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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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已早晨7点钟了。家里人招呼耀邦快吃早饭好上班。耀邦匆匆刷牙洗脸，带着朱鸿翔来到小餐室。餐室里已有几位上访人员。耀邦请他们一一在长条餐桌的两边坐下，自己坐在一头边喝粥边说：“时间紧，只能这样和大家说说话了，请同志们原谅！”他接着向朱鸿翔继续说：“我们一定会为周甦同志彻底*。但现在冤假错案积累如山，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你看给我们3个月的时间行不行？如果过了3个月，周甦同志的冤案仍未*，你不妨再来找我，你看怎样？”
朱鸿翔连连应声说：“好好好。”耀邦才转向另一位上访者，等他放下早饭碗，6位上访人都已谈了话。他与他们在住宅门前一一握手，才登车去中组部。
不到3个月，周甦冤案就被彻底*了。朱鸿翔及其家人对耀邦家的这一幕终生难忘。
又一个上午，一位年逾花甲的女同志扶着一位双目几近失明、拄着拐杖的老大爷，来到中组部大门内传达室。他们只给*留下一封信，没说几句话，就转身离去。
他们就是原*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中央档案局和中央档案馆负责人曾三及其老伴沈义，此时曾三已72岁。
1924年就在家乡湖南益阳县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曾三，1931年着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讯事业，先后担任了*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兼台长和红军通信学校政委，为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各部队的通信联络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曾三历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秘书局局长、中办副主任及新中国第一任*档案局局长和中央档案馆馆长，先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的“八大”代表，为全党和全国档案事业的开拓和发展起了核心领导作用。
“*”中，曾三以“里通外国”、“盗窃扩散中央机密档案”、“推行修正主义档案工作路线”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尽管曾三本人自幼就有一目色盲和白内障，另一目因多年从事通信报务和秘书档案工作而视力很弱，而且眼底出血长期不愈，但他也同其他人一样，和老伴沈义一起被押往江西进贤县农村“五七”干校种地割草。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10）
全国档案资料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1959年6月3日在北京开幕。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在大会上讲话。（新华社稿）沈义也是一位老革命。1928年她16岁，就在广东海陆丰根据地闹革命，“*”前已担任国家档案局党委书记。
1973年，曾三双目越发模糊，实在没法再干任何体力劳动，经中央办公厅批准回北京治病。老两口住政协礼堂东侧丰盛胡同原中央直属机关小招待所的一小间房，自己买菜烧饭，挤车去医院，苦度残年。
粉碎了“四人帮”，曾三被恢复了正部级待遇。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房管处给这两位老同志在复兴门外三里河南沙沟部长楼大院分了一套房，但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政治部的人却横竖不给住。
万不得已，老两口只得上访中组部，给日夜操劳的耀邦同志留下一封信，恳请耀邦在可能顾及的情况下，帮他们解决这个大难题。
耀邦正在楼上开会。看罢这封信忙问：“曾三、沈义同志呢？”送信上楼的同志说：“走了，放下信说了几句话就离开了！”耀邦叹了一口气，为没能和几年不见的两位老同志当面长谈而深感惋惜。他当即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相当激动地向与会的同志宣读了这封信，然后说：“现在硬是有这么一些人，不把许多老同志整个死，也要把他们整脱一层皮，处处事事都刁难至极！”
他在信上写了几行字，请人即刻送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汪东兴也批了几个字，曾三老两口才搬进了一座部长楼的三层楼。但此刻曾三的视力只有01，上下三层楼，有一回两次踩空，险些摔断骨头。他们要求调整到没有危险的一层楼，结果顺利实现了。
类似曾三、沈义老两口在中组部传达室放下信转身就走的举动，早有多起。这加深了*积思已久的考虑：许多迭经磨难的老同志的心都被整碎了，加上他们又一向谦逊自爱，对许多个人的困难和要求都是一忍再忍，轻易不愿麻烦别人，实在忍无可忍，也仅仅寄封信、送封信而已。
由此耀邦想到：一定还有许多老同志把好多应该一吐为快的话硬憋在肚子里，应该主动找他们谈谈。这时，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就住着一批尚未“解放”的老同志：周扬、丁玲、林铁、王从吾、金明等等。
耀邦请来《人民日报》的同志，问可否去万寿路招待所找这批老同志聊聊。报社的同志欣然从命。第二天，他们以《人民日报》的名义去看望这批老同志。
在交谈中，周扬对《人民日报》刚刚发表的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十分赞赏。这篇文章说：“党的组织部门是‘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而不是整人的机器”。周扬说，许多年来，很少见到党报上发表这种令人感到很亲切、很振奋人心的文章了。他向报社的同志说了许多积郁已久的心里话。
但是，有些同志却不大愿意敞开心扉，问他们有何意见、要求或困难，他们好像都嗫嗫嚅嚅，诚惶诚恐。
耀邦听了汇报，感叹不已。他对《人民日报》和中组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说：“许多老同志被整怕了，被整得心碎了。应该关怀爱护他们，鼓励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冤假错案，帮他们解决生活中的难题，只是‘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一方面的工作，而更重要的工作是鼓励他们放下包袱，为党的中兴肩负起历史性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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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与这些同志共同研究，决定再写一篇题为《老干部的光荣责任》的文章，激励所有为革命事业作过艰苦斗争和奉献的老同志，都要挺起腰杆放眼未来，在这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新时期，勇于承担历史重任并搞好传帮带，把党的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群众路线、*作风、谦虚谨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传给品质优良的中青年干部，快马加鞭地中兴我们的伟大事业。1978年2月19日，发表了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重大反响。
五、为“右派”*的两次会议：
烟台会议山重水复，民族饭店会议柳暗花明在为“*”中遭*的干部落实政策的同时，耀邦也在考虑如何为“右派”*的问题。早在1977年到中组部工作的前一个月，他在指导有关同志撰写落实干部政策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时，就建议执笔者加了这样一段话：“需要特别指出：对那些定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对象，应当真正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他们为社会主义事业出力效劳、将功赎罪的机会。”这就为“右派”的*委婉地埋下了伏笔。
1977年12月，*调到中组部没几天，他就问中央组织部过去管“右派摘帽”工作的同志，全国究竟有多少“右派”？这些同志立刻明白，耀邦要狠抓这个大案的*工作了。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这个大难题的会议将在山东烟台举行。会议由中央*部和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右派”的遗留问题。
按当时掌握的资料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已先后有5批摘去“右派”帽子，尚有10多万人必须全部摘掉帽子，并连同过去已经摘去帽子的都应给予妥善安置。
耀邦预计，由于世人不会很快摆脱“左”的束缚，这次会议很可能发生激烈争论。他特地委派中组部副部长杨士杰和另一位干部陈文炜出席会议。
不出耀邦所料，烟台会议上果然发生了原则性分歧。“右派”摘帽5人小组主要负责人认为，在妥善安置方面不再歧视他们但不搞甄别*，只对极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作为个别人的问题予以实事求是地改正。中组部的杨士杰、陈文炜等人表示不以为然。在闭幕总结会上，杨士杰特地就“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讲了话。他说：反“右派”运动已经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对待“右派”的改正与安置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个别确实完全搞错了的才可以改正，而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错多少改多少。他引用耀邦刚进中组部对他讲的一句话：“在今天这样的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冤假错案。”杨士杰说，同时也不能因为我们工作上的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得不到理所应当的解决。他还特别强调，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同志，许多都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不但是我们党的财富，更是全社会的财富。对他们改正和摘帽后的安置，不能单纯地只就其生活问题就地安置，而应当通过妥善安置，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会的许多人当时还没有觉悟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们还习惯于“句句是真理”，因而杨士杰的发言立刻炸了锅，连采访会议的记者也意见分歧，相持不下。会议最后仍以牵头的中央*部和公安部的名义，向中央拟了一个《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由*中央作为1978年的11号文件，转发全国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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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杨士杰和公安部部长凌云等人对这个《报告》表示“保留意见”。回到北京后，许多同志认为烟台会议没有真正地解决问题，必须向中央反映会议真实情况。大家建议，由陈文炜以会议参与者身份写出一书面反映。陈文炜写好后，送请杨士杰过目，杨士杰签了名，立即派人送到会议主要牵头人的*部。*部有关人一再询问杨士杰：这是个人意见，还是中组部的意见？
为慎重起见，陈文炜、杨士杰专门向耀邦作了汇报，耀邦看了陈文炜书面反映的副本当即表示：“我完全赞成！”事后，他又让中组部政策研究室的同志以中组部的名义，直接给中央写了个报告，并把1957年10月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找出来一道附上去，再请中央定夺。
报告送上去迟迟未得回音。耀邦隔三差五就让杨士杰给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打电话问一问。断断续续地催问了3个月，终于催来了回音：还是烟台会议的五大部再次开会，研究“右派”改正问题。
这次会议在北京的民族饭店举行，当五大部的人马在那儿聚拢时，竟又发生了一场舌战：坚持“单纯摘帽论”的同志说：过去的是是非非已经过去了，没有必要再一一清账了；今天只要统统摘帽子，当做自己人看待，就够可以的了。也有的人说，如果几十万右派都“改”过来，全党不就乱了套了吗？还有的主张不管怎样，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总得留下一些“样板”，不能都改了。
针对这种议论，杨士杰拿着一些正式文件材料，理直气壮地在会上说：“党的历史上也曾经为一些冤假错案平过反、纠过正，都是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促进了事业的发展，还未听说过‘乱了套’……”
杨士杰的这一席话，最后得到了“五人小组”成员*部部长乌兰夫、公安部部长赵苍璧、*部长张平化、民政部部长程子华等人的认同。他们一致表示：赞成杨士杰的意见。杨士杰高兴得立即给中组部打电话：“解决了，解决了！”
于是，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部、公安部、民政部”的名义，拟出了《贯彻中央关于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以当年55号文件向全党转发这个方案。
这个方案，与5个月前转发的烟台会议方案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它不但对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安置使用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同时作出了“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的明确规定，而且特别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一段话：“对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
消息传出，全国人心为之大振。紧接着在耀邦同志的直接统筹建议下，新华社发布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
未几，以“右派”改正为中心议题，《人民日报》发表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与气魄》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与《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的消息，随之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纠正的消息，纷纷见诸报端。《人民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