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武器-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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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散发地被倒下的陈德胜绊住，无声无息了。
我舅舅大声地对社员们说：“下面的人全都氨气中毒了，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嘴下去救人，年轻人跟我来，其余人跟根生叔到玄慧寺白果树下铺上席子。”
说着我舅舅第一个捂着湿毛巾冲了下去，紧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也跟着下去了。半小时后，十二个中毒的社员全都抬了上来。
在玄慧寺前的白果树下的通风口，我舅舅指挥了抢救的全过程。
抢天呼地的哭声中，我舅舅撬开中毒者的口，让社员们用扇子对着中毒者的鼻子和口腔扇风，然后命令赤脚医生殷小红从医务室拿来了五瓶盐水，只有两个输液管，我舅舅按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频率轮流给十二个中毒者输液。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等到公社医院赶来时，已经有七个人醒了过来。
天黑下来后，十二名中毒社员抢救过来了九人，最先下去的张光富、刘忠怀和年龄最大的老党员陈德胜不治身亡。
公社医院的大夫说，如果不是我舅舅郑天良及时采取有效的抢救措施，中毒者再晚四十分钟将全部死亡。我舅舅从死神手里抢回了九条人命。
第二天，我们生产队的稻场上摆放了三口棺材。
老天像一床很厚的棉被捂住每个人的鼻子和嘴，一种窒息的感觉让所有的人都有了一种死到临头的恐惧。
太阳依旧挂在天空一个劲地向地面的庄稼和人的心里泼火，蓝汪汪的天幕上漂满了死人的面孔，我故乡的人民在一场遥遥无期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出我舅舅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口对口地呼吸，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根了。这就像一个出院的病人大谈肺结核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核患者了，肺结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操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做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口要稳准狠，干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进，以进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当官除了具有手艺人精湛的专业技术外，还得要有技术之外驾驭人的智慧和谋略。
我舅舅被枪毙了，他被枪毙我没有一点同情和悲伤，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作为亲戚，他见死不救，没有人伦；作为官员，他腐败堕落，逆了天理国法。如果他真的一如既往地坚持原则和信仰，我愿意对他保持一种人格上的尊重，然而他并非如此。
后来我从耿伟强父亲耿天龙那里了解到，我舅舅郑天良索贿受贿的数字是四百一十四万，比胡长青还少几十万块钱，情妇也没有七八个，实际上只有一个半。整个作案时间也就是一年半内完成的，是属于腐败分子当中起步晚进步快的一类。
耿天龙住在县城护城河边的一幢两层小楼里，站在楼上可以俯视河边的绿柳如烟和两岸拥挤的店铺和人声鼎沸，这位退休的商业局长说他喜欢看到商业繁荣的景象，就像一个赌徒一辈子都希望听到麻将声一样。
楼下的院子里栽种着各种花木和盆景，我和耿天龙的谈话是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开始的，身边花坛里的菊花在阳光下弥漫起稠密的金黄色的浓香，头顶上葡萄架上挂着两只鸟笼，笼中鹦鹉和八哥情绪活跃，很显然它们对笼中不劳而获的生活相当满意。
老人很客气，泡了一壶上等的“碧螺春”，还给我递上了一支软壳“中华”烟，耿天龙置身于鸟语花香中，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这楼房还是小强为我盖的，当了一辈子领导，最后还得靠儿子。”他说耿伟强的公司已经迁到南京去了，人也长年在江浙一带做生意，几个月才能回来一趟。
我从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身上，很难看出我舅舅说的“要让他后半辈子在牢里看春节晚会”的迹象。这位商业局长差点被当年分管工业和商贸的副县长郑天良送进监狱，耿天龙被迫提前退休，退休后上下级相见形同路人。不过，在我舅舅郑天良最后的岁月里，两人关系却重新改善，舅舅时常到耿天龙家来串门子，并称耿天龙“耿老”。
耿天龙已经七十一岁了，他对我说：“我比你舅舅大整整二十岁，他称我耿老也不算过分。现在党中央都提倡尊重老同志嘛！”
耿天龙似乎急于想向我证明什么，他说：“其实当年我并没有多大的罪过，无外乎就是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多批了一点，说老实话都是县里的领导来找我的，我能得罪起谁？我给他弄了一台平价彩电，他死活不要，还要处理我。耿伟强跟你是同学，你知道的，成绩一直不好，不像你们有出息，都考上学校了。我提供方便让他做一点生意，现在看来，简直不值一提。可有人打我的小报告，郑县长就要把我往牢里送。中央领导的子女们都当上领导了，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受家庭影响，培养出了领导才能；我一辈子都是搞商业的，儿子做点小生意，也算是家庭熏陶的结果吧。这又有什么呢！”
我不希望耿天龙过分地为自己开脱，就殷勤地给耿天龙的杯子里加满茶水，说：“您还是说说我舅舅吧！”
耿天龙银白色的头发在秋风中乱了，他有些痛心疾首了：“这两年你舅舅倒是偶尔到我这儿来坐，谈谈工作上的事，不过，我根本没想到他捅出了这么大的漏子。”他咕噜噜将茶杯里的水全都倒进了喉咙里，寂寞的老人开始了他对我舅舅漫长的叙述。
他的第一句话是：“凭心而论，我觉得你舅舅还算是个正派人。但他这两年经常来向我道歉，我就有些糊涂了。”
一九七九年朝阳公社的土地全都分给了农民，春节一过，二十九岁半的朝阳公社党委书记郑天良坐不住了，年初六就召开党委会，他在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拼命地喝水抽烟，嗓门大，喉咙粗，一条腿还跷在椅子上，完全没有了当年温文尔雅的迹象。他捋起袖子，烂毛衣袖口里就露出了一截灰蓝色的毛线，如同从袖子里钻出了一条误入歧途的蚯蚓，他敲着桌子说：“田全分完了，农民有粮食吃了，但他们在填饱肚子后，就开始搞封建迷信，我老家的乡亲吵着要修玄慧寺，过年的时候，玄慧寺烧香拜佛的赶集一样，乌烟瘴气，算命打卦的神汉巫婆们全都翻身了。”所有的党委成员们都还沉浸在过年酒肉的氛围中，对郑书记的话并没有多少热情，郑天良见大家没反应就有些生气，大过年的，他不好发作，就压抑着情绪说：“当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过，我们是要解放思想，应当给老百姓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是，农民的小农意识太强了，有了饭吃，就不思进取了，整天打麻将赌钱。”郑天良说了这句话后又用锥子一样的目光锥了副书记郭诚一眼：“我说老郭，你怎么也带头打起了麻将，像话吗？五十八岁就革命意志消退了。要是再有人反映你打麻将，我没权处理你，但我可以建议县委撤了你。”
郑天良还是发了脾气，郭诚副书记低着头不敢支声，他眼睛看着脚上的一双新的猪皮皮鞋。其他党委委员们就都面面相觑，抽烟喝茶的动作有些生硬。郑天良说：“我们的任务不是让老百姓有饭吃，而是要让他们富起来，怎么富？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们不想办法，不出点子，还要我们干什么？种水稻种小麦，从秦始皇时代就开始了，饿不死，但富不起来，江苏的华西大队是怎么电灯电话，楼上楼下的？办工业！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没有人再说这是资本主义了。正月十五后，我们带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去华西大队参观。我就不相信，人家的卵子比我们脑袋大。”
骟牛卵子出身的郑天良还是三句不离老本行地说出了一句粗话。
散会后，做记录的党委秘书黄以恒跑到郑天良的单身宿舍，他动作熟练地给郑天良递烟点火：“郑书记，你说的话完全正确，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屋里很冷，黄以恒的鼻子冻得红红的，嘴不停地往手上哈着热气。
郑天良坐在一张破旧的藤椅上，将火钵往黄以恒的面前挪了挪，说：“小黄呀，你不要把我的话看得跟邓小平一样伟大。我只是觉得我们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黄以恒又将火钵推到郑天良的脚下：“郑书记，我认为公社农机厂还是要把拖拉机造起来，你又是这方面的专家。一年只要造个三五百台，肯定全国闻名。”
郑天良笑了：“小黄呀，你给我出什么馊主意，我是学机械的还不知道，就凭这几把钳子锤子就能把拖拉机造出来了，你还要让我像刘明理一样再出洋相呀？”
六年前，朝阳公社农机厂为了向国庆献礼，在公社书记刘明理的亲自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发扬人定胜天的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始挑战。他们要土法上马地在公社农机厂造手扶拖拉机，从上海买了一些拖拉机零件回来后，刘明理将全公社有名的打铁的、补锅的还有一些木匠集中起来造拖拉机，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十台手扶拖拉机拼装完成，摇把一气猛摇，果然震耳欲聋地响了起来，刘明理激动得毫不含蓄地蹦了起来，眼睛里的泪水居然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十台拖拉机开出厂门在公社的小街上转了一圈，除了撞毁一个烧饼铺子，撞伤一头拉着车的驴外，基本上没出什么大问题，刘明理说主要是拖拉机手技术不行，要立即强化训练。公社小街一泡尿能尿三圈，手扶拖拉机潜伏的危机当然也就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国庆那天，县里的广播提前播送了朝阳公社造出拖拉机的新闻，全县为之震动，县委会门前彩旗飘扬，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大幅标语上写着“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的英雄”，“人定胜天”、“让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见鬼去吧”等鼓劲和骂人的口号。朝阳公社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可县委会门前等着开庆祝会的人到十一点钟还不见拖拉机的影子，打电话去朝阳公社询问，说早上八点半就出发了。原来，十台披红戴绿的手扶拖拉机很不争气，有三台在开了两公里后水箱发烫，不加水发动机有爆炸的危险，于是一字排停下，加水。开了三公里后，又有两台突然熄火，再开一公里，又有一台油箱漏油，不动了，修了好半天，死活摇不响。一路上损兵折将，有的只好就半途而废就地咽气。刘明理急得满头大汗，发狠要将技术负责人枪毙掉，负责人是全公社最优秀的铁匠，他哭丧着脸喊：“刘书记，我不是存心破坏的。”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到十一点半的时候，只有三台手扶拖拉机跌跌撞撞地开到了县委门前，像从战场上跑回来的逃兵一样狼狈不堪，其中还有一台在距离县委会庆祝现场一百二十米的地方熄火，众人七手八脚地将这台拖拉机推到了主席台下。事后，县委书记一气之下将刘明理撤了。从此刘明理就从本县政坛上消失了，现在，已经从县政府食堂炊事班退休后的刘明理在县城东门护城河边开了一个小饭铺，卖牛肉面、馄饨兼营啤酒和仿冒的儿童玩具枪。
黄以恒见郑天良不同意造拖拉机，就连连说：“郑书记批评得对，确实科技应该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生产力水平还跟不上去，不过搞工业这条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
郑天良点点头表示同意黄以恒的看法。黄以恒问：“郑书记，中午要不要食堂加一个红烧猪蹄，你最喜欢吃的，我已经让万师傅做了。”
郑天良说随便吃一点吧，有什么吃什么，不要搞什么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