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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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娇娇在苏联生活了多年，在一九四八年回到了毛泽东身边。
后来，毛娇娇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上学，毛泽东为之改名，叫“李敏”。这“敏”字，同样取义于《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据《论语？公冶长》“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李敏之“李”，据云另有一番含义：那是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命胡宗南调集二十万大军进攻延安。三月十九日，毛泽东放弃了延安，采取“诱敌深入”之策略。毛泽东离开延安，转战陕北，为了不使敌军发觉目标，他改用化名“李德胜”，取义于谐音“离得胜”，即离开延安会得胜。李敏作为“李德胜”之女，当然姓“李”。
不过，也有人说，在给两个女儿取名之际，江青用了一番心计，“讷”、“敏”取自唐纳之纳和章泯之混的谐音。究竟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在生了李讷之后，曾再度怀孕。不过，江青不愿再生孩子了，以为生孩子伤身体。这样，她做了流产手术。
手术后，江青发高烧，病情相当危险。经检查，才知医生把纱布忘在她的腹中！
徐明清去看望她，才知道她高烧的原因。
此后，江青再不生孩子，做了绝育手术。
第九章 红都主妇
第三次面临审查
延安杨家岭修建大礼堂，人来人往，大闹太杂了。
一九四二年夏初，毛泽东和江青迁往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在靠山的一排窑洞里，江青则在枣林中一幢平房里居住。她和毛泽东分开住，据说是因为毛泽东工作忙，生活没规律，常常通宵达旦工作，而她则严格地按规律作息，不愿让毛泽东扰乱她的生活规律。
延安的整风运动开始了。那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重要讲话开始的。
毛泽东处于风华正茂的年月。紧接着，同年二月八日，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
五月二日起，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很少露面的江青，出现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讲话时，她坐在前排显眼的座位，在她的往昔的同行们面前显示了她今日的地位。
整风运动从整顿“三风”，即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开始，逐步深入，转向审查干部、消除内奸。
在审查干部时，干部们要回顾自己的历史，清理自己的思想。
江青作为一名干部，自然，也要过这一关。对于她来说，这是第三次接受组织的审查了——第一次是刚进延安时审查党籍问题，第二次是为和毛泽东结婚审查她的历史。前两次审查，都很顺利地通过了。
这一回，她却遇上了麻烦，虽说她已是毛泽东的妻子，还是审到她的头上。
事情的起因，恰恰正是在于她跟毛泽东结婚，变得引人注目：共产党人从爱护自己的领袖出发，向组织上报告江青的历史问题，表明江青不宜也不配作为毛泽东夫人；国民党报纸则借江青的历史问题做文章，指桑骂槐……
各地的共产党人，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共中央反映了江青的历史问题。
其一是来自新四军军部的电报，明确地写着“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伟斯、兆琼的《“神剑”与沉镣——杨帆传略》①一文披露：
“一九三九年，杨帆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有次看了一张报纸上登载蓝苹（江青）在延安时的一些新闻报导，他指着报纸问杨帆：‘蓝苹在上海的情况怎样？’
①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大江南北》杂志。
“杨帆如实谈出了他的看法，还声明：‘蓝苹被捕是实，是否自首不清楚。’项英则要杨帆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书面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打给康生，电文末尾他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
杨帆，五十年代曾以“潘杨案件”震惊全国，“潘”即潘汉年，“杨”即杨帆。
杨帆原名石蕴华，江苏常熟人氏，一九一二年生。他出自名门，自幼喜爱诗画、一九三二年以初中文化水平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一九三五年夏在南京国立戏剧学校任训导处秘书，介入戏剧界。
一九三七年三月，他改名殷扬来到上海，八月加入中共。
杨帆在上海影剧界活动，跟唐纳等均熟悉，所以知道蓝苹。他也认识蓝苹。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杨帆自述》①一书中，他这么谈及往事：
①《杨帆自述》，群众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第三战区国民党办的一个报上登载了蓝苹（即江青）在延安的一些所谓新闻，我当时担任军部的秘书，和项英同志经常接触，项英同志问我是否知道蓝苹其人，我如实地说明我在上海时认识她，而且和她原来的丈夫也认识。唐纳曾是《大公报》副刊编辑，也是电影演员，经常写电影评论和介绍话剧等文艺活动；唐纳还参加了我任主席的“上海影评人协会”的组织，我们每周都要碰一次头或在一起聚餐。江青是一名影剧演员，原是党员，被敌人逮捕过，但是否自首我不清楚。我也讲了关于她个人生活作风等情况和一些看法。项英同志要我把讲的情况和意见写一份材料，并拟了一份电报给延安的康生。电文上他最后加上“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的一句话。这件事，我再也没有对别人讲过。
当时项英打电报给康生，是因为康生兼任中共中央社会和情报部部长。
为了这份电报，杨帆后来吃尽苦头，这将在后面述及。
除了项英、杨帆的告发之外，其二是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也发来电报。
一九三七年杨帆在上海影剧界从事地下工作时，是受沙文汉领导的。沙文汉在解放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也曾受“潘杨案件”的株连。沙文汉夫人陈修良，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书记。她在一九九○年发表《刘晓在上海》①忆及刘晓的情况：
①一九九○年一期《大江南北》杂志。
一九七九年，他到上海治病，我几乎每星期都去看望他一二次。在这期间他还能记起旧事，断断续续地同我谈了他的遭遇和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从他的谈话中我了解了不少过去不太清楚的问题。
他说：“我们弄到这种地步（引者注：指刘晓在”文革“中被整），是同江苏省委时期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有关。”一九三九年周总理（引者注：这是人们对周恩来的习惯称谓，尽管他在一九四九年才成为总理）曾打来一个电报给省委，问江青的历史情况。我们省委负责人联名回电，一致反对，认为江青历史上不清白，生活腐化，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这个电报落在康生手中，江青当然会知道，于是种下了深仇的根。
刘晓是湖南辰溪人。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和周恩来颇熟。此后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九三二年被派往福建，曾任中共福建代理书记。他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七年五、六月间，奉中共中央之命，前来上海，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上海党组织，建立中共上海临时委员会。“临委”之下，设立群众工作委员会。“群委”由五人组成，其中之一便是陈修良，另一位则是王洞若——江青正是通过王洞若这一关系，得知徐明清在西安的地址，从上海来到西安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鉴于上海已被日军占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江苏省委（当时上海市属江苏省），刘晓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张爱萍、沙文汉、王尧山为领导成员，周恩来为了了解江青的政治历史情况，理所当然发电报给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刘晓等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也就联名回电，反映了江青的问题，同样认为“毛主席不宜同她结为夫妇”。刘晓还注意到了江青在上海时跟崔万秋的来往。
第三个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历史问题的是严朴。
笔者采访了严朴之女严昭①（严慰冰之妹）。严朴是江苏无锡人，出身望族。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反叛家庭，于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一九二八年曾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三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长征。一九三五年秋和潘汉年一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八年三月回到延安。
①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至三十一日，采访于北京。
严朴在上海工作多年，曾通过各种途径得知江青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反映。
此外，原在上海影剧界工作的中共党员周扬、袁牧之也先后进入延安……
康生成了江青的“护身符”
江青的日子，变得不大好过。而对着组织上的审查，她唯一的王牌那就是求助于毛泽东。
毛泽东卫士长李银桥，目击了这一幕①：
①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
不久，三查、三整运动开始了②。那天，我服侍她吃饭，盘子里有一条贺老总送来的鱼。她吃一筷子，给我夹一筷子，我不吃，她不依。我只好吃了。那时天天吃黑豆，吃口鱼真是极大的享受。我有些感动，可心里也嘀咕：今天是怎么了？“见他妈的鬼了！”江青忽然愤愤地骂了一声。我一怔，她安慰说：“不是说你呢。我是说有些人呢，对我的党籍发生了怀疑。我明明是一九三三年入党，硬说我是一九三五年！”
②此处似应是延安整风、审干运动，不是三查、三整运动。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是从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而江青受到第三次审查是在她生了李讷后不久。
我什么话也没说。长期为首长当特务员和卫士，我知道首长都有这个习惯，心里有不痛快的事总要找人一吐为快。和同样的首长不便发牢骚，有时是可以朝我们这些贴身卫士发发的，我做出认真和同情的表情听她说。
江青自己仍在那里嘀咕，发泄郁积心底的愤懑。说三查运动查来查去竟查到她的头上，查起她的历史来了。有人就是想搞她。她说：“那时，是个姓王的介绍我入党的③，名字我忘记了。现在这个人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见我始终不吱声，即忽然望着我说：“对了，他们还说我对你好，给你衣服。我给过你吗？”
③此处指王彛笔鼻嗟捍笱е泄驳叵碌持Р渴榧恰＝夥藕笤谔旖蚬ぷ鳎拿趿帧Ｍ鯊｜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江青似乎不是王彛樯芗尤胫泄驳模蛭泄仓醒胛募ㄖ蟹⒁痪牌咂吣晔牛锻鹾槲摹⒄糯呵拧⒔唷⒁ξ脑吹臣抛镏ぶ分忻魅分赋觯骸耙痪湃甓拢嘣谇嗟河捎崞敉ɑ凭矗┙樯芗尤牍膊场！�
“没有！”这下子我憋不住，叫喊起来：“谁说的？”
“你看，这不是造谣吗？”江青没讲是谁说的，她只是为了证明其他事也都是造谣。她咬着牙说：“有些人吃饱了不干事，整天琢磨着整人。运动一来就上劲。整么，这次你整别人，下次别人也可以整你！”
那天饭后，江青询问了毛泽东近来的生活情况。她是生活秘书，管我们卫士组这一摊，按理说我应当随时向她汇报主席的生活起居。这一次江青问得很细，可以看出，她是想摸清主席近来的情绪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愉快？我隐隐感觉到，江青担心她的历史问题传到主席耳朵里去。
第二天早晨，我送工作一夜的毛泽东回卧室休息。进门时，发现江青夜里睡在毛泽东的房间里，拥被而坐，还没起床。
我便退出屋，侍立在走廊里。
屋里隐隐约约传出他们两口子的谈话声。开始声音不大，是江青向毛泽东诉说什么，毛泽东的声音显出不高兴，不耐烦。毛泽东有几句声音很大：“按组织原则办，谁也不能特殊！”“你在上海既然那么革命，还要我讲什么话？”“心里没鬼还怕审查吗？”
后来，嘀咕变成了争吵。江青嚷道：“国民党反动派造谣还少吗？他们多次登报说你和朱德被击毙了，也有照片，不止一张照片，能相信吗？”又听到说：“这些人跟国民党反动派唱一个调子，他们想干什么？”我听到毛泽东声音很大的话：“你这个人混……”江青还在哭嚷：“我不过一个小小的行政秘书，犯不着他们兴师动众，他们搞我其实为了整你，矛头是指向你的……”
毛泽东吼起来，打雷一般：“滚！你给我滚！”
我慌忙走远几步，距门稍稍拉开点距离。刚站稳，江青已经披衣冲出窑洞，哭哭啼啼，从我身边一阵风似地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