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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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红色中国的小国民了。

无常的命运却把这个小孩推到另一个方向。

整个大后方的公民营机构都赶着复员，中研院在次年也照着计划打包复员，要回到南京去。那个时候，重庆码头上的江面，满满的都是各种新旧大小的船只，岸上人山人海，家家都带着臃肿的行李，无头无绪地找船。没票的想要买到票，有票的却也想要能够上得了船。江面上，上下浮沉栉比鳞次的船只，挤得快连水都看不见了。

李捷先生在中研院工作，他们府上自然也要跟着返回南京，但是一大家子都要上船也不容易，只好分批走。便是分批也不容易，谁也不知道下一班船什么时候才到。这个时候，中研院在重庆找到了一个院子，作为临时招待所，员工就暂时住在里面，那就不必在大马路上吃饭过夜了。只等船一到，马上就可以离开。

这一等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天，所有的烦恼自有大人承担，我这个小男孩依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耍。

若干日子过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到了这院子里转来转去地逡巡，终于找到了她要找的一家人，就是李家。当时的计划是，在这几天先由李伯母到南京安顿张罗妥当，然后家里的其他人再陆续回去。同在这个临时招待所的院子里等船的，除了李伯母，她的二女儿李本明、小儿子李本京，另外是李府的一位保姆。李本明那个时候刚刚从重庆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正准备到复员在南京的中大医学院入学。李伯母的小儿子李本京，应该还不满十岁，还是很皮。保姆跟着李家整整八年，在李本京渐渐长大之后，她的主要责任就是照应我，也趁此行之便要回到家乡安徽去。

到院子里来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跟父亲离婚好几年了，几年间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依然是旧识，她便主动向前跟李伯母打招呼，当时李本明也在李伯母身边。大家免不了客客气气地叙叙旧，寒暄中，我的母亲也问了问行程跟船只之类的问题。

她当然注意到了李伯母身边的小男孩：

“你就是马国光吗？”

马国光不认得她，躲到了李伯母身后。

“我就是你的妈妈啊！”

她笑眯眯地说，上海口音，而我当时习惯的是北平口音。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马国光吗？”可见母子分离很久，她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已经不太确定了吧？

民国三十四年于合川。自左至右为：李本京、李本明、李本昭和我。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在合川李府，数月后被抢走。

小马国光心里一阵凉，因为，他模模糊糊记得有人跟他说过，当心你妈妈来把你带走！也许《〃文〃》是在他太《〃人〃》胡闹的时候《〃书〃》吓他的言《〃屋〃》语吧？要不也许真有些风吹草动的传闻。我记得清楚的是，“妈妈”这个字眼，在幼年的时候，只要听到，就害怕得要命。对于我，“妈妈”跟“恐怖”完全同义。这样的感受在记忆中的时间相当长，感觉恐怖的经验，应该不仅只有一次。我联想到的是一位会把我给带走，然后，再也无法见到许多我深深依赖着又爱着我的人。

这位穿着打扮十分漂亮的女士，只停留了一会儿，很快就离开了。李伯母看她的模样，虽然好一阵子音讯全无，觉得这几年她应该过得还好。

终于等到了开回南京的船，船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满舱都是杂七杂八的人跟行李。我们这几个，是李伯母、李本明、李本京和保姆。除了五个人以外，也有许多行李，而船舱一片混乱，从重庆到南京，在那么混乱的江面上还要过三峡，还要经过洞庭、鄱阳两湖，是一趟十分艰难的旅程。

然而胜利了，再苦，心情总是好的。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路顺水而下，江上无数的船只，上行下行，大多都是要回家乡的，在整整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之后。

不知经过了几日，终于抵达靠近南京的下关，船在岸边停靠，许多人在此下船。但是保姆还要继续往安徽老家走。她不认得字，也不太会说话，李伯母就要陪她去买接续路程的车票，一定要上岸一下子。当时本明姐虽然只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学生，此际也可以担当一点事情。李伯母特别吩咐女儿李本明，要记住三件事：一手牵着国光，一手牵着小名学涛的李本京，而两眼得好好地看着行李。她说她马上就回来，只是帮着保姆买张车票，顶多十来分钟。

李伯母刚离开，我母亲却上了靠在岸边的船，她显然不是同船的乘客。江轮行驶的时间长短，由于江面太乱，非常没有把握，上下差个好几天很平常。本明姐跟我讲这一段往事时，已经八十多岁，她依然想不透，他们的行程，我母亲怎么能够那么精准地掌握在手？她怎么会料到李伯母会离开我们三个孩子片刻去买车票呢？进而趁隙接近我们？

她是认得我母亲的，当时称我母亲为“娘娘”。“娘娘”笑眯眯的，却也单刀直入地说，要把国光带走，要她放人。母亲身旁有两位男士，她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冷冷的。

当时的景况，我记得非常清楚，历历在目，事隔六十多年之后。

本明姐紧紧抱着我，说什么也不放。我记得“娘娘”身后的两个男人，依然一声不响。

现在回忆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场面。我记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暗暗的。男士当中至少有一人是打着领带的，我记得。我记得李姐姐边哭边说话，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六十多年之后，在美国费城的一处四围都是参天巨木的树林里，就是李姐姐跟姐夫闵锡钧先生的一幢两层楼的花园住宅中，我终于知道了她跟“娘娘”说了什么。

李本明姐姐一再地祈求我母亲，不要把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带走，一定要等她妈妈回来，妈妈上岸帮着保姆买张车票，几分钟之内就会回来，娘娘就这么带走国光，她真的没办法交代，请娘娘体谅，这样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李姐姐声泪俱下地祈求。

我母亲却摇摇头不肯答应，又有她身旁的两位男士，显得格外的阴森可怖。那个场景，我记得。

本明姐姐后来也有了让步，她亲自向我母亲保证，她一定说服妈妈让娘娘把国光带走，保证！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在她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不见了这个孩子。

随便李本明怎么恳求，我的母亲只是相应不理。

以下的情节我一生也没有忘记：

一个男人走到了李本明身后，捂住了她的嘴，另一个人则早把一辆黑色小汽车开了过来，我的母亲亲手从本明的怀里用力地拉扯着我，我则大哭不已，本明姐终于不敌，我的母亲成功地抢走了她的儿子我。

满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打听或是帮忙，谁也管不了这一件说不清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国，几乎是无政府状态，谁敢过问哪？

对，我们在六十多年后查核这一段的经历，雾蒙蒙的天气、三个陌生的人物、抢夺我这个小孩的动作，我们两下相对，天衣无缝。本明姐在说到此处时，强抑泪水，全身发抖，几乎无法言语。六十多年之后了，她终于面对着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现在也是个小老头儿了，她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

“国光啊，我对不起你，没能抱住你，留下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惊吓。”受到了更大惊吓的是她自己。

她眼看着娘娘跟两位男士把我带进了黑色汽车，我记得我是在后座，也许是妈妈抱着我，我记得我的脸是朝着后窗的，一个半圆形有点像一个腰果一样的后窗，很小，看出去朦朦胧胧，因为下着雨。那个时候李姐姐也顾不得她的亲弟弟学涛跟行李了，急急地追上去，强自挤进车里。该说的都已说尽，只有继续哀求。

没有人理会她，车子一路进入南京城，东拐西拐，在一个巷口停了下来，我的母亲抱着我下了车，李姐姐还来不及反应，母亲转个弯就不见了。车上的男人把车又开了一段路，会开到什么地方去呢？李本明吓得要命。他们明明白白地跟她说，是要在半路下车呢？还是要他们把她送回去？本明姐在这么混乱的当口，身上一文莫名，又不认得路，一个尚未上大学的女孩子，要她怎么办？

她选择了回到码头。

下一次见到李本明，是在台湾刚读小学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才从基隆下船，暂住在我们青田街的老家一阵子，后来李伯母带着本明跟本京，住到了温州街底。我永远不会忘记李伯母刚刚进我们家大门，在玄关前，我跟在父亲身旁等她，她见到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打招呼，第一句话就说：“我要是见着孙彩蘋，一定要好好地问问她，怎么可以这样？”李伯母脾气非常好，这是我见她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谈起我母亲。

李伯母在世的时候，我每两三天就会去温州街她那儿玩一玩，我说什么她都非常有耐性地听，还要搭一两句腔儿。记得有一回，一本画报上有个美人的照片，脸上还有几滴汗水，跟真的一样，我拿到李伯母跟前跟她说：“李伯母，你看书都滴上水了！”她笑眯眯地回应道，那还不快擦了去？长大之后自然明白那是她凑我这个娃娃的趣儿。她就是这样，在我心目中，从来也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的，超有耐性。李伯母去世之后，本明本京与我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没有多久，本明姐就赴美留学，然后是本京兄考上了第一届的政大外交系，我们只有一点零零星星的来往，而如今与本明姐再见面，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当时她也无从对她的妈妈交代，怎么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当众就让人抢了去？

大家只是纳闷，行船多如过江之鲫，李伯母带着我们搭哪一条船，是中研院特别安排的，出发的日子虽然已定，但是谁也拿不准。我母亲就是起先打听清楚了，又能如何地掌握？从重庆到南京下关，数千里弯弯曲曲的长江水路，变数非常多，她怎能预料一定会见到我们？假如没有李伯母要亲自下船帮保姆买车票，母亲就不仅是面对着孤女跟孩子了，那她还会依然照计划进行绑架吗？战后的当时根本就没有治安可言，要是李家也请了保镖呢？会不会在冲突中有伤亡？会不会因此搞得船舱大乱，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母亲为何不肯找时间跟父亲好好谈谈？还是估计她自己完全没有胜算，因而出此下策？那两个男生跟母亲是什么关系？是雇来的人还是友情相助？会不会又衍生出其他的问题？难道他们不怕抢夺孩子绑架肉票的风险吗？绑架者之一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母亲跟他们因为这个理由而有恃无恐呢？？这些问题一一追究，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的电影剧本。

我第一眼看到了八十岁的母亲，是一个比我矮一个头还不止的老太太，曾经在机场像一根树桩子一样立定了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地等着看她离散了数十年的儿子。她是那么老迈，在我眼中，仿佛我的母亲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老的，而她又是那样的慈祥，说什么都轻声轻气斯斯文文。她全心全力，简直可以说是不自量力地照顾我，我原先印象中的妈妈，应该是另一位妇人吧？

花和尚

母亲抢我到手，照理说，我从此就该在母爱的光环之下，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往事的镜头移转，一下子跳接过来，我在一座尼姑庵里了，在上海附近的南汇。

在此之前，依稀只记得母亲带我到了这一座庙里，里面有好多比丘尼，穿着袈裟，个个都冷冷的，母亲跟她们其中一两位说了说话，然后母亲起身要走，我想我又要让人扔下了，我急得很想跟，却被后来方知的“大师父”拉住，一丝儿也动不得，着急恐惧、六神无主。

但又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一处唤作“清凉寺”里的生活。

一直以为这一座小寺庙应该是什么“庵”，以为比丘修行之地都是庵。一九九○年我跟晓清邀了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一起到上海，我们俩特地到现在改名为南汇的这一座尼姑庵访旧，方才发现，这一座庙，也是一个“寺”，唤作清凉寺，一开始就是一座“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依然存在。

当初是一排竹篱笆围起来的寺庙，对于小孩子来说，已经够大了，却一定不是天下名僧挂单的地方，只在一处村落的边上，四围没有什么人家，要去村子还是大街，也没有多少路，步行都可以到达。那条街我们再去的时候，依然老样，如果用来拍满清时代民间背景的电影，用不着再搭新景。黑洞洞的连栋屋宇、斑斑漫漶的老招牌，都还在。

竹篱间有一处瓦檐的大门，日本人所谓之的“鸟居”，虽小也显得庄严。后来去南汇看到的此处已变成了灰色的砖墙了。原先篱边总是开着一年四季次第流转的各色野花，高低错落，迎着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