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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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才结束，毛人凤破例没有留大家吃饭，为的是非常时期提倡废寝忘食的赴难精神。会后，大家分头落实执行，进展还算顺利。
先由郭旭拿着老蒋的“批条”（老蒋知道毛人凤的任务很重，需要花钱，特命俞济时通知参谋总长顾祝同，拨出1亿金圆券给毛人凤），到联勤总司令部财务署上海联合办事处把钱领回来。其次，交警总局副局长郭履洲集合起交警部队，负责控制船舶和护运物资。他把所有在沪招商局与民生公司登记在册的轮船，统统征用过来，总计3000多艘，经过筛选，发现一半不能出洋，留作“军用”，能够出洋的，全部投入抢运。毛人凤指派亲信担任交警护送部队的总队长护送装船出港。结果，从上海运走的金银物资，除有一艘船遇风沉没外，其余的都安全抵达台湾。对此，老蒋十分满意，认为毛人凤为党国立了一个大功。
第四件任务，即对上海资本家的监视，由上海市政府民政局长陶一珊与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黄加持负责。执行过程中，不知是谁出了个“金点子”，使毛人凤深以为然。于是，单独召见黄加持，要他做好抢劫老板的准备。“啊？”黄加持一听毛人凤这样说，便想到了盗匪的打家劫舍，不由自主地吃惊起来。
“东西不抢走，反正全落到共产党手里。共产是剥夺，劫财也是剥夺，与其谦让，不如图谋。”毛人凤的一番道理，说得黄加持点头称是。随后，毛人凤掐算进帐，估计不下于几万两黄金，还有大量的美钞，那可是保密局一两年的开销呀！
“啊！”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黄加持更加吃惊起来。
可惜，贪者眼红，馋者流涎，黄加持却不是劫财老手。自去年蒋经国来上海大搞经济统制后，资本家们一个比一个学得精乖；再加上黄加持还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对付工运、学运，不要说黄金美钞藏在何处，就连有点家底的资本家躲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临时堕入匪道的一劫，除了特务们抢了些许浮财，敛入私囊外，保密局装经费的钱箱子，没有增添什么“肥油”。事后，毛人凤说起这一节，痛斥黄加持“太不中用”！
总裁“卫士”
4月30日，蒋介石乘“泰康”号军舰抵达上海，当天在龙华机场召开军事会议，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觉等出席。会上，蒋介石训示：“坚守住上海，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届时即将得到美国的全力保护，我们就会重新光复全国。”5月1日下午、蒋在汤恩伯司令部，向守卫上海的团以上的“国军”军官训话，声言自己留在上海不走了，“要亲自指挥战事，要和全体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
蒋介石训示完毕，轮到汤恩伯代表守军宣誓时，自然又多了一层意思，即誓死保卫上海之外，还要誓死保卫领袖！
在蒋介石抵沪的那段时间里，负责总裁的安全成了毛人凤的一个主要任务。为此，他煞费苦心。大的方面，他要顾忌战局骤变，不能疏忽中共军队的进展神速，以及汤部将士的不堪一击。小的方面，他要考虑腋下生变，前不久“京沪暴动案”的余悸尚未完全消除。于是和蒋经国、汤恩伯反复会商后，决定让总裁住在军舰上，偶尔登陆，也下榻于远离市区、四面环水的复兴岛上，四周的警卫说是由汤恩伯和毛人凤协调安排，事实上，毛人凤承担的责任更直接一些（因为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同时还负有监视汤恩伯的责任）。
常言道：怕什么，有什么。正当毛人凤提心吊胆地防备出事时，一个瓮中捉蒋的预谋已在悄悄地进行。领导此事者，是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沙文汉（化名张登），他在老蒋抵沪之前，曾通过陆久之、蔡叔厚对汤恩伯进行过策反（看来，汤恩伯与中共方面的接触，并非只是丁名楠一路），希望汤能在解放军大兵压城的时候，反戈一击，把蒋介石抓起来，但未成功。于是，又通过策反组长王亚文等，秘密串通张权，制定新的捉蒋计划。
张权，河北人氏，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北伐时当过师长，后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务长。抗战时期，当过河南省警备副司令、代司令、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队中将总队长。抗战胜利后，受陈减排挤，仕途上渐呈滑坡之状。
但此人素与中共有来往，早在1941年，周恩来通过张治中介绍，安插王亚文当张权的秘书，一直干到1944年。1948年张权因为反对内战，辞职闲居上海。王亚文接受中共上海局的指示，同张恢复了联系。自此，张权秘密为中共工作，并以中将视察员的身份，弄到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此时，沙文汉让张权出山，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其间，除了张的政治态度以外，还有许多不可多得的有利条件。比如，驻守上海的吴淞炮兵司令邵百昌、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机械化炮兵团驻吴淞炮兵第51团团长刘仲权、第51军军长刘秉钺、青年军230师师长方懋楷、摩托车团团长钟勉、第182师师长王挽危等，都是张权的旧部下或老同事，如果张权能说服他们起义，计划的实施就有了相当雄厚的力量。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策反工作进展顺利，上述人员陆续表态：愿意接受张权领导，伺机起义。与此同时，王亚文也在蒋介石时常乘坐的”永兴”号军舰上物色了一个内线。
1949年5月12日，中共解放上海的战役打响，沙文汉决定成立上海起义军司令部，司令张权，政委王亚文，司令部的地点设在吉祥路121号，起义时间为5月16日上午10时。按计划：驻守浦东的230师方懋楷部向解放军投诚，策应起义；驻市区的钟勉摩托车团就地出击；炮兵51团沿西体育会路向瘟藻洪、张华滨冲锋，配合解放军卡住吴淞口，夹击月浦、杨行一线之敌；李锡祐率132师进行接应，其他部队见机行事。此外，一艘与张权单独联系的军舰开到吴淞口沉船设障，使蒋军其他军舰不能出去，郑振华则利用打入空军的便利，组织力量破坏江湾机场，使飞机无法起飞。接着，张权利用手中掌握的6张通行证，亲自率领精兵一支，强攻四川路警备司令部；王亚文则争取在海军中发动，一举擒获老蒋。
5月14日，距离起义的时间只差两天，第132师的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在接受李锡祐将军布置的任务后，获悉了起义的时间，马上向毛森告密。两天内，张权、李锡祐相继被捕，关在福州路警察局，受尽折磨，李锡祐的手臂和大腿全被打断，一句口供也没有，虽说起义的各部队长没有暴露，但预谋的计划只能放弃。
5月16日，毛人凤由澎湖列岛来上海，听了毛森的汇报，当场吓出一身冷汗，事后想想，又为自己庆幸。亏得事先已将总裁的行踪隐入秘密状态，所以，老蒋于5月7日换乘“江静”号军舰去澎湖列岛的事不为外界所知。
到时候，即使张权的计划如期实施，他们也根本捉不到蒋介石。
5月21日下午6时，张权、李锡祐被枪杀。告密有功的张贤升为上校参谋处长、代理师参谋长，并由保密局一次性发给奖赏5000块银元。可惜的是，“党国”不济，好梦难长，张贤于1953年被我公安部门捉拿归案，于1957年判处死刑。
三管齐下
在上海期间，毛人凤为了避免重蹈南京的旧辙，逼迫和绑架军政要员去台湾的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根据毛人凤开具的名单，公秘单位联手行动，确有不少高级军政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社会贤达，或被迫出走香港，或被硬行弄到台湾，当然也有躲过去的，其中军统的“技术总教官”余乐醒就是一个。余乐醒在军统的资格，属于初创时期的那一波，他是沈醉的姐夫，当年沈醉步入军统，就是余乐醒介绍的。早先，余曾去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留学过苏联，抗战胜利后，他和过去在苏联留学时的“老关系”恢复了来往，为此还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活动。毛人凤不知怎么，听到了一些风声，十分吃惊，特地叫沈醉探询过。这一次，毛人凤开具的逼走绑架名单中，就有余乐醒。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原站长刘方雄去香港做生意了，王继任站长）回忆，毛人风曾对他说：“余乐醒是一个有技术的人，应该把他弄到台湾去，不能让他留在上海，被共产党利用。”不久，毛森通过侦察，掌握了余乐醒掩护共产党地下电台的证据，毛人凤随即下令逮捕余乐醒。执行任务的那天，毛森带人前往愚园路余宅，扑了个空。毛估计余可能外出，便在余宅周围布好罗网，等“鱼”落入。谁知左等右等，始终不见余回来，忍耐不住，才带人冲了进去，发现余的行李和书籍已全部搬光了。
毛森在浙江警官学校受训时，曾当过余乐醒的学生，这一回居然对余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把东西搬走都弄不清楚。为此，特务们取笑“三毛”（即毛森），说是老师对学生留了最后一手，譬如猫教老虎，但没有告诉老虎怎样爬树。但据沈醉估计，执行任务的特工中，可能有余的学生，提前通知了他。而余本人又是老手，做事都有后路留着，在他住宅后花园的围墙上，爬满了壁藤，拨开壁藤，依稀可见一扇后门，他就是从这扇后门把东西搬出去的。
相对而言，潜伏工作布置得稍稍扎实一些，具体的方式就是两次会议中提到的“双层布置”与“复线潜伏”。由于这一类活动进行得十分隐蔽，很难作出面上的统计，暂且摘录沈醉、王方南回忆中的两个片断，以窥全豹。
据沈醉回忆，毛人凤在重庆接受了徐远举的“复线潜伏”理论以后，也想在上海组建“地下军”，以实行“潜伏”与“游击”相结合的模式。当时，沈醉正好来上海领取云南站的经费，问毛人凤，尚有好多武器怎么处理？年初，沈醉曾接受毛人凤的指令，着手编练一支“行动总队”，专门用以实施“应变计划”，在中下层特工眼里，它的性质类似于德国的冲锋队、日本的敢死队，所以在抽调人员时碰到了困难，最后不了了之。于是，原先配备的美式武器便闲置起来。眼下，毛人凤有意组建“地下军”，一听沈醉说到武器，大感兴趣，马上表示就地储存起来，待共军占领上海后，再取出使用。沈醉根据毛人凤的指示，买了两口棺材，运到保密局设在南市的一个临时看守所内，叫人把棺材后面的木板橇下，改装成比较容易开启的小门，随后在稍大的一口棺材内，放入10挺汤姆生机枪与数量充足的子弹，再用长钉将棺材封死，抬到汽车上，送注停厝灵枢的四明公所，一次付清两年的停厝费。为了日后辨认方便，根据武器的谐音，他在棺材前竖一块木牌，上面写有“汤吉祥老太太灵位”几个字，意思是汤姆生机枪放在这里安全。另一只稍小一些的棺材，装入20支毛瑟和勃朗宁手枪，第二天早上送到虹桥机场附近的一个乱坟地里埋好，立上一块石碑，上镌：“小女毛玲之墓”（毛玲是毛瑟与勃朗宁的谐音）。
一切安置妥当后，沈醉叫人把附近的地形、方位、道路拍成照片，余下的武器一部分带回昆明，另一部分打包装箱，辗转托人用“德记”五金店的名义寄放在十六铺的一个仓库内。然后，沈醉把储存武器的地方连同存档的收据、照片一并向毛人凤交复。
毛人凤连夸：干得很好。
另外，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回忆，5月23日，蒋介石在“江静”号军舰上作出上海总撤退决定的当天，他与副站长王仲青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俩赶快去毛的住宅。当他俩来到蒲石路毛宅时，毛人凤正好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走下来。毛人凤对那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