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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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毛泽东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负责人电，１９４８年３月１４日。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２６５页。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１９４８年３月６日。
度的改革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是依托广大农村逐步展开的。能否给广大农民以看得见的实际利益，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是能否取得广大农民支持的关键，也是能否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关键。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中央颁布《土地法大纲》后，土地改革运动已经在各解放区全面展开，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农村中实现根本的社会大变动。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壮举。但《土地法大纲》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左”的倾向。例如《大纲》过分强调“平分土地”的原则，没有说明必须按照各地区的不同情况，分期分批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实行分配土地，出现了不分新解放区、老解放区、中心地区、游击地区一律强行平分土地的情况。又如由于《大纲》对有些政策的规定还不具体，不明确，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损害新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利益、用过激方法斗争地主和搜罗地主“地财”等情况。
毛泽东在政策确定后，总是密切注视着它的实施情况，以便随时发现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当他发现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后，立刻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纠正这些偏差的政策指示。他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写道：“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①经①《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２６８、过两个多月的冷静观察和总结，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作出了更完整的表述：“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①
根据这个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重新厘定一些具体政策：
他明确规定在老解放区，日本投降后解放的半老区以及转入战略进攻后新解放地区三种不同的地区内实行土地改革的不同步骤和具体政策，特别强调在新解放区“不要性急”，要分步骤，要区别巩固区和游击区，要“严禁乱杀”，甚至可以“在解放后的相当时期内，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把主要打击对象限于政治上站在国民党方面坚决反对我党我军的重要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财富不分散，社会秩序较稳定，利于集中一切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
他要求各地准确地掌握划分阶级的标准，严格地把地主和富农、地主中的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恶霸地主与一般地主、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封建剥削收入和经营工商业收入、旧式富农和新式富农等严格区别开来，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他指出要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和消灭地主个人严格区别开来，前者是革命的对象，是要坚决消灭的，而作为地主个人，应该给予出路，做好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工作，引①《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２６８、导他们参加国民经济生活行列，使之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毛泽东还要求全党注意：土地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发展生产，增强支援战争的力量，因此，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斗争中要注意保存一切可用的生产资料，反对破坏，反对浪费；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要着重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组织他们全力以赴地投入生产斗争，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毛泽东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统一战线中的各项政策。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关键在于以什么态度对待资产阶级。针对当时党内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的党内指示，告诉全党：“中国现阶段革命的目的，是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这个指示第一次用明确的语言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大众的一部分”。指示还具体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右翼、中间力量和左翼的不同政治态度，指出应当争取和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孤立其中的少数人。“对这个阶级的经济地位必须慎重地加以处理，必须在原则上采取一律保护的政策。否则，我们便要在政治上犯错误。”①
毛泽东对事情总是想得很深很远，在走这一步的时候，往往已经考虑到第二步、第三步的需要。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①《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６月版，第１２８７、进展，特别是石家庄这样重要城市的解放，为了筹划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把注意城市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他为中央起草给各地的指示，写道：“多年以来我们占领了很多城市，有了丰富的经验。但是没有总结，让这些经验埋没，让各种错误的方针及方法反复重犯，让良好的经验限于一地无法为全党取法。这是经验主义、地方主义还在我们党内占有重要地位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结果。”他着重指出：
“为了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为了使现已取得的城市的工作在我们手里迅速做好，为了对今后取得的城市的工作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组织准备，中央责成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电告我们。”①此外，对工商业政策、整党和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等问题，毛泽东也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了一系列指示，明确而具体地规定在这些工作中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哪些是从长远看应该做但在目前尚不宜做的，哪些是适合在农村做但不适合在城市做的。这样，使干部和党员不仅有明确的方向，并且了解工作的方法，在实际工作中便于遵循，有利于防止各种偏向的发生。
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战线迅速向长江北岸推移，战局发展很快。二、三月间，西北战场的局面也发生①中共中央致中央局、分局、前委，并告中央工委电，１９４８年了根本的变化。西北野战军经过新式整军后，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转入外线作战的指示，以七万人的兵力，采取攻城打援手段，在宜川、瓦子街地区一举歼灭胡宗南部主力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五个旅，共约三万人。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大捷，陕北形势已完全改观。为了能更直接地掌握各个战场的情况，便于指挥作战，也为了书记处的几位书记能更及时地共同研究和决定新时期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周恩来、任弼时等商议后决定在三月二十一日率中央和军委机关东移，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同中共中央工委会合。
临行的前一天，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四千字的长电，向党内通报了战争形势、全党执行政策的情况和纠偏的情况，并且告诉他们：年内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目前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下工作。中央也准备移至华北，同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
第二天，他就和周恩来、任弼时等一起，动身离开他生活和战斗了十三年的陕北，踏上东移的旅途。 三十五、东移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从撤离延安到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在极其艰险的环境中转战陕北，共三百七十一天，行程一千多公里，居住过十二个县境内的三十八个村庄，并从这里领导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这是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们在三月二十一日离开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于二十三日中午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已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毛泽东登上第一条船。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毛泽东站在船尾，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经过半小时左右的紧张搏斗，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毛泽东上了岸，回头再看着黄河，深情地说：“黄河真是一大天险啊！如果不是黄河，我们在延安就住不了那么长时间，日本军队打过来，我们可能又到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过去，黄河没有很好地得到利用，今后，应当利用黄河灌溉、发电、航运，让黄河为人民造福。”①显然，他的心已在越来越多地思考着新中国的未来了。在他们东渡黄河后不到一个月，四月二十一日，西北野战军收复了延安。
踏上黄河东岸后，毛泽东等就来到临县三交镇的双塔村，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这时，中央后委书记叶剑英已先赶赴在河北的中央工委，留在这里主持工作的是后委副书记杨尚昆。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了对中国局势的判断：
“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可能要打六十个月。六十个月者，五年也。这六十个月又分成两个三十个月：前三十个月是我们‘上坡’，‘到顶’，也就是说战争打到了我们占优势；后三十个月叫做‘传檄而定’，那时候我们是‘下坡’，有的时候根本不用打仗了，喊一声敌人就投降了。”②毛泽东等在双塔村住了两个晚上，决定中央和军委的大部机关人员由杨尚昆率领前往西柏坡，毛泽东等带领少数电台、机要、警卫人员乘吉普车东行。
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等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井泉会面，听取他们的汇报。四月一日和二日，毛泽东分别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和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会上作了两次讲话。
他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着重地强调全党必须紧紧地掌握①
②杨尚昆：《对毛泽东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５月版，第２页。
阎长林：《警卫毛泽东纪事》，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３月版，第２２９页。
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善于从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这个全局的高度去把握各项具体的方针政策：“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发生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
他针对当时农村中正在流行的那种错误思想，明确地指出：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最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他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必须批判这种思想。”
他再一次强调地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主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对党和群众的关系，他反对笼统地提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口号，认为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予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予以改正。”①
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他讲了党的群众路线和办好党报的问题，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有关政策的问题，一般地都应当在党的报纸上或者刊物上进行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