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探案-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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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屋子以后，这个推断立刻就得到了证实。那位穿着漂亮靴子的先生就躺在我的面前。如果这是一件谋杀案子的话，那么那个大高个子就是凶手。死者身上没有伤痕，但是从他脸上显露出来紧张、激动的表情，却使我深信在他临死之前，他已料到他的命运如何了。假如是由于心脏病，或者其他突然发生的自然死亡的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的面容上也决不会现出那种紧张激动的表情的。我嗅了一下死者的嘴唇，嗅出有点酸味，因此我就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是被迫服毒而死的。此外，从他脸上那种忿恨和害怕的神情看来，我才说他是被迫的。我就是利用这种淘汰一切不合理的假设的办法，终于得到了这个结论，因为其他任何假设都不能和这些事实吻合。你不要以为这是闻所未闻的妙论。强迫服毒在犯罪年鉴中的记载，绝不是一件新闻，任何毒物学家都会立刻想到敖德萨的多尔斯基一案和茂姆培利耶的雷吐里耶一案的。
“现在要谈谈“为什么“这个大问题了。谋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抢劫，因为死者身上一点东西也没有短少。那么，这是一件政治性案件呢，还是一件情杀案呢？这就是我当时面临着的问题了。 我的想法比较是侧重后一个。因为在政治暗杀中，凶手一经得手，势必立即逃走。可是这件谋杀案恰恰相反，干得非常从容不迫，而且凶手还在屋子里到处留下了他的足迹。这就说明，他自始至终一直是在现场的。因此，这就一定是一件仇杀案，而不是什么政治性的，只有仇杀案才需要采取这样处心积虑的报复手段的。当墙上的血字被发现后，我对我自己的这个见解也就更加深信不疑了。这是故布疑阵，一望便知。等到发现指环以后，问题就算确定了。很明显，凶手曾经利用这只指环使被害者回忆起某个已死的、或者是不在场的女人。关于这一点，我曾经问过葛莱森，在他拍往克利夫兰的电报中，是否问到锥伯过去的经历中有过任何突出的问题没有。你还可以记得，他当时回答说他没有问题。
“以后，我就开始把这间屋子进行了一番仔细的检查。检查结果，使我肯定认为凶手是个高个子，并且还发现了其他一些细节：例如印度雪茄烟，凶手的长指甲等等。因为屋中并没有揪打的迹象，因此当时又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地板上的血迹是凶手在他激动的时候流的鼻血。我发觉，凡是有血迹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除非是个血液旺盛的人，一般很少有人会在感情激动时这样大量流血的。所以，我就大胆地认为，这个罪犯可能是个身强力壮的赤面人。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离开屋子以后，我就去做葛莱森疏忽未做的事了。我给克利夫兰警察局长拍了一个电报，仅仅询问有关伊瑙克·锥伯的婚姻问题，回电很明确。电报中说，锥伯曾经指控过一个叫做杰弗逊·侯波的旧日情敌，并且请求过法律保护，这个侯波目前正在欧洲。我当时就知道了，我已经掌握了这个秘密案件的线索了。剩下要做的就只是稳稳地捉住凶手了。
“我当时心中早已断定：和锥伯一同走进那个屋中去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赶马车的。
“因为我从街道上的一些痕迹看出，拉车的马曾经随便行动过，如果有人驾御，是不可能有这种情况的。赶车的人要是不在这个屋中，那么，他又能到哪里去呢？还有一点，如果认为任何神经健全的人，会这样在一个肯定会泄露他的秘密的第三者的面前进行一桩蓄谋已久的罪行，这也太荒谬可笑了。最后一点，如果一个人要想在伦敦城中到处跟踪着另外一个人，除了做一个马车夫外，难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考虑了这些问题以后，我就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来：杰弗逊·侯波这个人，必须到首都的出租马车车夫当中去寻找。
“如果他曾是马车夫，就没有理由使人相信他会就此不干了。恰恰相反，从他那方面着想，突然改变工作反而更可能引起仆人们对他的注意。他至少要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搞他的这个行业。如果认为他现在用的是一个化名，这也是没有道理的；在一个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的国家里，他为什么要改名换姓呢？于是，我就把一些街头流浪儿组成了我的一支侦查连队，有步骤地派遣他们到伦敦城每家马车厂去打听，一直到他们找到了我所要找的这个人为止。他们干的有多么漂亮，我使用这支队伍又是多么迅速方便，这些你都还记得很清楚吧。至于谋杀斯坦节逊这一层，确实是一件完全没有意料到的事件。但是，这些意外事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很难避免的。你已经知道，在这个事件里，我找到了两枚药丸。我早就推想到一定会有这种东西存在的。你看，这件案子整个就是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毫无间断的链条。”
“真是妙极了！”我不禁叫了起来，“你的这些本领应当公布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一下。你应当发表这个案件。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来替你发表。”
“你愿意怎样办，就怎么办吧，医生，”他回答说，“你且看看这个！”他一面说着，一面递给我一张报纸，“看看这个！”
这是今天的一份《回声报》，他指的那一段正是报道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件的。
报上这样说：由于侯波这个人突然死去，社会人士因而失去了一件耸人听闻的谈论资料。侯波是谋杀伊瑙克·锥伯先生和约瑟夫·斯坦节逊先生的嫌疑犯。虽然我们从有关当局获悉，这是一件由来已久的桃色纠纷犯罪案件，其中牵涉到爱情和摩门教等问题。但是这个案件的内幕实情，现在可能永远不会揭晓了。据悉，两个被害者年轻时曾经都是摩门教徒。已死的在押犯侯波，也是来自盐湖城的。如果说这个案件并无其他作用的话，至少它可以极为突出地说明我方警探破案之神速，并且足以使一切外国人等引以为戒；他们还是在他们本国之内解决他们的纠纷为妙，最好不要把这些纷争带到不列颠的国土上来。破案神速之功完全归于苏格兰场知名官员雷斯垂德和葛莱森两位先生，这已经是一件公开的秘密。据悉，凶手是在一位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家中被捕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作为一个私家侦探，在探案方面也表现了一定的才能，他在这样的两位导师教诲之下，想来必能获得一定的成就。一般估计，这两位官员将荣膺某种奖赏，作为对于他们劳绩的表扬云云。
歇洛克·福尔摩斯大笑着说：“我开头不是这样对你说过吗？这就是咱们对血字研究的全部结果：给他们挣来了褒奖！”
我回答说：“不要紧，全部事实经过都记在我的笔记本里，社会上一定会知道真情实况的。这个案子既已破了，你也就该感到心满意足了，就象罗马守财奴所说的那样：
笑骂由你，我自为之；
家藏万贯，唯我独赏。”
四签名 第一章 演绎法的研究
歇洛克·福尔摩斯从壁炉台的角上拿下一瓶药水，再从一只整洁的山羊皮皮匣里取出皮下注射器来。他用白而有劲的长手指装好了精细的针头，卷起了他左臂的衬衫袖口。他沉思地对自己的肌肉发达、留有很多针孔痕迹的胳臂注视了一会儿，终于把针尖刺入肉中，推动小小的针心，然后躺在绒面的安乐椅里，满足地喘了一大口气。
他这样的动作每天三次，几个月来我已经看惯了，但是心中总是不以为然。一天一天地过去，这个情况给我的刺激日渐增加。因为我没有勇气阻止他，每到夜深人静，想起此事，就感觉良心不安。我不止一次地想把心里的话向他说，但是由于我的朋友性情冷漠、孤僻，而且不肯接受意见，使我觉得要想向他无拘无束地进一忠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毅力，他自以为是的态度和我所体验过的他那许多非常的性格，都使我胆怯而不愿惹他不高兴。
但是，这一天下午，也许是我在午饭时喝了葡萄酒，也许是因为他那满不在乎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觉得再不能容忍下去了。
我问他道：“今天注射的是什么？吗啡，还是可卡因？”①
……………………
①可卡因（Cocaine）又名古柯硷，是鸦片、吗啡同类的麻醉品，用久可以成瘾。——译者注
他刚打开一本旧书，无力地抬起头来说道：“这是可卡因，百分之七的溶液。你要试试吗？”
我毫不客气地回答道：“我不要试。阿富汗的战役害得我的体质至今没有恢复。我再不能摧残它了。”
他对我的恼怒，含笑答道：“华生，也许你是对的。我也知道这对于身体是有害的，不过我感觉它既有这样强烈的兴奋和醒脑的能力，它的副作用也就没有什么重要了。”
我诚恳地说道：“可是你也考虑考虑利害得失吧！你的脑筋也许象你所说的那样，能够因刺激而兴奋起来，然而这究竟是戕害自身的作法。它会引起不断加剧的器官组织变质，否则至少也会导致长期衰弱，你也知道这种药所能引起的不良反应，实在是得不偿失。你为什么只顾一时的快感，戕害你那天赋的卓越过人的精力呢？你应当知道，我这不仅是从朋友的立场出发，而且还是作为一个对你的健康负责的医生而说的话。”
看来，他听了不仅没有生气，反而把十指对顶在一起，把两肘安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象是对谈话颇感兴趣的样子。
他道：“我好动不好静，一遇无事可做的时候，我就会心绪不宁起来。给我难题，给我工作，给我最深奥的密码，给我最复杂的分析工作，这样我才觉得最舒适，才不需要人为的刺激。我非常憎恶平淡的生活，我追求精神上的兴奋，因此我选择了我自己的特殊职业——也可以说是我创造了这个职业，因为我是世界上唯一从事这种职业的人。”
我抬眼问道：“唯一的私人侦探吗？”
他答道：“唯一私家咨询侦探。我是侦探的最高裁决机关。当葛莱森、雷斯垂德或埃瑟尔尼·琼斯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倒是他们常有的事——他们就来向我请教。我以专家的资格，审查材料，贡献一个专家的意见。我不居功，报纸上也不发表我的名字。工作本身使我的特殊精力得到发挥的这种快乐，就是我无上的报酬。你总还记得在杰弗逊·侯波案里我的工作方法所给你的一些经验吧？”
我热诚地答道：“不错，我还记得。那是我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奇案。我已经把始末写成一本册子，用了一个新颖的标题：《血字的研究》。”
他不满意地摇头道：“我约略看过一遍，实在不敢恭维。要知道，侦探术是——或者应当是一种精确的科学，应当用同样冷静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方法来研究它。你把它渲染上一层小说色彩，结果就弄得象是在几何定理里掺进了恋爱故事一样了。”
我反驳他道：“但是书中确有象小说的情节，我不能歪曲事实。”
“有些事实可以不写，至少要把重点所在显示出来。这案件里唯一值得提出的，只是我怎样从事实的结果找出原因，再经过精密的分析和推断而破案的过程。”
我写那篇短文，本来是想要得到他的欢心，没想到反而受到了批评，心中很不愉快。我承认，正是他的自负激怒了我，他的要求似乎是：我的著作必须完全用来描写他个人的行为。在我和他同住在贝克街的几年里，我不止一次地发觉我那伙伴在静默和说教的态度里，总隐藏着一些骄傲和自负。我不愿多说了，只是坐着抚摩我的伤腿，我的腿以前曾被枪弹打穿，虽然不碍走路，但是一遇天气变化就感到痛楚难堪。
停了一会，福尔摩斯装满了烟斗，慢慢说道：“最近我的业务已经发展到欧洲大陆了。上星期就有一个叫做福朗斯瓦·勒·维亚尔的人来向我请教，你也许知道，这个人在法国侦探界里最近已崭露头角。他具有凯尔特民族的敏感性，可是缺乏提高他的技术所必需的广泛学识。他所请教的是有关一件遗嘱的案子，很有趣味。我介绍了两个相似的案情给他作参考：一件是一八五七年里加城的案件，另一件是一八七一年圣路易城的那个案子。这两个案情给他指明了破案的途径。这就是今天早晨接到的他的致谢信。〃说着他就把一张弄皱的外国信纸递给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