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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新中国近代史-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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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始讲解:“枪是什么,对一个战士来说,枪就是生命,就是荣誉,就是一切。今天,我们来学习,枪支的结构和保养维护。枪是件有力的武器,步枪的射程通常在600米以上,但超过300米距离的射击,对一般射手而言,毫无意义,打中的可能微乎其微,这个我们以后会详细说。我们今天要了解步枪的结构,为什么我们要了解它?因为,枪很精细,很敏感,你不了解它,不爱护它,需要用到它时,很有可能,你就会发现,枪卡壳了,或者,不准了。这在战场上,后果很严重,严重到——你忽然就死了,你的敌人是爱护枪支的,他会一枪打碎你的脑袋。我们今天看到的步枪是1871年式毛瑟枪。此枪系德国著名枪械设计专家彼得·保尔·毛瑟于1866年发明,枪口径为11毫米,……”我详细地讲解了步枪的结构,零部件的名称、作用、保养,简单的故障及排除。
  待众人都装拆几遍,熟悉毛瑟枪的结构,我反复检查没有错误,都能明确指出枪支的零部件,并组装起来。我宣布,培训初步合格。然后,叫班长进来,排长讲解,队官指导,我最终解答。其间,自然出了许多错误,花了刚才的几倍时间,方才让班长通过培训。但这样一来,队官和排长对毛瑟枪的了解也更进一步了。接下来,这一过程有在队副、排副、班副身上重复一遍。最后,我带领班长和班副,对这九百支毛瑟枪进行了维护保养。这一下午时间,也就过去了。洗澡,晚饭,饭后,照例是学习时间。不识字的学习识字和算数。队官和排长听我的军事课,就是把我最近以来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给大家讲解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结果,再讲一些基础军事知识。学习时间三小时,整理内务半小时——一般我会在这时查查房,与大家聊聊天,教授一些儿小窍门——这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想让士兵衷心的拥护我,服从我,就需要我在各个方面努力。我花了一个月记住了所有官兵的名字,一见到人就能叫出他的名字——这是件很有必要,也很有益处的事。然后,士兵就必须休息了,而我还需要在全营巡视一遍。总之,这一时期,哦,不对,应该说从此以后,我起的比鸡早,睡的比狗晚,干的比驴多。
  早上五点,起床号一响。15分钟内必须到操场集合,五公里越野;早饭;原来队列训练一整天——这是最难受的——现在,起码可以半天学习军械的维护保养使用了。不过,这得等我和低级军官都掌握过山快炮的维护保养再说。等到射击训练时,我又发现个问题——江南制造局所造子弹,‘每逢演用往往误火,一及吹弹不能致远(原文如此——引者),甚至炸坏铜壳,登开后堵伤人等弊’。臭弹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强,炸坏铜壳的,倒极少,约千分之一,却也让人提心吊胆的。而且,子弹数量又少,每月只有二万发,新军每人平均不到十颗。
  我不得不去拜见巡抚大人,可这事巡抚也没办法——没钱。在我历数了‘甲午战争中我军每发数百枪而不中’的窘象后,巡抚大人决定先把枪支补足——还是老毛瑟,子弹只能是江南制造局的——国内最好的,巡抚大人咬着牙把数量增加了一些儿,但是,每月绝对不得超过十万发。
  “挂石头练瞄准吧!”我对部下如是说,“象我这样的枪法,你们得多练几年了。”我一抬手打下只鸟,来加强语气。
  没办法的事,短时间内练枪法,没有大量的子弹,谁也没办法。
  此间;还有件事情——军队粗略有个大样了,军纪还没有确立。清朝在作战有军令,但平时却没有军纪,我不得不制定一个。这没什么选择的,解放军军纪最好。我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颁布实施,并编成歌曲,令全军学习:
  “新式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的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父老一针线,父老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上缴,……”
  新军喜欢唱歌,好像也是传统。后来,我在闲暇时,及行军拉练途中教唱了《万里长城永不倒》、《一条大江》、《我的中国心》、《精忠报国》、《保卫黄河》等几首歌曲。歌曲也是个潜移默化的教育手段,自然,我会把其中不和时宜的地方改掉,像《一条大河》不就改成《一条大江》了,没办法,安徽不靠黄河靠长江。总体来说,新军同情却不支持革命——这是我最希望的结果,我可以轻易地带领新军向任何有益于中国,或者貌似有益于中国的方向前进^…^。
  铁锹配备以后,我开始进行营垒工程训练,如何在三五分钟挖一个防炮坑,如何利用地形构建工事,如何组织火力,如何进攻一个设置优良的防御工事,等等。顺便,我也在训练的同时,带领全军进行了一场义务劳动。
  PS:张謇的事迹摘自网上。
  第九章
  此次归国,阿庭共派了八个人给我。我只留了黄桦、田清泉(第二期去的,擅长管理),高剑峰(身手好,也是第二期的)和韩铁,其余的,都安排在基金会工作了。韩铁是阿庭的得力助手之一,本不可能派给我。但是,为了平衡在美华人的男女比例,韩铁受命组织了大批华裔妇女偷渡美国。目前正被美方大力通缉中,回国来是避避风头。年初,我派他去了趟敦煌——斯坦因永远的消失在中国西北的茫茫沙漠中。回来以后,我便派他组织了个情报网,我只提供钱,人要自己去找。韩铁不负期望,迅速依靠基金会组织了一个松散的情报网络,并在安庆建了个小小的情报网络。
  在我整训新军的同时,田清泉以我的名义买了一块荒地,七百三十多亩,是不适合耕种的盐碱地。田清泉打了眼机井,我又带人在此进行了一个半月的土工训练,采用井灌井排,灌溉洗盐,排水除涝,很快就将其改良成可以耕种的良田。盐碱严重的地方,再通过种稻除碱、水旱轮作,进一步治理。说白了,我要建的,就是个以养殖为主的农庄。我记得后来有一种养殖方法,大致是,用粮食酿酒,用酒糟养猪,用猪屎喂鸡,用鸡屎养鱼,用塘泥肥田。酒不可能酿成什么好酒,水质不行,工艺上讲究一点儿,不太差也就行了。除了水稻小麦,再种上些儿玉米、甜高粱、紫花苜宿、黑麦草,饲料也就差不多了。再使用农家肥、沼气,使秸杆还田,选用良种,增加亩产。虽然,还不能实现机械化,但使用畜力和先进农机具,还是极大的提高了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此外,再引进些儿荷兰奶牛什么的。
  这些事情,我也是随便说说,技术上的事,都是枞阳农校提供支持。
  枞阳农校是基金会提供资金,在两年前成立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普及现代农业技术,并进行杂交试验,培育良种,研究农牧及养殖技术。农校学制四年,免收学杂费,并提供部分补助金,贫家子弟多求学与此。现在还没有毕业生,即使有了毕业人员,多半也会因高薪和良好的环境而留在农校作老师,做研究——我是有算计的。农校的名誉校长是姚永概,安徽高等学堂总教习。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实行裁兵加饷。新军的军饷是这样的,正兵月饷加至4两5钱,副兵月饷加至4两2钱,备补兵月饷加至3两3钱。正兵:副兵为1:2,备补兵每班一人。班、排长每月十几两,队官二十多,管带三十几两。协统近五十两,我是六十两。骑兵和炮兵都6两,管带以上还有一定的经费可以支出。但无论如何,就是不够花。而且,军饷还不是十足发放。按前练兵处章程,军官八成、军佐七成、署理六成开支。
  我算了下,就算我不吃不喝,逢年过节过生日,我一年不搭里一千五百两,是绝对不够花。难怪袁士凯——想造反的人——都会贪污军饷。所以,每年除了我的生日,我一概不请客。我过生日时,我一分钱的礼也不收,自己掏一百两银子,买上一二十口生猪,请全标的人吃顿饭,军官聚一起,大家喝碗酒。伙食费一般是每人每月1。5~2两银子,我只收一两半,但我一分不贪,我军中吃的是细粮,每天还有三两肉,鸡鸭鱼蛋都很常见。
  半年后,农庄全面负责新军的伙食,我进一步改善了新军伙食。我又开了座酒楼,每月也能有几千两的收益;我将伙食费的降到一两,士兵每人每月净剩二两,三百军官每人也能得到相当军饷一半的分红。(逾一年,我伙食费象征性地收三钱,军官可以得到的分红也超过军饷了。)
  士兵学会了写信,虽然每封信里都有别字;军官也都能看懂地图,少数军官能在沙盘上作下不错的指挥。经过如此努力,我已经成功地在部队里建立起了威信——一言九鼎,我说了算数。军事不合格,有异样心事的人,在这里待不住,要求太严格,规矩太重——我到底把顾琢堂给挤走了,这家伙是北洋的人。我在军中禁止体罚,严格的训练和禁闭足已。我已经使军中将士初步接受了“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剩下就是巩固了。军中军医太少,我在训练中还加入了包扎和急救训练,并购置了绷带和药物——哪有卖白药的,这金疮药质量也差了点儿。
  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管带汪道铭率同等数量的新军,在演习中干净利落的将武备练军营击溃。不久,武备练军学堂停办——这一停办,与我无关。主要是由于当时陈仲甫领导的学生请愿——“电阻俄约”活动,在安徽产生很大的影响。虽然,该活动被镇压了,但反清革命思想却在学生中极有市场。秋天,陈仲甫领导的革命组织“岳王会”成立,武备学堂的学生多数都参加了。从而,引起了安徽巡抚诚勋的警觉,将武备练军学堂停办。所以,这一停办,与新军没有什么关系。
  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霍元甲偕弟子刘振声来军中做武术教官。说句实在话,这时代练武的人很多,新军之中也有不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霍元甲虽然名声响亮,也还是有人不服。这个自然无须我多事,霍元甲横扫全军,无有敌手。
  阿庭在1905年很不满意,在殖民统治上,美国确实远不如英国。1894年,美国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光绪三十年“禁约”十年期满,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遂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这就是“抵制美货运动”的源由,其间,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
  也无怪阿庭来信说,(美国)国务院里都是白痴。明明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偏偏办成这样。这件事给华源基金会带来许多麻烦:1903年去日本的留学生不足千人,今年已增加到四千余人;而1903年到美国的留学生有二千七,今年却不足千人;若非华源在欧洲也有基础,可以将这些留学生转尔引导到欧洲去。阿庭一定已经暴跳如雷了。
  就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认为排华引起“巨大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并“构成了对中国和美国良好关系的最严重威胁”。美国驻福州领事格雷西(S。L。 Gracey)也痛苦地承认抵制期间“产生的对美国人的不友好感情是难以估量的”。有意思的是,当格雷西打算将这番评论在波士顿一家报纸发表时,遭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止。
  所以,当《纽约时报》得到了这个消息时,阿庭如获至宝,将其大幅刊登出来。此时,《纽约时报》销量六万多,是在美国有相当影响力的严肃报纸。这样一来,(美国)国务院就焦头烂额了。自然,事情不会就这么算了,阿庭的麻烦在后头。不过,阿庭倒也不是很在意,用他的话说,“纽约,那是我的主场”。我不知这是真是假,不过,阿庭这些年鼎力支持民主党,想必也有些成效——没有政治立场的报纸是不存在的。以阿庭的性格考虑,想必也不会吃太大的亏。
  这一年,对于朝野一致的立宪呼声,清政府已不能不对此作出相应的表示,遂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商部右丞绍英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政治。
  光绪三十二年(1906)农历三月,恩铭抵达安庆,就任安徽巡抚。开始,恩铭对我印象很不好,觉得我有不轨图谋,排挤武备学堂毕业生。但在五月的一次演习中,我率领的新军服饰齐整,行动利落。全军在三个小时内奔行五十里而不乱,在到达目的地后,迅速建立了防御阵地。于是,恩铭便对我刮目相看了,此人极爱才。此后,便日见亲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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