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一一五师征战实录-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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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打伏击的机会。在平型关战斗之前，国民党军队的所作所为已经给日本人一个印象，即中国军队不会打伏击，战斗力也不强。要不然他们的胆怎么会那么大呢！
林彪在其总结中，还留出一个部分为国民党军队指点迷津。
“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挨打战术，便是糟糕透了。他们对主要点应坚持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势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一名只指挥区区１５０００人的八路军师长，却对总数约２００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指手划脚，可谓是心高气傲。但他确实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国民党２００万军队不能做到的事情，八路军的一个师却做到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身为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却给一年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要剿灭的共产党军队发出了嘉奖令，不知他作何感想。
历史又在开蒋介石的玩笑。
迷途知返的林彪
早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洛川会议上，与会人员讨论了八路军出征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当时曾出现过不同意见。有人主张打运动战，有人主张以游击战为主。据聂荣臻回忆说，林彪在会议上是不赞同打游击战的。
“林彪是不同意打游击战。他在会上说，要以打运动战为主，搞大兵团作战。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那套经验上，觉得内战时期我们已经可以整师整师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了，日本侵略军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太低。”
平型关战斗后，林彪在其总结中却对游击战极为推崇。他说：
“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多里。在这样的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方击其后路为主。击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在敌后方击其后路，”是典型的游击战战法。
看来，战争的实践让林彪认识到游击战在抗日战争初期的重要地位，并认识到“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林彪的弯转得也够快的。
与此同时，林彪也总结出一些其他的作战经验。
“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其在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的后方大打起来。”
“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他们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对于装备处于劣势的军队来说，近战是制胜的诀窍。
“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林彪在平型关战斗中的体会是非常重要的。直到今天，近战和夜战仍是我军制胜的重要战法。这些战法在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都收到良好的作战效果。
林彪也发现了八路军存在的不足。
“我军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长的技术与战术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当努力此方教育。”
既看到优点，也认识到了缺点；既分析敌人，也剖析自己。这时的林彪在认识问题时，较好地把握了“一分为二”的辩证法。
国民党也有一个平型关之战
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中，也有平型关之战。但其内容却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所谈及的大不一样。
在１９６６年台湾出版的《抗日战史》中，对平型关之战是这样描述的：
同年（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０日，敌第五师团由怀来攻占蔚县，川原旅团附伪军由怀安南据阳泉。此时我大同战局正在吃紧之时，旋即放弃大同，傅总司令作义率所部到雁门关布置阵线。本战斗参加部队为第２１师、７３师、８４师及独立第３旅，先在广灵、炭堡、乱石关之线占领阵地（平型关之外），由汤恩伯将军统一指挥之。同月（９月）１３日敌川原旅团攻占我火烧岭８４师之前进阵地，蔚县敌第五师团亦同时向我２１师、７３师阵地发动攻击，激战终日，翌日（１４日）拂晓猛攻广灵城垣，十时广灵陷落。１５日陷广灵之敌，续向我７３师阵地松林山阵地侧击，刘师长奉滨亲自督战，激烈异常，刘师长身负四创，官兵伤亡过半，我军乃沿平型关左右之线转移阵地。是时汤将军恩伯奉命赴河北南部整理所部，第６集团军孙副总司令楚接替本作战之指挥。阎长官锡山并重新划定第２战区作战地界如下：以杨爱源为右地区总司令，孙楚为副总司令，辖３３军，１７军，１５军，傅作义为左地区总司令，辖６１军，３４军，３５军，１９军。以７１、７２两师为预备队。
“９月２２日，敌步炮联合５０００人由灵邱南进，薄暮向我７３师平型关阵地攻击。翌日（２３日）大举来犯，孙楚副司令当令８４师出击，战况激烈，敌我相持不下。阎长官特令傅总司令作义率预备队加入右地区，并与杨爱源联合指挥本区作战，将左地区交第１９军王靖国代行，更令第１８集团军之１１５师攻击平型关敌之左侧背。本月（９月）２４日平型关正面之敌，增援数千人，猛烈来攻，我军奋勇抵抗，并由傅总司令亲率生力军参加作战，双方伤亡虽重，敌未得逞，时为同月（９月）２７日。
“同时（９月２７日）我左翼军有２０３旅正面茹越口敌军大增，步炮联合四、五千人，来攻甚猛烈，该旅２２７团坚强抵抗，损失惨重。翌日（２８日）敌继续攻击茹越口，梁旅长鉴堂奋不顾身，亲来督战，不幸阵亡，茹越口陷落，该旅残部退守繁峙以北之铁角岭阵地。敌由平绥路以汽车输来援军，向我铁角岭继续再攻，我３４军虽奋勇阻击，终以众寡不敌，铁角岭亦于２９日陷落，敌急向繁峙南进。此时，阎长官决心缩短战线，令各部队向五台山之神堂堡、雁门关、阳方口转移阵地，我军遂自动放弃平型关，本战斗乃告结束。
从以上材料中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平型关之战，要比现在我们所讲的平型关之战的规模大得多。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党在平型关附近地区投入了７个军另两个师，这还不算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的１１５师。战场的范围也比较大。而１１５师的平型关之战只有一个师参加，作战的范围则比较小。
１１５师的平型关之战，是国民党平型关之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但这却是国民党所组织的平型关之战中的最为精彩的一部分。在国民党的抗战史中，极力掩饰其指挥官战术上的失误，指挥上的无能，士气的低落，而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日军兵力多，自己伤亡大。在这次作战中，国民党军队的伤亡大是确实的，但他们却没有指出国民党军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伤亡。同样是与日军作战，八路军的１１５师为什么会伤亡很少。说日军兵力多是不确实的，其实在整个平型关之战中，日军参战兵力也只有３万余人，而国民党却有七八个军的兵力，这怎么能说是兵力上不占优势呢？
国民党所说的平型关之战，以失败告终，并且失败得非常惨，而八路军１１５师平型关之战则胜利了，并且胜得非常漂亮。这一好一坏的两个平型关之战，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第四章 国共合作的初期
以平型关之战为标志，国共双方的军事合作，已经从纸上协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忻口战役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确实按照事先达成的协议，在包括武器、弹药、军饷、给养等作战物资方面，给予八路军一定的支援。当然，八路军也是不遗余力地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１９３９年下半年，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山西合作得很好。虽然在这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第２战区没有阻止住日军在山西发动的进攻，但还是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取得了忻口战役的部分胜利，并阻止了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陕西的企图。
“山西王”与国共合作
讲到八路军的抗战，就不能不提到“山西王”阎锡山。在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很多活动都是与阎锡山联系在一起的。
提到阎锡山，现在很多的青年人，更包括很多中年人，都知道他。但这个人到底干了一些什么事情，恐怕人们了解得最多的是，“阎锡山匪徒”用铡刀把山西年仅１５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给杀害了。阎锡山的名字已经与英雄刘胡兰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一起，只不过阎锡山是一位为人们所痛恨的反面人物。其实，他做的坏事远远不只这一件。但是他也曾为推动国共合作做过一些事情，并先于蒋介石与共产党进行联合抗战。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清朝光绪九年农历九月初八（公历１８８３年１０月８日）生于五台县（今属定襄县）的河边村。其祖上都是些“地无一垅”的穷人。直到阎锡山的曾祖父阎兴泰，家庭状况才有转机。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自己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一家钱铺，字号是“积庆长”，除经营少数杂货外，主要是放高利贷，出钱帖子。同时他以主要精力从事金融投机，利用五台、定襄一带银两与制钱的比价涨落不定的条件，进行买空卖空，投机牟利。这种勾当俗称“打虎”。１９００年，阎书堂“打虎”失利，被迫卖光铺内的杂货还债，尚欠两千吊。当时持有该号钱帖子的人纷纷到阎家催帐，阎书堂便带上阎锡山一走了之。
阎锡山是阎书堂的独生子。在其父子双双出逃躲债期间，阎锡山考取了山西的武备学堂。在武备学堂里，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改以前贪玩的毛病，学习相当努力，对出操、训练等军事科目，也十分用心。不仅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当了学生班长。在武备学堂学习两年后，也就是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选派各省学堂里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阎锡山也在其中。
１９０４年，阎锡山入东京振武学校。在此间结识孙中山，受到革命思想影响。１９０５年加入中国同盟会，随后加入孙中山在军人中成立的“铁血丈夫团”。１９１０年回国后任山西新军标统，秘密参加同盟会反清活动。辛亥武昌起义后，任山西都督。１９１２年国民党成立，任参议。后投靠袁世凯，并遵照袁世凯的指令，三日内将山西的国民党党部一律解散，声明脱离国民党。袁世凯称帝后封阎锡山为一等侯。袁世凯死后他又投靠段祺瑞，任山西督军兼省长。在北洋军阀混战中，不断扩充实力。至１９２６年，他已将地盘由山西扩大到绥远（今内蒙古中部）。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自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通电拥护三民主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从１９２８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委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和北平分会主席、平津卫戍总司令、国民党行政院内政部长、西北边防长官等职。连续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１９３０年发动讨蒋的中原大战，战败后下野，逃居大连。１９３２年在汪精卫等支持下，就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与蒋介石重新和好，再度统治晋绥两省，并乘机发展自己的势力。
阎锡山重新出山不久，红军就到达陕北。他马上就感到了共产党对山西的威胁，因此拼命阻止红军进入山西。１９３６年２月下旬，红军开始东征，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始了共产党与阎锡山的第一次正面交锋。阎部连连失败，被迫向蒋介石求援，不久红军撤回陕西。但蒋介石派来的援军却赖在山西不走，从而又使阎锡山感到了蒋介石对他的威胁。
这时，阎锡山认为他所面临的威胁有三个，即共产党、蒋介石和日本。一是共产党东征掀起的人民抗日高潮，猛烈地震撼着阎锡山的专制统治；二是阎锡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激化，面临着被蒋介石吃掉的危险；三是日本人在华北步步紧逼，亡国灭种的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