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硬如水-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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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的秋味儿，如初春的柳絮杨花在街上飘荡着。这是最不利于革命形势的季节了。在乡村革命的发展过程中，农忙总是要阻挠革命进程的。革命总是要必不可少地为农忙让出一条路，为农忙付出沉重代价的。我想应该在秋收到来之前，就找到革命的突破口，在秋收的忙乱中，趁热打铁，把程天青从程岗大队皇帝的位置上拉下来。我决定召开一个革命骨干会。会议的口头通知，由程庆林送给了 17 个人，会议的地点选在人迹罕至的十三里河的河滩上（我和红梅约会的失约处）。为了在那个会上深刻地动员大家揭发程天青的错误和犯罪事实，我买了 17 个笔记本、17 支圆珠笔、1 盒红印油。我要大家在我动员之后，当即把程天青的错误言行写到笔记本儿上，再在那笔记本上按上自己的红手印。我希望通过这个秘密会议，能找到程天青有把毛主席语录掉进茅厕的事，或将毛主席三个字写错、写倒的事，或再一不小心说过啥貌似平淡无奇，分析之后则使人大惊失色的错话儿。这样的事情只稍有一点，革命的突破口也就出现了，程岗也许就有了曙光啦，程天青也就大祸临头了。正是午时候，天气热得很，村里人都在歇午觉，村街上热烫的宁静像烧干了水的锅。女娃红花和孩娃红生也都在屋里睡着了。为了把那17 支圆珠笔芯做成能写字的圆珠笔，我在院里把我家的竹扫帚折开，用菜刀削出 17 段细竹杆，用纳鞋的绳儿做着圆珠笔。这当儿桂枝推开大门回来了，手里提了一挂儿机器轧的细面条，半篮儿鸡蛋和鸭蛋。她问：“你干啥？那是新扫帚。”我说：“你听着，你我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从今往后你少问我干啥。”她怔怔的立在那，脸上有了菜青色，似乎要发作，可她忍住了。我知道她有事情要求我。她每次有求于我时，就总是强压着火气不让自己暴起来。她说：“今儿是农历几月初几你知道不知道？”我没有抬头，仍在把笔芯往细竹杆里塞，“几月初几碍我啥事儿？”她说，“今儿是我爹 60 大寿你知道不知道？”我乜了她一眼，“ 他 60 岁了？国家干部 60 就必须退休了，他咋还占着这村支书的位置不下呀。”桂枝脸上的青色加重了，“你今儿去不去给他过生日？”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我没那个闲功夫。”桂枝眼里有了泪，“高爱军，算我程桂枝求你行不行？”我停了手里活儿，“程桂枝，半月前我娘生日，我让你擀一碗鸡蛋面条端到岗上给我娘，你咋不擀哩？你咋不端哩？今儿你求我了是不是？好哟，我也求求你，让你爹四年前说过让我接班当村支书的话兑现行不行？”桂枝哑然了。她有些可怜的站在门口上，也许是她对我娘的不孝使她后悔了，也许她感到她爹说过的要让我当支书的话应该兑现我，也许她面对政治和家庭的矛盾混在一起时，使她无力施展一个支书的闺女在一个普通百姓家庭中的威力和权力。她只知道她是程天青的闺女，在程岗大街上走过去，那些六十岁七十岁，甚或八十岁九十岁的老人见了她，老远都要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说话儿，可她不知道，革命时期是政治压倒一切的，一点一滴的政治威力，都能打倒家庭的不平等、不平衡，无谓的权力和权势。她只念过几年学，从来不读书，是地道的农村家庭妇女哩，压根不知道《 人民日报》、 《 解放军报》 是啥儿，不知道《红旗》杂志是啥儿。她注定在家庭矛盾中，总是毫无理由地占上风，注定家庭矛盾和政治、社会发生纠葛时，那些鸡毛蒜皮都染上红的颜色可以上纲上线时，使家庭矛盾陷入政治、社会的漩涡时，她束手无策，左右抬不起手。她注定是政治在家庭中的牺牲品，就像三仙姑必然成为二三十年前中国婚姻革命的牺牲品，小二黑和小芹必然成为那次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一模样。我又在做我的能够口诛笔伐的土制笔杆圆珠笔了。她在我面前站一会，然后就把面条、鸡蛋、鸭蛋放进灶房里，搬过一个凳子坐在上房和灶房交叉出的一块阴凉里。我不知道那时候她心里想了啥，不知道她那时候心里是一场生死之战还是一片空白儿。她就那么坐在我身后，距我两丈远，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我在做那一把圆珠笔。日光就从她的目光中走过去，阴凉就从她眼前退到她身后，直到酷炎的日光照了她，她都没有灵醒。她被阳光照晕了，脸上流汗了。我做完了 17 支圆珠笔站起来，伸伸懒腰，看见她还呆呆坐在日光下，心里便有些些善意了（ 有时候，善良是革命者的天敌）。“日头晒着你了，”我说，“给你爹说，见好就收吧，我当了支书，也不会让他吃啥儿亏。”她往后退到阴凉处，脸上是被日光晒透了的黑红色。“我爹病了，病了几天啦。那天看了你们印的东西他就倒在床上啦。”她说，“高爱军，今儿我爹 60 大寿，想摆两桌筵席高兴高兴哩，你趁这当儿去给他道个歉，赔声不是，我程桂枝以后对你好，对你娘好，把你娘从岗上接下来一起过日子。只要你对我爹好，我就一定对你娘好行不行？”我盯着坐在那儿的程桂枝。她的脸那时候因为从来没有过的乞求呈出了过夜猪肝的深紫色。我忽然就有了从未有过的恶心她，从未有过地瞧不起她和可怜她。我觉得我怎么会和这样一个既丑又呆的女人结婚呢？怎么会和她生下一双儿女呢？她居然可以拿对我娘好来做条件，居然可以以本应存在却早已不存的孝心来谈革命中的大是大非呢？难道革命的问题是可以用家庭的手段解决的？难道阶级斗争是可以用搅面条的筷子调和吗？难道无产阶级可以接受资产阶级一把小米，几颗豆子的恩赐吗？我在程桂枝的脸上盯一会，看看我手腕上的“ 海鸥” 表，拿起那笔、本和印盒出门了。“高爱军！”她突然站将起来把我叫住了。我没有扭头站在大门里。“我爹 60 大寿你不去是不是？”我冷冷“嗯”了一下说：“程桂枝，你对你爹说，现在到处都在节约闹革命，工厂在节约一锹煤，城市在节约一滴水，全国上下，人人都在多、快、好、省地抓革命，促生产，要把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阶段。毛主席说：‘ 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原则。可你爹身为党员干部，几千口人的带头人，却在 60 岁生日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这到底是啥意思哩？是为了过生日，还是别有用心呢？”我走了。说完这些我就出门了。我听见程桂枝怒不可遏地在我身后跳着又一次叫了我的名，唤着说：“ 高爱军，我会让你后悔的！”那时候我不知道她这话的真正含义，顺手把大门关起来，大声回敬了一句话：“后悔的不是我，而是你爹程天青。” 然后，我就扬长走去了。午时的胡同像是一条热布袋，知了的叫声仿佛炒过的沙粒一样从树上倒下来，从那空布袋里流过来，滚过去。谁家的狗吐着舌头，看见我懒懒地抬抬头，就又在树下睡去了。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时刻，没有任何异样的时间里，程岗的革命形势发生根本的改变了。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改变了。这是偶然，也是必然（偶然总是孕育在必然之中）。因为这个时间的平常，因为形势的瞬息万变，因为我对革命太过专心和用力，致使曙光从黑暗中突现那一刻，使我没有觉察它就降临了。被我关上大门的高爱军家悄无声息。被我的脚步丢在身后的程岗镇悄无声息。我走出村子时，镇政府的旧北京吉普车不知从哪开回来，我看见那个总是剃着平头的中年镇长王振海坐在车里边，绕着程岗镇边上的村外公路，朝镇政府大院的方向开去了。我希望他能停车和我说句话，可那车一溜烟地开走了。我知道他不会停车和我说话的。他不认识我，还不知道程岗镇上藏龙卧虎，正隐身着一个天才的革命家，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就是他这个中年镇长最得力的掘墓人。我望着那远去的吉普车，捡起一块石头朝着吉普车的方向砸过去，看着那石头撞在一棵桐树上，把那棵桐树砸得皮破汁流，才朝十三里河那儿走去了。红梅已经先一步到了十三里河滩上。她把她的闺女桃儿也领到了河滩上。桃儿正脱光双脚，坐在河边用白藕似的两个脚片在水里拍打着。红梅看见我好像有些对不住我的模样儿，瞅桃儿一眼说：“不让来，她就哭哭唤唤，没有法儿哩。”我朝桃儿那边望望说：“来吧，没事儿，以后有机会再说。”我俩都知道有机会了再说啥儿话，再做啥儿事。我们相对坐在一排柳树下的树阴里，她穿了一件那时镇上很少有人敢穿的布裙子（城里已经十分流行了，这该死的城乡差别哟），露出的玉白双腿和假的一样动人心神儿。我看见她小腿上的细绒毛，稀稀的在柳树枝叶间偶而漏落的日光里，闪着一丝一线金黄的光。她知道我在看着她。我们有很长日子没有单独呆在一块了。我们都极想有机会单独呆在一块儿。好像那当儿她知道我心里想了啥，她把微偏的身子转转往前挪了挪，和我坐得更为正面些，更为贴近些。然后，她把她穿的方口平绒步鞋脱掉了，露出了她的十粒鲜红的脚趾甲，又把她的裙子朝上拉了拉，露出半截丰嫩的大腿来。我有些口干舌燥了，咽了一口唾液儿。河滩上静静悄悄，流水哗哗，日光下的白色水鸟在那条河坝聚起的水面上起起落落。小桃儿在那大声地唤：“妈———妈———鱼儿———”（程岗的孩子都管母亲叫“ 娘”，只有桃儿才叫妈）。红梅回过头去大声说：“ 桃儿，自个耍吧，妈和你伯说说话。”桃儿就卷着裤腿在河边捉鱼了。红梅看着我，让目光翻过我的肩头，又看了看通往村里的渠堤路。我问：“来人没？”她说：“没有。”又问：“要么……我们去那边树林一会儿？”没有谁比红梅更知道那时我需要啥儿了。我爱她，死了都爱她。问完那句话，她做出了要起身走去为我牺牲的架势儿，我知道，到那儿，只要我点一下头，她就会不顾一切地为我把衣服脱下来。可我摇摇头：“非常时期，大局就是一切。”她深明大义地点了头，把脚放在了我的大腿上，让那十粒红趾甲在我面前闪着红彤彤的光。这时候，程庆林来了，红梅若无其事地站起来，起身去给程庆林发了一支笔、一个笔记本。后来每到一个，她都去发一支笔、一个本。她边发边和他们说些啥，使人们很快都随她陷入了一片神秘的革命情景中。我坐在河滩高处的一个篮儿似的石头上，看着大家拿着那笔、那本望着我。我说：“还有谁没来？” 红梅、程庆林都说：“到齐了。”不消说会议可以开始了，可以直奔主题说我要说的事情了。可我说：“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把那些传单发出去以后，不到三天，副支书程天水———就是庆贤他叔。” 我望着坐在自己一只鞋上的庆贤道：“他在昨儿夜里找我了，说他有一次不小心往地上坐着时，毛主席语录从他的裤口袋里掉出来，他一屁股坐在了毛主席语录本儿上。他说他压根不知道犯了大错误，他不配当这个副支书，他甘愿把副支书的这个位置让给咱们其中的哪一个，甘愿做一个普通群众受教育，甘愿做一个被别人领导的老百姓。”话到这儿我歇了口，扫了一眼大伙儿，看见大伙的目光里都有噼啪的火苗跳动着。我说：“ 还有村里的电工也找我交待了，说他有一次想试试毛主席语录的皮儿绝缘不绝缘，没想到电线短路把那语录皮烧焦了，把毛主席像烧坏了。他说他不配做电工，随时都愿把电工的权力交出来。还有大队会计说他曾经把毛主席像章掉在一堆猪屎上。妇女主任说她有一次把孩娃的作文里的句子当成了毛主席的话……如此等等，这说明了啥儿呢？” 我的嗓门抬高了，不断把手中的竹杆圆珠笔儿在空中舞动着，“说明我们初战告捷了，说明我们胜利在望了，说明那些犯了错误或严重错误的人在我们面前、在革命大潮来临之前发抖了，退缩了。还说明啥儿呢？说明了对革命的运动，一切党派、一切同志都将在运动中受到检验和弃绝，都将受到考核和评判。我们不怕他们犯错误，犯了错误改正了就是好同志。可对那些犯了错误又不愿改正，不愿老实交待、甚至企图蒙混过关的人该怎样去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发动群众———发动群众———再发动群众。当群众真正地、彻底地被发动起来了，那些犯有错误并想蒙混过关的就水落石出了。就图穷匕首见，大白于天下了。“现在，应该说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