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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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开口了，他将目光转向黄以恒。
黄以恒语气很平静，他说：“我同意叶书记对合安改革的原则性立场，合安啤酒厂有过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已经完成了历史史命，啤酒厂全部转让产权是改革的必然，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需要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经过思想反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刚才我听了天良同志热情洋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区改革就像当初工业区建设一样，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是深有体会的，许多在桌面上合理的，拿到工作中就不合理了，在桌面上不合理的，却又必须要在工作中实施。确实按国务院规定，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进行公开拍卖，但天良同志说得对，公开拍卖是卖不到六百万美元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年前合安是有优势的，但十年后这个优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发展了，我们原地不动，十年前周边省份都没有高速公路，但现在人家都有了，但我们省没有，我们不但优势没有了，还变成了劣势。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所以说合安今天的困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县拿钱来修高速公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七百万美元虽然离我们理想的价格少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企业贬值的速度比折旧本身要高得多，我们只能从长远来考虑这件事，因为台商来后，我们的就业人员还要增加，规模扩大后税收也相应增加，无形的社会效益和有形的经济效益都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签字。台商肯定不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相信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的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议一议，当然最后还得由叶书记拍板。”
黄以恒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就连宣中阳也半张着嘴，眼睛里异常迷惘。郑天良尽管对黄以恒有成见，但此时黄以恒的表态，就像自己在雪地里快要冻僵了时候突然送过来了一双棉鞋，这双棉鞋提供了他一身的热量。他也没想到叶正亭如此不给情面地当众对他进行质疑，他的心里有些乱。
宣中阳和其他常委们见黄以恒与叶正亭明显调子不一样，而且黄以恒居然为郑天良说话，一头雾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快到中午了，叶正亭要郑天良先去稳住江本仁和孔令根，就说要等市委批复，暂时让他们在宾馆里休息，接下来我们中午吃完饭接着议。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会议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意见，即以七百二十万美元成交，郑天良及时跟孔令根进行通报，孔令根虽有些看法，但还是同意了。这二十万美元更像是给叶正亭和宣中阳面子，很奇怪的是，黄以恒居然坚定不移地站到了郑天良的立场上，黄以恒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合理合法不一定合乎现实逻辑，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叶正亭书本经验和理论经验在工作中实际上是要打折扣的。这一次叶正亭没有拿出一把手的权威，做了一次妥协。
晚上的签字仪式在蓝湖宾馆会议厅正式举行，叶正亭黄以恒出席了签字仪式，他们站在江本仁先生的两边，形成了以江本仁为核心的格局，胸前的假花在闪光灯下绚丽灿烂，宣中阳和孔令根代表双方在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市县电视台电台和报社派出了最强大的报道阵容，这一全市瞩目的改革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市，第二天省电视台也播放了这条新闻。
这一年冬天，天很冷，风很大，郑天良的心里阳光弥漫。
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合和酱菜集团回迁县城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只是合和回迁的奠基仪式很简单，处理也比较低调，连市电视台都没请，县电视台只做了一个扼要的报道，宣中阳和郑天良同时出席了仪式。鞭炮一炸，锣鼓一响，摄像机镜头跟着一转，郑天良致祝贺词，赵全福答谢，宣中阳宣布合和厂新厂房建设正式开工，各种工程机械就开进了工地。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的两百多字的贺词中四次用到了“回迁”的字眼，而宣中阳在宣布开工时却没有使用“回迁”这一概念，而用了“新厂房建设”，官场上使用概念的不同意味着政治立场的不同，同一件事情用什么概念和怎么用概念，这是很讲究的，比如说啤酒厂改革究竟用“卖”还是“转让全部产权”，这就有很大区别。当然这里面的窍门和玄机赵全福之流是不懂的。中午赵全福在红磨坊摆了二十桌，但宣郑二人都没参加，只是一些前来祝贺的商界朋友们喝了个半死不活。
尽管合和回迁处理得很低调，但县里舆论界还是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将合和回迁定在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很有象征意味，啤酒厂原先是占了合和厂的厂址建起来的，十年后啤酒厂垮掉了，合和厂又回来了，这等于是让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场面在强烈鲜明的对比下共同为历史作证，为黄以恒和郑天良重新进行评价，甚至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意义在里面。
在合和开工的鞭炮声中，隔壁的啤酒厂冷冷清清地站在冬天的风中就像一座历史的墓碑。
参加完了合和的开工典礼，当晚十点钟郑天良一个人没打招呼直奔河远沈汇丽的公寓，沈汇丽一见郑天良并没有立即拥抱，她吃惊地问：“怎么不事先打一个电话来？”
郑天良脱下自己的大衣说：“下午在市委汇报工作，晚上又被正亭书记叫去谈事情，刚谈完，偷偷就溜过来了。”
沈汇丽接过郑天良的大衣后，挂在衣架上，然后倒来了两杯英国威士忌：“老板，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这三百万可真帮了我的大忙了，不然万源就要把我当骗子对待了。”
郑天良别有用心地看着女人的牙齿，他说：“你怎么感谢我呀？”
沈汇丽走过去轻轻地搂着郑天良，然后循序见进地将舌头伸过去，而郑天良今天晚上却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过不去，他用自己被烟熏黄的牙齿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进行牙对牙地交锋，这种以硬碰硬的感觉使沈汇丽非常痛苦，但郑天良却在坚硬的碰撞下全身迅速膨胀起来，他们像电影慢镜头中两个中弹的士兵一样摇晃着慢慢地向下倒去，倒在地毯上后就必然呈现出临牺牲前的抽搐和痉挛。屋内的柜式空调呜呜地送出一阵阵热风，两个光荣就义的士兵在地毯上没有留下战斗的鲜血，却留下了稠密的汗水，他们周围的地毯上潮湿了。
两位烈士在死后不久又活了过来，死而复生的郑天良想抽烟，他问沈汇丽的烟缸在哪里，沈汇丽说在房间里，郑天良去卧室拿烟缸的时候，看到烟缸里有几个新鲜的烟头，郑天良突然心里一紧，沈汇丽是从来不抽烟的。
这时沈汇丽也进来了，她说：“这几天睡眠不好，我就抽了几支烟。”
郑天良说：“你应该抽女士摩耳烟，怎么抽这种呛人的男人香烟呢？”
沈汇丽说：“我随便买了一包烟。”
郑天良说：“还有吗，能不能给我抽一支！”
沈汇丽说：“抽完了。”
郑天良说：“这么巧，我第一次发现你抽烟，要抽又刚好抽完了。”
沈汇丽搂着郑天良的脖子说：“老板，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允许你抽，就不允许我抽？”
郑天良笑了笑说：“我是怕你被人欺负！”
沈汇丽撒娇说：“你要是怕我被人欺负，就离婚娶我！”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发现这个单身的女人又不是自己的老婆，吃什么醋呢，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你的，权力荣誉女人只不过是一件临时的衣裳，随时都可以穿上，随时也都可以脱掉，有时候不是你想脱，而是被别人剥去了，都一样。
郑天良穿好了衣服，看到沈汇丽将自己送的那条白金钻石项链戴在脖子上，他心里稍有安慰。但情绪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像一个漏气的自行车胎一样，任沈汇丽怎么打气，就是鼓不起来。
郑天良跟沈汇丽坐在沙发上喝洋酒，洋酒的味道跟洗锅水一样难喝，喝到胃里倒海翻江。郑天良问：“罗马假日花园进展很快，我发现你怎么不常去合安工地？”
沈汇丽说：“万源是大股东，我只是偶尔去看你一下，而且我露面太多，可能对你影响也不好。”
郑天良说：“三百万我是冒风险弄来的，你对任何人不要说一个字。”
沈汇丽说：“老板，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三百万我想把它作为你的股份，等到楼花售完后，三百万的利润全归你。”
郑天良说：“这不行，党政干部明令禁止经商。”
沈汇丽吊着郑天良的脖子说：“党政干部还明令禁止不准找情人呢！”
郑天良被沈汇丽堵得无话可说了，于是只好敷衍说：“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沈汇丽说：“你又不同意合伙经营，那你说是什么关系？”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在想沈汇丽是不是说她跟万源上床是因为是合伙经营关系，所以就不是情人关系，他对烟缸里几个陌生的烟头保持着高度警惕，隐约可见万源掐灭烟头时的最后的动作很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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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汇丽说：“老板，你不同意入股，那这三百万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你先拿着用，等收回投资后再说吧！”
沈汇丽说：“既然你不愿投资，那就算我借你的吧，我给你打个借条。”
郑天良说：“什么借不借的，你赚了钱当然不会忘了我的，打借条也太不讲情义了。”
沈汇丽说：“我以公司的名义借钱，我也不会让你为难的。”
郑天良当时脑子有点糊涂，也就没有坚持不打借条的事，而正是这张借条，使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性质变化。第二天早上，沈汇丽开出了一张一式两联的借据，上面写着“借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还款当年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郑天良当时不想要借条，可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于是在仓促中就将借条塞进了公文包里，回去后又很马虎地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郑天良接过电话一问，他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原来是叶正亭打来的。啤酒厂三百多职工分乘十辆客车直接到了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河远市和合安县领导立即赶到省城去将工人们领回来。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你们怎么一点迹象都没发现，厂子卖了后，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
郑天良说：“我让沈一飞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会，沈一飞还说职工非常欢迎这次改革，所以我就没去再做工作。这个事件肯定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县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示威，而是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