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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而已集-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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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子已经开了一半了,索性由他看去罢,我想着,便停止了商议,只是“打开来”。但我的两位同胞也仿佛有些厌倦了似的,渐渐不像先前一般翻箱倒箧,每箱只抽二三十本书,抛在箱面上,便画了查讫的记号了。其中有一束旧信札,似乎颇惹起他们的兴味,振了一振精神,但看过四五封之后,也就放下了。此后大抵又开了一箱罢,他们便离开了乱书堆:这就是终结。
  我仔细一看,已经打开的是八箱,两箱丝毫未动。而这两个硕果,却全是伏园〔3〕的书箱,由我替他带回上海来的。至于我自己的东西,是全部乱七八糟。
  “吉人自有天相,伏园真福将也!而我的华盖运却还没有走完,噫吁唏……”我想着,蹲下去随手去拾乱书。拾不几本,茶房又在舱口大声叫我了:“你的房里查关,开箱子去!”
  我将收拾书箱的事托了统舱的茶房,跑回房舱去。果然,两位英属同胞早在那里等我了。床上的铺盖已经掀得稀乱,一个凳子躺在被铺上。我一进门,他们便搜我身上的皮夹。我以为意在看看名刺,可以知道姓名。然而并不看名刺,只将里面的两张十元钞票一看,便交还我了。还嘱咐我好好拿着,仿佛很怕我遗失似的。
  其次是开提包,里面都是衣服,只抖开了十来件,乱堆在床铺上。其次是看提篮,有一个包着七元大洋的纸包,打开来数了一回,默然无话。还有一包十元的在底里,却不被发见,漏网了。其次是看长椅子上的手巾包,内有角子一包十元,散的四五元,铜子数十枚,看完之后,也默然无话。其次是开衣箱。这回可有些可怕了。我取锁匙略迟,同胞已经捏着铁签作将要毁坏铰链之势,幸而钥匙已到,始庆安全。里面也是衣服,自然还是照例的抖乱,不在话下。
  “你给我们十块钱,我们不搜查你了。”一个同胞一面搜衣箱,一面说。
  我就抓起手巾包里的散角子来,要交给他。但他不接受,回过头去再“查关”。
  话分两头。当这一位同胞在查提包和衣箱时,那一位同胞是在查网篮。但那检查法,和在统舱里查书箱的时候又两样了。那时还不过捣乱,这回却变了毁坏。他先将鱼肝油的纸匣撕碎,掷在地板上,还用铁签在蒋径三〔4〕君送我的装着含有荔枝香味的茶叶的瓶上钻了一个洞。一面钻,一面四顾,在桌上见了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然而据说是犯了罪了。
  “这是凶器,你犯罪的。”他拿起小刀来,指着向我说。
  我不答话,他便放下小刀,将盐煮花生的纸包用指头挖了一个洞。接着又拿起一盒蚊烟香。
  “这是什么?”
  “蚊烟香。盒子上不写着么?”我说。
  “不是。这有些古怪。”
  他于是抽出一枝来,嗅着。后来不知如何,因为这一位同胞已经搜完衣箱,我须去开第二只了。这时却使我非常为难,那第二只里并不是衣服或书籍,是极其零碎的东西:照片,钞本,自己的译稿,别人的文稿,剪存的报章,研究的资料……。我想,倘一毁坏或搅乱,那损失可太大了。而同胞这时忽又去看了一回手巾包。我于是大悟,决心拿起手巾包里十元整封的角子,给他看了一看。他回头向门外一望,然后伸手接过去,在第二只箱上画了一个查讫的记号,走向那一位同胞去。大约打了一个暗号罢,——然而奇怪,他并不将钱带走,却塞在我的枕头下,自己出去了。
  这时那一位同胞正在用他的铁签,恶狠狠地刺入一个装着饼类的坛子的封口去。我以为他一听到暗号,就要中止了。
  而孰知不然。他仍然继续工作,挖开封口,将盖着的一片木板摔在地板上,碎为两片,然后取出一个饼,捏了一捏,掷入坛中,这才也扬长而去了。
  天下太平。我坐在烟尘陡乱,乱七八糟的小房里,悟出我的两位同胞开手的捣乱,倒并不是恶意。即使议价,也须在小小乱七八糟之后,这是所以“掩人耳目”的,犹言如此凌乱,可见已经检查过。王独清先生不云乎?同胞之外,是还有一位高鼻子,白皮肤的主人翁的。当收款之际,先看门外者大约就为此。但我一直没有看见这一位主人翁。
  后来的毁坏,却很有一点恶意了。然而也许倒要怪我自己不肯拿出钞票去,只给银角子。银角子放在制服的口袋里,沉垫垫地,确是易为主人翁所发见的,所以只得暂且放在枕头下。我想,他大概须待公事办毕,这才再来收账罢。
  皮鞋声橐橐地自远而近,停在我的房外了,我看时,是一个白人,颇胖,大概便是两位同胞的主人翁了。
  “查过了?”他笑嘻嘻地问我。
  的确是的,主人翁的口吻。但是,一目了然,何必问呢?
  或者因为看见我的行李特别乱七八糟,在慰安我,或在嘲弄我罢。
  他从房外拾起一张《大陆报》〔5〕附送的图画,本来包着什物,由同胞撕下来抛出去的,倚在壁上看了一回,就又慢慢地走过去了。
  我想,主人翁已经走过,“查关”该已收场了,于是先将第一只衣箱整理,捆好。
  不料还是不行。一个同胞又来了,叫我“打开来”,他要查。接着是这样的问答——“他已经看过了。”我说。
  “没有看过。没有打开过。打开来!”
  “我刚刚捆好的。”
  “我不信。打开来!”
  “这里不画着查过的符号么?”
  “那么,你给了钱了罢?你用贿赂……”
  “…………”
  “你给了多少钱?”
  “你去问你的一伙去。”
  他去了。不久,那一个又忙忙走来,从枕头下取了钱,此后便不再看见,——真正天下太平。
  我才又慢慢地收拾那行李。只见桌子上聚集着几件东西,是我的一把剪刀,一个开罐头的家伙,还有一把木柄的小刀。
  大约倘没有那十元小洋,便还要指这为“凶器”,加上“古怪”的香,来恐吓我的罢。但那一枝香却不在桌子上。
  船一走动,全船反显得更闲静了,茶房和我闲谈,却将这翻箱倒箧的事,归咎于我自己。
  “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雅片的。”他说。
  我实在有些愕然。真是人寿有限,“世故”无穷。我一向以为和人们抢饭碗要碰钉子,不要饭碗是无妨的。去年在厦门,才知道吃饭固难,不吃亦殊为“学者”〔6〕所不悦,得了不守本分的批评。胡须的形状,有国粹和欧式之别,不易处置,我是早经明白的。今年到广州,才又知道虽颜色也难以自由,有人在日报上警告我,叫我的胡子不要变灰色,又不要变红色。〔7〕至于为人不可太瘦,则到香港才省悟,先前是梦里也未曾想到的。
  的确,监督着同胞“查关”的一个西洋人,实在吃得很肥胖。
  香港虽只一岛,却活画着中国许多地方现在和将来的小照: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吃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场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瑶〔8〕是我们的前辈。
  九月二十九之夜。海上。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五期。
  〔2〕王独清(1898—1940) 陕西西安人,创造社成员,后成为托洛茨基派分子。他这篇通信发表在《创造月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题为《去雁》,是他在这年五月写给成仿吾、何畏两人的。信末说他自广州赴上海,经过香港时、一个英国人带着两个中国人上船“查关”,翻箱倒箧,并随意打骂旅客,有一个又向他索贿五块钱等事。《创造月刊》,创造社主办的文艺刊物,郁达夫、成仿吾等编辑,一九二六年三月创刊于上海,一九二九年一月停刊,共出十八期。
  〔3〕伏园 孙伏园,参看本卷第383页注〔5〕。
  〔4〕蒋径三(1899—1936) 浙江临海人,当时任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历史语言研究所助教。
  〔5〕《大陆报》 美国人密勒(F。Millard)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创办的英文日报。一九二六年左右由英国人接办,三十年代初由中国人接办。一九四八年五月停刊。
  〔6〕“学者” 指顾颉刚等。参看《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7〕关于胡须的形状,参看《坟·说胡须》。下文说的关于胡须颜色的警告,指当时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发表的尸一《鲁迅先生在茶楼上》一文,其中说:“把他的胡子研究起来,我的结论是,他会由黑而灰,由灰而白。至于有人希望或恐怕它变成‘红胡子’,那就非我所敢知的了。”按尸一,即梁式,广东台山人。当时是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的编辑,后堕落为汉奸文人。
  〔8〕苗瑶 我国两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古代由长江流域发展至黄河流域,居住于中国中部;后来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逐渐被迫转移至西南、中南一带山区。
  革命文学〔1〕
  今年在南方,听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听得大家叫“讨赤”的一样盛大。
  而这“革命”还侵入文艺界里了。
  最近,广州的日报上还有一篇文章指示我们,叫我们应该以四位革命文学家为师法:意大利的唐南遮〔2〕,德国的霍普德曼〔3〕,西班牙的伊本纳兹〔4〕,中国的吴稚晖。
  两位帝国主义者,一位本国政府的叛徒,一位国民党救护的发起者〔5〕,都应该作为革命文学的师法,于是革命文学便莫名其妙了,因为这实在是至难之业。
  于是不得已,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
  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7〕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9〕,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
  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10〕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11〕,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
  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
  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一日上海《民众旬刊》第五期。
  〔2〕唐南遮(G。D‘Annunzio,1863—1938) 通译邓南遮,意大利作家。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拥护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又狂热地拥护墨索里尼侵略阿比西尼亚,受到法西斯主义党的推崇。其创作倾向主要是唯美主义,著有剧本《琪珴康陶》,小说《死的胜利》等。
  〔3〕霍普德曼(G。Hauptmann,1862—1946) 德国剧作家。
  早年写过《日出之前》、《织工》等有一定社会意义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竭力赞助德皇威廉第二的武力政策,并纠合德国的若干知识分子为德军在比利时的暴行辩护。
  〔4〕伊本纳兹(1867—1928) 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西班牙共和党的领导人。因为反对王党,曾两次被西班牙政府监禁。一九二三年又被放逐,侨居法国。主要作品有小说《农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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