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的生与死-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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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是赵祯眼神先投降，开始流露出更多的乞求（老包，再给俺老赵一个机会，让俺再试试，最近武夷山老道开的那副中药很不错）。
包拯心一软，想起了自己每每下班回家，坐在空荡荡客厅中的孤独与凄凉，给了赵祯一个台阶下，把话题转向宫廷吏治等不痛不痒的话题上，结束了嘉祐三年北宋帝国君臣间最为激烈的一次交锋。
不要以为这种事只有千年难遇的包青天敢做，在嘉祐三年的北宋文人中，只有更狠，没有最狠，赵祯手下的文臣们紧跟在包黑子的后面，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地向他们的皇帝“下着黑手”，目的只有一个，刺激老板解决帝国继承人的问题。
当年，赵祯想给张贵妃的伯父张亮佐搞个宣徽使的官做，除了遇到包拯的口水外，殿中侍御史唐介（字子方）也是“动物凶猛”，包、唐二人合力，赵祯当然招架不住，只有找帮手和借口，说老张任职的事情可是中书省通过的，你看文丞相的签字是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的。
唐子方说那就是文彦博的错，我要弹劾他。
唐子方说到做到，第二天就当廷弹劾北宋帝国的当朝宰相文彦博，言辞相当激烈，大意说，文宰相当初在四川的时候就经常贿赂后宫太监嫔妃，靠着女人们在枕边给皇帝吹风才坐上了宰相的位置，今天又主动要舔张贵妃白嫩的屁股，巴结着给皇帝的准老丈人升官加爵，实在不配坐在宰相的位置，强烈要求“小人”文彦博下课。
最初和包、唐等人站在同一战线上的谏官吴奎一看老唐把事情搞复杂了，战火烧到了素来比较和善的文宰相那里，搞不好伤了政府部门和监察系统的和气，对今后的工作大大不利，于是出来拉架，当和事佬。
唐子方眼已经杀红了，敌友不分，说吴奎你作为谏官竟然墙头草两边倒出来当好人，老子连你一块弹。
朝堂上被唐子方搞了个一地鸡毛。
一番乱战后的结果是，张尧佐最终没做成宣徽使，而文宰相和吴奎调离当前岗位，包、唐谏官集团大获全胜。
但老唐在朝堂上撒泼四处乱咬人也让皇帝觉得太有损帝国官员的形象，很快也把唐介贬出京城任地方官。
唐介走得很潇洒，他知道他带走的，是“直声动天下”、“真御史必曰唐子方”的一系列美誉。
而东京，他唐介还会再回来的。
嘉祐三年，唐介果然真就回来了，坐在了知谏院的位置上。
当年的话题人物准国丈张亮佐早已去世，而唐介的臭嘴仍然犀利。一日，赵祯与唐介办公闲暇，提起了当年的事，赵祯有些感慨地说，子方啊，当年你们极力反对我重用老张，说如果老张把持朝政的话，我就可能会做唐明皇，而老张就是大宋版的杨国忠，恐怕言过其实了吧。
唐介鼻子冷冷一哼，说我当年打的比喻打错了，你怎么能和唐明皇相比呢？
赵祯说咋不能，唐宗宋祖我比不过，比个唐玄宗应该还不成问题吧！
唐介的声音提高了八度，说唐明皇重用外戚导致了“安史之乱”被赶出长安尝到了苦果，可是他的儿子李亨帮他平复了兵乱，将大唐的江山沿袭了下来。可是老板，你有儿子吗？没儿子不要紧，现在你有继承人吗？
这句话太伤自尊了！赵祯的脸顿时从红到白，从白到紫，从紫到青。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百姓，他会提起杀猪刀和唐介拼命。但他是皇帝，北宋帝国的皇帝，所以他只能忍。
最后，连老弱病残半退休干部也欺负到赵祯头上了，韩城人张杲卿（张升）在嘉祐三年已经六十六岁了，身体也不好，处于半退休状态。赵祯是个很关心员工的老板，有次想起了张爱卿，特地派人请其进宫拉拉家常。赵老板说老张啊你年龄大了也是孤寒之人，有空常进宫来坐坐，陪寡人聊聊天。
老张吃错药了，屁股立即从板凳上弹起来，声音同样提高了八度。
我哪里孤寒了？我有家有室有儿有女，家族幸福，不知道有多团结和睦，倒是老板你快五十的人了，儿子都没一个，儿子没有不要紧，关键是连接班人都没确定，皇宫这么大，大概能亲近的只有张贵妃了。你才是孤寒之人哪！
赵祯无语了，据说老张走后赵祯跑到张贵妃那里，把张升欺负皇帝的话转述了一遍，二人抱头痛哭，张美人的假睫毛都哭掉了，在空中飘啊飘啊，一如赵祯那颗无助的心。
在一片反对声中，时任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的司马光无疑是温和派，他看出了皇帝的痛苦、无奈和不甘。司马光没有像包、唐那样单刀直入，而是和风细雨，在谈到继承人问题的时候，司马光显得随意和轻松，说老板你现在四十多岁还很年轻，儿子肯定是会有的，只不过帝国没有继承人员工们心里不踏实，老板你可以先在家族子侄里挑一个出来作为后备干部——后备干部嘛，有时候也只是后备而已，新王子出世，先前的后备打发回家，该干啥干啥。
这也是一个两全之策。
赵祯无奈地接受了这个听起来还算顺耳的建议。但嘉祐三年的他，依然没有放弃床笫上的努力，一度还认为宫中女人的肚子过于娇贵，揣不住龙种，于是去民间找了十几个乡间女子进宫，希望最后的奇迹还能发生。
赵祯还有机会吗？没有人能给他答案，人们在嘉祐三年夜色笼罩的东京皇宫传出的乡女的微微呻吟声中看到了一个老男人有些乏力的奋斗。
到了嘉祐七年，无奈的赵祯终于放弃了挣扎，接受了帝国文人们的建议，之前的“后备干部”——堂兄赵允让的儿子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病逝，终年五十三岁，这位感情丰富、善良仁厚的帝王，一生都在向周围的人付出和妥协，为成就一个繁华盛世而牺牲自己，而历史给他的回报却极少。今天大家都在迷醉于颂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人们也记住了他统治下的那些文化巨匠和顶级文臣——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柳永、沈括、包拯等，而很少有人会记得苦命的孩子赵祯，即使记住，也只记住了他过去和一只狸猫的关系，或是被西夏人打得头破血流的丑事。
嘉祐三年是后世公认的庆嘉盛世中最平淡的一年，太多伟大辉煌的名字度过了他们平静的一年，而那位“拗相公”王安石在嘉祐三年的进京，在后来两三百年的时间里，被很多人认为是太平盛世中的妖星出世。有道是：
洪太尉误放妖星，
拗相公终入开封！
第二章种家将——帝国不老的传说
引子1
有时候，天上掉下来的不仅仅是馅饼，还有足球。
机遇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高俅，那他可能只会被飞来的足球砸中脸部，还可能打烂了捧在手中的宝贝篦子刀（那可是稀罕的宝贝），等待他的将是毒打或下岗的命运。
但那个人是高俅，身怀绝技的高俅。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高俅手捧玉盒，来了一个三百六十度“倒踢紫金冠”（这招后来传到了南美大陆哥伦比亚，一名叫伊基塔的疯子守门员在美洲赛场上施展此招，一式惊天下，但很明显高俅的动作难度系数更大，因为他手中还捧着盒子），漂亮地将球踢还给端王。
那一刻，高俅的命运发生了呼叫转移。
关于高俅，《水浒》第一书评家金圣叹先生曾作过如下评判，说“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作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老金的意思大家都懂，就是说，没有高俅，便不会有梁山那帮哥们造反，也不会有北宋帝国后来的中年夭折。
老金太抬举高俅了，真实历史舞台上的高俅，远没有那般风光。
高俅生前做官做到了三府仪同三司（唐宋时的一品文散官），在北宋帝国，能坐上这个位置的官员，皆是北宋政坛风云人物，韩绛、文彦博、蔡京、童贯等，无论功过，皆在后来的《宋史》中立名列传，流芳千古或遗臭万年。
但高俅却被史官们遗忘了，《宋史》提及他不过只言片语，只有在野史轶闻中才能够拼凑出北宋帝国第一球星的精彩人生，这不得不说是高俅身后的遗憾。
高俅，家世籍贯已不可考，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高俅的身份是一个小小书童。
当然，这个书童的身份也不简单，因为他的主人不简单——北宋第一才子苏轼。
在苏门的熏陶下，虽然身份低贱，但小高倒也习得不少本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球技那更是没得说，这为他日后的人生发迹夯实了基础。
高俅发达后，对苏家当年的恩情念念不忘，每有苏氏子弟入京，高俅皆热情接待，养恤甚勤，发达不忘本，全然不似《水浒》里翻脸不认旧人的无赖模样。
作为北宋帝国第一才人，苏轼好结交朋友，不仅喜欢吟诗作画，可能还有个爱好，喜欢把书童送给人（大概他门下的书童素质太高，在当时也算是珍品）。这不，当苏轼认为高俅已经从一个普通的书童成长为高级书童后，就忙活着把他送人了。
最初苏轼是想把高俅送给他嘉祐二年的同年，“南丰七曾”之一的曾布，不过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东坡先生的美意曾布却拒绝了。原因大概是，曹布和苏轼虽然私交不错，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各有不同。曾子宣可是王安石旗下第一战将，和保守派苏轼当然得撇清关系。
苏轼碰了一鼻子灰，但并没有放弃人才输出的做法，第二次他成功了，他把高俅送给了自己的另一个好友王诜王晋卿。
王诜能书善画，与当时的文化名人交情都不浅，和苏东坡米芾他们更是铁哥们，曾经因为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受到牵连而遭贬官，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朝驸马，宋英宗的女儿魏国大长公主的老公。
皇族与文化人的双重身份让王诜与另一个喜好文学的风流王爷走得很近，虽然辈分上差了一辈，但二人惺惺相惜，已成了知己，这个王爷就是端王赵佶（在《水浒》中，施大爷把他们的辈分弄错了）。
一次王诜与赵佶在朝会相遇，前一日赵佶刚在青楼喝高了，来时匆匆，头都没梳好，王诜见状就拿随身携带的篦子刀替赵佶梳头。
赵佶一看王诜的篦子刀，说姑父你这把梳子是极品，精雕细刻，很有艺术收藏价值嘛。
王诜说你眼光还真精准，这真是块宝，我还有一把，赶明儿叫人给你送去。
不日王诜派已成为自己手下书童的高俅送篦子刀给端王，端王不仅瞧上了王诜送的篦子刀，还瞧上了他的人——球技一流的高俅。
从此高俅成为了端王的人，而当端王赵佶成为北宋帝国第八位皇帝的时候，高俅的春天也来了。
作为赵佶的心腹秘书，高俅走上政治舞台还是颇费一番周折的。在当时的北宋帝国，不讲出身，但是讲身份，要担任县令以上的文官，必须是科举进士出身，高俅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粗通，但是要他上考场，那还是差了些，文人集团高俅是挤不进了，只能是向军队发展，在部队上混取资历。
于是赵佶派高俅到部队挂职，到当时泾原路大将刘仲武帐下效力。他跟随刘仲武在平定吐蕃赵怀德叛宋的事变中立下战功，圆满地完成了基层镀金任务，从此平步青云。
应该说，高俅是一个不太忘旧的人，对挂职时期的老上司刘仲武，高俅也没有过河拆桥，后来刘仲武打了几次败仗，回朝后却没有被处分，这和高俅在朝中为他走动不无关系，而刘仲武死后，高俅也不忘故人之子，还向徽宗推荐刘仲武之子出仕为将。
刘仲武之子是谁？就是后来为力保赵氏南方半壁河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南宋名将刘锜。看来高俅还是做过一些于帝国有益的事。
在他的一生中，虽然做过都太尉三府仪同三司这样的高官，但并无大权也无大过。野史所载的他的过失，算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如将部队的地盘占为己有建私宅，经常派遣士兵到自家府中干活不开工资（这能算事儿吗？）。
大概史官们也觉得如果凭这些芝麻小事把高俅列入《奸臣传》，奸臣这个词也太掉价了。《宋史》根本不屑于为其立传，当然，在评选徽宗时期六贼的时候，高球星也没能入围。
高俅其实不过是徽宗赵佶时代一个得宠的真小人。本事和对帝国的危害性都不大，除了球踢得好，还略有几分江湖义气，算得上一个北宋版的韦小宝。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入侵，宋徽宗赵佶一听金人杀到了黄河边，吓得带上亲信仓皇出逃，这班人马中，就有昔日的书童，帝国第一球星高俅。
不过走到了泗州，高俅却和童贯一干人闹了矛盾，当时执掌兵权的童贯给高俅小鞋穿，让他留下率领三千兵马断后。这无疑是让高俅送死，高俅混这么多年岂能不知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