词句的定义来说，就不会愿意在这些国家现存的政府里“忠诚地工作”，任何三大国委员会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诚然，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同它们对手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确有所缓和。当委员会的成员于1945年12月31日抵达布加勒斯特时，米哈伊国王停止了他对格罗查政府的“怠工”。接着在1月7日，两个主要反对党中的两名比较次要的政治人物加入了内阁。但格罗查仍然是首相，而共产党对政府的控制丝毫没有受到影响。随后几个月的事态证明，正式保证公民自由和尽快举行选举，完全是空谈。然而，在罗马尼亚政府顽固不化的行径变得充分明显之前，英美却履行了它们在这笔交易中所承担的义务，于1946年2月5日在外交上承认了改组后的格罗查政府。相反，由于保加利亚政府没有进行任何变革，西方继续不予承认。因此，12月间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只是暂时缓和了罗马尼亚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三国外长在莫斯科达成的第三项主要妥协，影响到美国和俄国对中国和朝鲜的政策。自从战胜日本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政府之间的互相猜疑、不信任以及时起时伏的交战，加上驻朝鲜的俄国和美国军事当局之间的龃龉，使亚洲大陆动荡不安。然而，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各自宣布的政策却并未发生严重的冲突。1945年12月16日，即三国外长在莫斯科开始会谈的那天，杜鲁门发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项声明。总统要求停止内战，由中国“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会议，就国内的争斗安排一项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他重申美国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权，但又宣称，现存的“一党统治的政府”应予扩大，以容纳其他党派的代表。杜鲁门还声称，使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取消象共产党人所指挥的那种独立的军队。他明确表示，永远不会用美国武器来影响中国的内战，但提议，等中国实现统一与和平后，美国将给予经济援助。
　　当外长们在莫斯科讨论到中国问题时，莫洛托夫对于美国总统的声明找不出什么可以反对的地方。但他坚决要求贝尔纳斯讲得更具体些。莫洛托夫特别想知道，美国部队正在华北干些什么，他们准备何时撤出。他建议确定一个日期，届时俄国部队撤离满洲，美国部队撤离中国。但贝尔纳斯对此不以为然，他声称美国人必须完成遣返日本人的工作，而对于这项任务的完成无法规定一个期限。后来同斯大林友好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后，双方同意，对于撤出部队的日程暂时不作决定。这次发表的公报仅满足于笼统的原则。三国外长宣称，他们一致同意，需要“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在中国实现统一与民主，国民政府的各部门应由民主人士广泛参加，内战必须停止。三国外长重申，他们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
　　因此，实际上，莫洛托夫和贝文都赞同了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贝尔纳斯则相应地接受了俄国关于朝鲜的方案。在这方面，外长们特别要求早日成立一个“朝鲜临时民主政府”。为了帮助实现这个目标，将设立一个俄美联合委员会。俄国和美国占领区司令官的代表将于两周内举行会议，来研究朝鲜的种种迫切问题。
　　这些协议是很笼统的，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事实上，不久在朝鲜和中国都碰到了困难。双方从一开始，就在朝鲜僵持不下。经过几个月徒劳无益的争吵后，俄国和美国在当地的谈判于1946年5月中断了。正如在德国出现的情况那样，朝鲜的占领区成了两个分隔开的部分，每一部分具有独立的行政制度，彼此之间几乎没有经济交流。
　　至于中国，事态的发展则要复杂得多。1945年12月21日，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总统的特使到达了中国。他利用自己很高的威望，试图促使共产党人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起先他似乎取得一些成就。1946年1月10日宣布签订一项正式的停战协定。在马歇尔的主持下，成立了由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以及美国军官组成的专门小组，到各省去促使双方停火。2月25日，蒋和一位共产党代表签署了一项协议，把共产党部队纳入中国国军的编制之内。同时，拟定了改组中国政府和制定一部新宪法的计划。
　　因此，直到1946年4月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似乎执行得相当不错。相对而言，俄国人比较被动，他们同蒋介石的关系，如果说是冷淡的，却也是正常的。诚然，在满洲，俄国人继续攫取各种机器和其他可动资产，运往西伯利亚东部各省。他们还企图同中国国民政府达成谅解，通过成立一些中苏合办的公司，联合开采满洲的矿藏，并利用其他无法搬动的工业财富。但美国政府表示不赞成任何这种安排，因而中国人在1946年3月拒绝了俄国的建议。虽然俄国的这些希望受到了挫折，但苏联政府却继续把蒋看作中国政府的首脑，同他打交道。所以，红军于1946年4月底全部撤出满洲的行动，是根据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实际上是应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而这样做的。
　　尽管俄国人同蒋保持正常的官方关系，他们却并没有因此便不使用各种诡秘的手段帮助共产党人。例如，他们让共产党部队开进满洲，就立即在红军驻防的城外布好阵地。结果，当俄国人从满洲撤走时，中国共产党人就能够获得俄国人留下的大量日本军火。此外，俄国人还对国民党部队多方刁难，例如，不让他们使用大连港，并拒绝使俄国部队的撤离满洲同中国国民党部队的进驻该地区取得协调。这些行动造成了重大的后果。由于红军的撤出满洲比国民党军队的进驻迅速得多，因而形成了一段无人统治的时间，于是已在当地拥有一定兵力的共产党人便能趁此机会控制大片农村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
　　然而，同美国人对国民政府军队的援助相比，俄国人给予共产党人的援助要少得多。这一点，以及共产党武装部队的兵力大概只有蒋所指挥的军队的五分之一这一事实，可能使斯大林确信，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统治中国的将是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