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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穷人的银行家-第3章

小说: 穷人的银行家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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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祖母和两个姨妈都有精神病,我们推测她的病一定也是遗传的,但是没有医生能做出确诊。绝望之下,父亲转向了诸如鸦片治疗、咒语,甚至是催眠之类的异端偏方。对于这些疗法母亲从不配合,无论如何,这些方法一无收效。
  倒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发现那些疗法很有意思。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医生对母亲实施催眠提示之后,我们就彼此进行自己的催眠试验。
  我们还发明了用某种幽默来对待她的病情。“天气预报如何?”在我们想预见母亲在随后几小时的情绪时,就彼此这样发问。为了避免激起新的发作,我们给家里的每个人都配上了代号:2 号,4 号等等。我弟弟易卜拉辛甚至写了个滑稽短剧,剧中,他称我们家是一个电台,母亲总是在“播音”,她以各种情绪来广播她的布道,还有“伴舞”。
  父亲一直是照亮着这令人悲伤时期的光芒。他优雅坚毅地适应着这一人生变局,在母亲的疾病持续的三十三年间,他以所有可能的方式,在各种情况下,照顾着她。他努力做得就像一切如常,好像她仍是 1930 年的那个索非亚卡图恩,当时他只有 22 岁。直到母亲 1982年去世,在他们结婚的五十二年间,他始终对她忠诚不渝,恩爱如初。
  虽然父亲并不介意在我们的教育和旅行上花钱,但是他持家简朴,给我们的零花钱很少。上高中时,由于在吉大港地区的竞争奖学金考试中获胜,我每月能得到一点津贴,于是我有了一些零花钱,但从来就不够花。我从父亲的零钱抽屉里补足我短缺的部分,这件事父亲根本就没有察觉。除去对书与杂志的兴趣以外,萨拉姆和我还养成了看电影和在外面吃东西的毛病。我们对口味并不讲究。我最喜欢“马铃薯块”,就是一块烤马铃薯塞入煎洋葱,再撒上醋。萨拉姆和我在离家不远的街拐角处那个简陋的茶摊上,就着一杯茉莉花茶吃这些东西。
  对于这些外出活动,父亲从不知情。
  第一章 吉大港,博克瑟哈特大街 20 号(3)
  萨拉姆和我买的第一架照相机是一个简单的盒式相机,我们走到哪儿都带着它。我们像专业人员一样计划并研究我们的题材:人像,街景,住宅,静物。我们在摄影方面的同谋是邻里一个名为“神奇之家摄影室”的照相馆主人。他允许我们用他的暗房,将我们的黑白胶卷冲印出来。我们努力想获得一些特殊效果,甚至给我们的照片上了色。
  穷人的银行家我对绘画产生了很大兴趣,并跟一个商业画家学徒,我管他叫尤斯塔德(Ustad),或是“古儒”(Guru,泰斗)。在家里,我把我的画架、画布和彩笔都小心安置好,以便在听到父亲回来的动静时很快就能把它们藏起来。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父亲不相信复制人体形象这类的事。家里一些爱艺术的叔叔姑姑成了我的同谋,帮助和鼓励我。
  作为这些癖好的副产品,萨拉姆和我对图形设计也产生了兴趣。
  我们还开始集邮,并说服邻里的一个店主,允许我们在他的店铺前展示我们的邮票箱。我们经常与两个叔叔一起去电影院看印度和好莱坞的电影,唱那些当时很流行的浪漫歌曲。
  吉大港教会学校比我的小学要都市化得多。我的同学大多是从各地调任来的政府官员的儿子,这个学校提供的是全国最好的教育。但特别吸引我的是童子军规划,童子军队部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我和其他学校的男孩子们一起,参加训练,游戏,艺术活动,讨论,在乡间徒步旅行,各种各样的节目和许多的集会。在“挣钱周”里,我们叫卖货物,擦皮鞋,在茶摊上作伙计,以募集钱款。除乐趣以外,童子军活动还教会了我,要有同情心,要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境界,并且珍视我的同伴。
  我尤其记得 1953 年那次参加巴基斯坦第一届全国童子军大会的跨越印度的火车旅行。沿途,我们停下来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一路上我们都在歌唱游戏,但是在阿格拉(Agra)的泰姬陵(Taj Mahal)
  前,我发现我们的主任助理夸奇西拉加尔胡克(Quazi Sirajul Huq)在无声地抽泣。他流泪,并不是为了这座纪念碑或是为了在此埋葬的那对著名的情侣,也不是为了刻在白大理石墙壁上的诗句。夸奇萨希布(Quazi Sahib)说,他是为我们的命运,为我们肩负的历史重担而哭泣。虽然我当时只有 13 岁,但他的激情使我深受震动。
  在他的鼓励下,童子军意识开始渗透到我的所有行为活动中。我一直就是个天生的领头人,但夸奇萨希布的道德感化让我明白,要想得更高,要有序地引导激情。
  1973 年,在孟加拉解放战争之后那些骚乱的月份里,我与父亲和弟弟易卜拉辛一起去探望夸奇萨希布。我们喝着茶,讨论周围的政治动乱局势。一个月以后,夸奇萨希布在睡梦中被他的仆人残忍地杀害了。他当时已是一个衰弱的老人,那个仆人抢走了他的一点点钱。警方根本就没抓到凶手。我被悲痛吞噬了。回想起来,我开始理解他在泰姬陵留下的眼泪,那是出于对他自己不幸与孟加拉人民未来不幸的先知。
  第二章 一个孟加拉人在美国(1)
  我总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教师。从小,我就总爱训导我的弟弟们,并且坚持要求他们在学校只许得到最高分。21 岁大学刚毕业时,我在吉大港的母校主动提供给我一个经济学教师的职位。这个由英国人创建于 1836 年的大学,是这个次大陆上最受尊重的大学之一,从 1961年到 1965 年,我在那里教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还尝试建立我个人的企业。我注意到,包装材料都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口,在这个国家的东半部,我们没有生产箱子或包装材料的设施。我说服了父亲,允许我建立了一个包装和印刷工厂。我准备了一份项目建议书,从国有的工业银行申请一笔贷款。当时,很少有孟加拉企业家想建立工业设施,贷款马上就被批准了。我很快建起了一个包装与印刷工厂,雇用了一百名工人。这个项目很快就成功了,每年都有良好的利润。
  我父亲是董事会的主席,他极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商业信贷的概念使他极为紧张,以至于催着我提前归还了贷款。我们可能是当时绝无仅有的几家提前偿还贷款的新企业之一。那家银行马上又主动提出,额外提供一笔一千万塔卡(taka,孟加拉货币)的贷款,让我们去建立一家纸厂,但这件事我父亲根本不肯听。
  包装业的中心是在西巴基斯坦的拉哈尔(Lahore),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义者的孟加拉人,我知道,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完全可以生产出更便宜的产品来。我们的产品包括烟盒、箱子、硬纸箱、化妆盒、卡片、日历和书等等。我从来就不担心赚钱的事。而这个包装工厂的成功使我和我的亲人们都相信,如果我想的话,我可以做到在商界出人头地。
  尽管获得了商业成功,我仍然想去学习和教书。于是,当我在1965 年得到一份富尔布赖特(Fulbright)奖学金时,这个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的机会使我一跃而起。这是我的第三次出国之行。我曾在1955 年作为童子军去过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参加世界童子军大会,1959 年又去过日本和菲律宾。但这次是我独自出行。一开始,博尔德(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的校园真让我大为震惊。在孟加拉,学生对教授从不敢直呼其名。如果一个学生向“先生”讲话,那也只是在“先生”允许他发言之后,他才能毕恭毕敬地发言。但是在博尔德,教师看上去把自己当作学生们的朋友。我经常看到教师和学生们光着脚、四肢伸展地坐在草地上,分享食物,开玩笑,聊天。这种亲密在孟加拉是完全不能想象的。至于说在科罗拉多的女同学,我简直窘得都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在吉大港大学只有很少女学生,在800名学生中,女生不会超过 150 个。女生还受到隔离,她们通常被限制在女士休息室里,那是不许男学生进入的。她们在参加学生政治活动与其他活动方面也受到限制。例如,我们演戏时就不允许女性参加,于是男生就穿女装、化女妆来扮演女性角色。
  我在吉大港大学的女学生们都极为腼腆。快上课的时候,她们总是会在教师公共休息室外挤作一堆,随后跟在我后面去上课,紧抓着书,眼睛盯着脚面,以便躲避小伙子们凝视的目光。在教室里,她们和男生分开坐,我也学会了不向她们提问,以免令她们在同学面前感到窘迫。出了教室我从不和她们讲话。
  事实上,我自己对女性也是十分腼腆,所以我尽量对她们视而不见。想象一下我 1965 年夏天到达美国时所感到的惊愕吧!校园里放着摇滚乐,姑娘们脱了鞋子坐在草地上,晒着太阳,大笑着。我紧张得要命,甚至试图不看她们。但我还是喜欢坐在学生中心里,注视着衣着古怪的大学生们来来去去,聊天,调情,吃东西。美国的青年看起来那么强壮,健康,充满活力。那是一个体验麻醉品的年代,喝酒是很普遍的。但是,腼腆的个性使我没有去参加那些喧闹的晚会。我宁愿在自己的房间里学习或看电视。
  电视在 1964 年才在达卡出现,在到美国之前我对它还很陌生。
  在博尔德我很快就迷上了电视。我最喜欢的节目是《新闻六十分》( 60 Minutes),但我也看所有无聊的肥皂剧,比如《我爱露西》《吉利根岛》《霍根的英雄》。我发现,开着电视时我能更清晰地说话和思考,至今如此。
  当时正是越战炽热的时期,我和其他外国学生一起参加反战集会和抗议游行。尽管也表示了自己反对越战的态度,我还是努力去保持开放的心态而避免卷入赶时髦的大众思维。我那些左派的孟加拉朋友们无法理解我对美国的一些肯定性看法。在达卡,反美情绪高涨,在所有的校园里,学生们都称美国为肮脏的资本主义者,成天呼喊着:“美国佬,滚回去!”
  很快,我就学会了受用美国的个人自由。我开始感到乐趣。学习很顺利,我甚至有时间去学四对男女跳的方形舞。看到人们喝葡萄酒、啤酒和烈性酒,我也不以为怪了。每天都有点滴的意外小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走进博尔德一家餐馆的那一幕,那个女招待招呼道:“你好,我叫谢里尔(Cheryl)。”她咧开嘴笑着,给了我一杯加了许多冰块的水。在我的祖国或南亚,没有人会对一个陌生人如此开放坦率。
  至于说到美国餐饮,我可真是怀念我母亲做的辛辣食物。尽管我也喜欢法式炸薯条、汉堡包、薯片和番茄酱,我还是从心里厌烦美国食物,如果能吃上米饭和木豆(dal),或是孟加拉甜肉,我简直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在阳光明媚的校园里,周围有来自各国的同学,我在博尔德的夏天飞快地过去了。秋天,按照奖学金的要求,我去了田纳西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继续学习,在那儿的经历可是完全不同了。对比科罗拉多宽广的景色,纳什维尔(Nashville)令人消沉,毫无意趣。再者,范德比尔特不久前才刚刚解除种族隔离,甚至连我常去的那家名为“校园烧烤”的狭小餐馆,直到六个月以前还都“只对白人”开放。外国学生屈指可数,而且,根本没有孟加拉人。
  我感到孤独,很想家。冬天很冷,我的宿舍韦斯利大楼(Wesley Hall)
  气味熏人,我们很快就重新命名它为“韦斯利地狱”(Wesley Hell)。
  暖气管整夜都砰砰作响。淋浴是那种老式的开放式间格,以我的腼腆拘谨,只好带着一条长 Lungi 去淋浴,那是在孟加拉人们穿的一种缠腰长裙。
  我是那一年范德比尔特大学唯一的富尔布赖特奖学金学者。一开始的课程使我感到厌倦。比起在孟加拉已经做过的那些成熟得多的工作,我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生规划实在是很肤浅。然而幸运的是,很快,我就上了攻读博士学位的轨道,师从尼古拉斯杰奥杰斯库—勒根(Nicholas Georgescu  Roegen),一位罗马尼亚著名教授。
  杰奥杰斯库—勒根教授是校园里有名的可怕人物。他给许多学生不及格,据传他毁了许多学生的学术生涯。但是我认为他很棒。他教给我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简单课程,还教给我一些精确的经济学模式,这些最终帮助我建立起了格莱珉银行。通过他,我认识到没必要去死记硬背经济学的定式,更重要的,是去理解驱使它们起作用的那些基本原则。他还教我认识到,事物根本就不像看上去那么复杂,是我们的傲慢自大促使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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