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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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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最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反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第一骑兵军的将领,而第一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门罕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57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120公里之外!
  朱可夫十分吃惊,接着他来到特别军司令部,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等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费克连科至今未到前线去过,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军参谋长库谢夫向朱可夫报告了局势,朱可夫一听,就知道这位军参谋长也一样没到过前线,不了解诺门罕战场的真实情况。
  朱可夫调查下来,在军司令部的高层指挥人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事发现场。
  朱可夫怒不可遏:你们这算打的什么仗,为什么不把军指挥所设在前线?
  见朱可夫发了火,费克连科很是慌张,结结巴巴地辩解说,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如此荒谬的解释,对于以性格火暴著称的朱可夫来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扔下费克连科等人,气冲冲地赶到哈拉哈河东岸,亲自对诺门罕战场进行了考察。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57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门罕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门罕,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门罕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门罕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门罕,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进攻的前兆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门罕。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门罕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地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的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门罕的主要是苏军第57特别军、蒙古军骑6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苏联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佐尔格的结论是,尽管日本在诺门罕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但实际上未能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既然日本还未做好准备,斯大林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陆军予以狠狠打击的机会。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罗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开出的菜单上菜。包括武官所说的那两个机械师在内,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前线苏军的实力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苏军的这次兵力东调中,各式特种部队的聚集最为引人注目。从第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兵种对比来看,苏联空军从指挥机构到飞行部队,都明显落于下风,此次新任空军主任(相当于空军司令员)斯穆什科维奇中将奉调而来,负责对在蒙空军进行统一指挥。
  斯穆什科维奇抵达蒙古后,马上对前一阶段空战的失败教训进行了剖析。
  飞行员们的水平没有日本航空兵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个人能力不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配合来弥补,偏偏在先前的空战中,因为缺乏经验,飞行员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这就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在现有飞机性能上,单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式快,但是滞空时间不长,双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过具备足够的滞空能力,二者正好优势互补,如果能使这两种战机有机配合,就能抗衡和抵消日本航空兵的个人能力。
  斯穆什科维奇带来了一个飞行教官班。这个教官班的成员包括二十多名老飞行员,他们或参加过援华,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与德、意、日三国的航空兵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
  确定方略后,斯穆什科维奇便将教官们分散到各作战机场,让他们以空战格斗的实战方式,对年轻飞行员进行配合训练。在短时间内,每个飞行员都被轮训一次,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鼓舞了空军士气,也给年轻飞行员们壮了胆。
  苏联空军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出动机群进行轰炸,日军囤积在前线的500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粮秣均被炸起火,给第23师团造成很大损失。
  这些天里,第23师团长小松原一直在对苏军进行侦察,根据苏军不断增兵以及活动频繁的迹象,他认为这是苏蒙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诺门罕战役,第23师团是吃了亏,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说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如果这次能引起老大们的重视,一拥而上,没准还能一雪前耻呢。
  关键是凑够一撮人马上走,至于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有什么关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说给苏军以“严惩”的时机到了,事不宜迟,应及早发动进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电报,即刻召集作战课的参谋们进行讨论。大部分参谋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谈判,所谓天津租界谈判,是日本向英国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租界内部的法币流通,以便进一步封锁和打击中国的抗战经济。
  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说:“在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如果这个时候与苏联发生纠纷,会使军部受到牵制,从而影响英国问题的解决。”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种审慎的口气表示:“诺门罕问题要解决,但是否选在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意下如何?”
  参谋们交头接耳,都认为课长说得对,在这个敏感时刻,不应再喧宾夺主,对苏作战确实应当慎重才是。
  “三谋参谋”辻政信一听就来了气:“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关东军的传统是什么?不言而行!”
  在辻政信看来,谈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风的,靠的还是实力,如果这次关东军能够“不言而行”,对苏蒙军发动突然打击,就可以提高日军的国际威望,到时准保能把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什么谈不成的?
  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寺田:“如果在诺门罕坐视敌人的挑战而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门罕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按照辻政信的说法,只要日方一强硬,就能挫败对方的战斗意志,他却没有反过来认真想一想,假使苏联更加强硬地反扑过来又怎么办,这不是更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吗?张油油的全部小说可是辻政信一番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论调,还是博得了满场彩。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第一个起身叫好,其他参谋也都迅速转变了立场,最后连寺田本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见解。
  寺田原来所持的是“自重论”,辻政信是“强硬论”,就跟原来的不扩大论和扩大论一样,是非对错在这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表现得更强硬更有气势。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就是“越左越好”,哪怕是“左”到离谱的地步。
  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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