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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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考J。默多克和I。山县的《日本史》（伦敦，1925—26年，3卷本），I，491—592；还可参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伦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书目录，第269页）。W。 G。阿斯顿摘译了（Taiheiki）片断。参看《日本文学史》（纽约，1925年70页）。有关这次战争的日本绘画，参看静也藤悬的《蒙古入侵画卷》Kokka（1921年）编号371—379。
〔16〕参考G。马斯佩罗的《占婆国史》（《通报》1911年，第462页）和分卷（1928年）174—187页；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II，140页上的文章。
〔17〕蒲甘王焨苴，《经世大典·叙录》作帖灭的，又作答麻剌的微，缅史作焨苴。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向元朝表示臣服，贡纳方物。1296年遣子朝见元成宗，愿岁贡银、帛、驯象、粮食等物。——译者
〔18〕参考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第633—680页）；哈韦的《缅甸史》（1925年）第64—69页。
〔19〕伯希和翻译和研究了《真腊风土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123页）。
〔20〕参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年）；G。科代斯《速古泰国的起源》（《亚洲杂志》I，1920年，242）。清迈国与速古泰国在汉语中分别又称为pape和暹国。
〔21〕梅拉书IX，452；N。 J。克龙的著作（Hindoe…jacaansche Geschiedenis）（海牙，1926年，第352—359页）。蒙古人入侵爪哇时，苏门答腊的大公惊恐地短时期内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纳贡臣。参看弗朗德的著作（L'empire sumatrarais de cricijaya），第231页。
〔22〕海都是贵由的弟弟合失的儿子。
〔23〕汉译名那木罕。
〔24〕汉译名昔里吉。
〔25〕窝阔台第六子也叫哈丹（Qada'an），为区别，把窝阔台第六子译为合丹。此处译为哈丹。——译者
〔26〕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456）认为乃颜出自铁木哥，而《元史》认为出自别里古台。
〔27〕参看多桑《蒙古史》II，456，和埃德曼《铁木真》第569页。
〔28〕《马可·波罗》伯希和与穆勒译本，第200页；贝勒德托本，69—70页；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5页）。
〔29〕甘麻剌是中译名，他是忽必烈次子真金（《元史》译名）或称Chinkim（拉施特译名）的儿子。
〔30〕参考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513；《元史》）；穆勒的《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37—238页。
〔31〕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Hulagu”（旭烈兀）条目，第II卷，第353页。
〔32〕《马可·波罗游记》鲍迪乃译本I，23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92。
〔33〕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凿通了山东济洲河、会通河，开北京通惠河。——译者
〔34〕《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48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322。
〔35〕《马可·波罗》上引书，分别是345；I，250页。（指常平仓，始立于1269年，目的是“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译者）
〔36〕忽必烈即位后，使粮仓制度逐步完善。其中有赈济灾民的常平仓和义仓。义仓目的是“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元史》卷96《食货志》4．《常平义仓》）。——译者
〔37〕《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345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251。
〔38〕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他在世时，共发行三次，1260年7月的“中统元宝交钞”，1260年10月的“中统元宝钞”，1286年的“至元宝钞”。——译者
〔39〕赛夷阿札儿，赛哀丁乌马儿（汉译名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大约生于1210年，死于1279年。他在1274—1279年充任平章政事，管理云南。他的儿子纳速剌丁（Nasir ad…Din，死于1292年）和哈散（Husain）继任他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此处不是哈散，哈散为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是纳速剌丁和第五子马速忽，马速忽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见《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译者）。在穆斯林长官的统治下，有助于云南的伊斯兰教化。赛夷阿札儿本人就在云南兴建了最早的两座清真寺。看A。 J。 A。继西埃尔和勒帕热的《赛夷阿札儿史料》（Mission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巴黎，1911）页20—203和维西埃尔的《赛夷阿札儿》（Revue du monde musulman）IV，第2（190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71；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5年，第19页）。
〔40〕阿合马（汉译名）被谋杀前从1270至1282年掌权。桑哥（汉译名）大约从1288年至1291年为“理财”大臣。参考《马可·波罗》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214页，238页。（韩儒林《元朝史》下册第2页上说桑哥是畏兀儿人，而在第6页上又说他是吐蕃人。《元史》卷205，《桑哥传》对此未作记载，只记道：“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蕃译史。”——译者）
〔41〕1303年未发行钞票，是1309年才发行“至大银钞”，以后仁宗即位时（1311年）又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译者
〔42〕《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43〕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萨囊彻辰，施米特译文，《东蒙古史》第113和115页。
〔45〕参看沙畹《碑文与文件》（《通报》1908，第382页）。
〔46〕八思儿，藏文意为圣者，犹指神童。他是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遣人到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于1253年应召，谒见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学会念咒讲经，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1270年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译者
〔47〕参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1896年，2卷本）II，139；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法译文，施米特的《东蒙古史》第115页。
〔48〕伯希和《通报》1911年第671页上的记载（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已知蒙语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刻成，它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儿文记录下来。《蒙古秘史》以汉译文和抄本留传下来”（伯希和《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参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第3—30页）。
〔50〕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页284）和《亚洲杂志》1925年93页上的文章。
〔51〕多桑《蒙古史》II，532，转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难答的堂兄弟，但据《史集》第二册，286页，海山应是阿难答的侄儿。——译者）
〔52〕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参看施米特《东蒙古史》第398页；多桑《蒙古史》II，533。
〔53〕梅拉书IX，539。参看卡特勒梅尔在他的《史集》译本中的评论（巴黎，1836年），页189。（这份报导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报导。原文是：“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区，转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参看《元史》卷202《释老传》。——译者）
〔54〕蒙古政府以同样的方式优待以往被中国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别和秘密社团。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异端派别帮助过新的王朝（指元朝）。反过来，他们不仅获得了信仰自由还得到正式承认为一个僧侣集团。于是，正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元史》和《元典章》两种史书中，常常提到“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净土宗。对道教派别和各种外来宗教，如聂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许多介绍。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杂志》1913年，第364页）。
〔55〕《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56〕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对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温（聂思托里教士）和达失蛮（回教僧侣）享受免税和各种特权。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亚洲杂志》II 1896年，第396页）。沙畹《碑文和文件》（《通报》1914，637页）。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一个氏族，至今还保留着Erkü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arka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卍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1）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Arka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arka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4页。
〔59〕《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
〔60〕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译文，第55页。
〔61〕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5页。
〔62〕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穆勒上引书第236页。
〔63〕《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237页。
〔64〕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99页。
〔65〕上引书第208页。
〔66〕上引书第100页。
〔67〕《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58页和60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81。
〔68〕《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41页；穆勒和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7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5页。
〔69〕鄂多立克提到过扬州的一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于13世纪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发现了有关它的1317年法令（《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8页）。
〔70〕《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94—127页。
〔71〕都哇在叙利亚文的传说中是Oqo。
〔72〕穆勒，上引书第101页。
〔73〕《元史》卷134《爱薜传》，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译者
〔74〕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