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元1912-第3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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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份机密等为六的文件，李子诚先是一愣，在过去的两月，财政部一直在为另一个问题烦心，现在陈澜生递过来这么一份文件，肯定有他的用意。
“应该是三行的官司！”
心想着，李子诚便打开这份机密报告，可不过是刚看抬头，他整个人便愣住了。
“请求立即解除安格联海关总税务司一职！”
看着报告，李子诚的眉头却是不时的跳动着，虽说改定新约、关税自主、废除治外法权无不是自己正在准备做的事情，可是解除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这，在中国可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准确的来说，是头一回有人试图想去挑战海关总税务司的权威，从赫德时代起，这个职务似乎就是一个禁地，尽管这一职务是由外国人担任，但中国政府也有“任命权”，可事实上，这一职务却是由上任总税务司“推荐”的。
而现在陈澜生刚到财政部，那边还没把“三行之争”的问题解决好，这边却寻思着要去动海关总税务司这块“硬骨头”，实在是有点……这会李子诚还真不知道，陈澜生是胆大包天，还是……
终于，李子诚还是没有继续看下去，而是直接拿起桌上的电话。
“接财政部总长办公室！”
分钟后，李子诚挂上了电话，这事件报告很难能说明白，还是让陈澜生亲自来向自己解释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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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绕不开的人（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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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子诚身边的人是一个“帮派
如同俄亥俄共和党的组织以及相同情况形成的帮派。这些人个性强，锋芒毕露，但又颇能忍辱负重。这些人是李子诚诸多面貌的不同反映。不管怎么说，他们是一批吃苦耐劳的人……与表面上看起来极为西方化的、实际上骨子里却是传统中国的李子诚相比，财政部总长陈澜生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
1919年7月3日《纽约时报》《李子诚身边的人》
在四九城中，众所周知，与总统府所属五部总长均为大总统信得过的人不同，国务院却是“能人内阁”，不偏一党、不偏亲信，唯一才能居之，而作为其中代表的却就是财政部总长的职务，在国务院所属五部之中，财政部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财政是万政之本，万政之源，可以说，财政部是国务院平稳府院双方力量的核心，按常理，国务院应该委任一位“亲信心腹”作财政部总长，可让人始料未及的却是——陈澜生这个非国社党人，甚至都谈不上铁杆连云系的前国民党人出任这一职务。
不过对于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宣誓就任财政部总长的陈澜生来说，从他刚一出任财政部总长的那天起，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民国元年二月，当时的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被交通银行股东会推为总经理。不久交通银行获得发行货币和代理国库的特权，与中国银行一起成为国家银行。交通银行开始恢复元气，并且在东南亚国家设立了分支机构，承担民国临时政府对外的汇兑业务，交通银行顿时成为中华民国最值得信赖的银行。
在权高位重的梁士诒原帮助下，交通银行的各项业务发展均超过传统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而更为重要的是，梁士诒为交行谋求了中央银行的特权——货币发行权、国库代理权，而中行虽然在大清银行的基础上被改组为中国银行，并为中央银行，但官股占绝大比重，正副总裁由财政部任派，高层随政局变化而频繁更换，再加上梁士诒的打击，直接导致其业务发展逊于交行。
而更为致命的的是，在民国4年6月，就在李子诚宣誓就职的当天，袁世凯签署大总统申令，把交通银行正式定位为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国家银行，中国、交通两行正式相提并称，二元中央银行的格局随之形成。对此，国内外的观察家们都看出，这是总统府给国务院的第一枝暗箭，作为中央银行的中行在人事、财权上受财政部控制，成为财政的附庸，同样无独立性可言。这也就意味着中央银行将为财政部所制，为国务院所有，对于拱手交出财政大权的总统府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被接受的，为了钳制国务院，同样也为了具备一定的财政基础，以交通银行为中行，形成两元央行却成为总统府掌握部分财权的解决之道。
而陈澜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任财政部总长，作为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的创始人之一，从上任伊始，陈澜生即开始着手对中国银行进行改组，此时的中国银行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经常充当政府的账房，因此中行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而陈澜生对中国银行的改组的第一步，就是增资改组，以令中行摆脱深受政局影响的困境，谋求自主经营，同时这也是连云系掌握中央银行的必经之路。
可掌握中国财政却远没有连云系最初设想的那么简单，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地方上往往选择交通银行代理税款汇办业务，而拥有国库属理权的交通银行则直接属理税款，在过去的两个月，财政部需要用钱，竟然需经梁士诒许可后方可获得相应款项。
无能总长！
对于陈澜生来说，他绝不甘于被外界扣上这么一个帽子，除去一方面配合中国银行新任总裁——淮海实业储蓄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张嘉璈，在全国各省同交通银行竞争业务之外，他却把视线投向了另一个地方。
“总理，若是想解决国务院的财政危局，就只能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不在海关总税务司上动刀，那您就必须要做好一年内无法掌握财政部的打算！”
面对着总理，说话时带着一语浓浓的广东口音的陈澜生这会神色显得有些尴尬，总理任命他为财政部总长，是对他的信任，而他也曾在心下暗暗发誓绝不会让总理失望，可最终，梁士诒却轻而易举的让他见识到了什么是“梁大财神的手段”，若非如此，他也不会出此下着。
“海关总税务司！”
心下沉吟着，李子诚看一眼陈澜生，在内心深处，对于财政部在过去两个月的工作，多少有一些不满，当初自己之所以选择由陈澜生出任财政部总长一职，除去因为他是一个理财专家外，还有就是其易于控制，同时还能在国内起到了千金买骨的作用，可以说，正是因为陈澜生这个“连云系”之外的外人出任财政部总长，才使得现在的国务院能够聚集国内各方英才，在陈澜生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公平！
可对于他的工作……心下摇着头，李子诚难免会有些失望，中行需要增资，自己立即同意淮海商业储蓄银行参股一千万，可直到现在，还是没能解决两元央行的问题，甚至就连同辅币发行，都需要自己出面去同梁士诒协商，而这会……他却是想啃海关总税务司这块硬骨头，不急，先听他说。
“说说你的想法！”
端起茶杯，李子诚便伸手示意陈澜生继续解释下去。
“发乱时期，发匪占领南京后，清政府无园控制上海海关，次年英、法美三国领事联合苏松太道，决定由三国各派一税务司一个“协助”清政府征集关税，很快这个委员会的职权扩充到了海关、航运甚至邮政管理方面的，后来李泰国被两江总督任命为总税务司，成为了中国海关的最高领导，几年后，这个职位还得到了满清中央政府的确认，可以说，由此开始，中国海关便彻底为外人所掌！”
陈澜生一边在心下整理着思路，一边缓声道出海关总税务司的历史。
“从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开始，经赫德、裴式楷、安格联，至今一共四任总税务司，而四任总税务司中，唯有赫德可以算得上是一位称职的总税务司！”
听到赫德的名字，李子诚的脑海中却浮现出历史教科书中的那位“英国侵华代表”的形象，毫无疑问，在李子诚的心目中，赫德的形象是负面的，按照后世的说法说是“赫德，1859年出任中国广州海关副税务司，1863年继英国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改组海关，确立了外国人管理中国海关的制度，他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6年，是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等等。
“在赫德出任海关总税务司之后，其把海关作为自己施展全部才能的舞台，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近代中国海关体制的建立，几乎完全出自赫德之手。仅就海关人事制度改革而言，他就采取了如下措施：在人才的选拔上，他一改任人惟亲的中国式传统，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对于海关职员，他进行了专业分工，以做到各司其职。同时实行考核制度，奖惩有据。为防止**和提高职员工作积极性，他采取了高薪养廉，实行养老储金的制度。是为中国首创。赫德的若干革新措施，具有很久远的超前性和现代性。比如，他规定公务员不得经商，实行轮换和回避制度，给予职员申诉权等等。但赫德从不甘心其角色仅限于海关事务。他很关心中国的外交事务，并且促成了当时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的派遣。”
在提及赫德时，陈澜生的神情中多少总带着一些钦佩之意，而他的话却让李子诚微微惊讶，惊讶于国人对这个“控制”了中国海关近半个世纪的英国人的态度之奇怪，这完全是善意的态度，根本就不见一丝偏见。
“而更为难得的是，赫德由自己的前任李泰国那里，认准了自己的身份——客卿，当然现在我们可以称其为“顾问”，既然是客卿，其基本的立足点是职位对他的限定。而在那几十年间忠于职守的赫德在与洋务领袖们的交往中，同样领教了中国改革派的立场，即委之以重任但不能损害中国的利益。而其制定的海关基本原则中，就包括有不必用花言巧语，以中国的利益为重是必须遵守的正确原则。同时，赫德又以客卿的身份，尽量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对内主张改革，对外多次表达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赫德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绕不开的人物，而此时陈澜生的话却完全颠覆了李子诚对赫德这个“殖民主义者、侵华代表”的印象。
“那时中国需要改革，赫德先后向清政府提出10个改革方案，并在自己的衙门权限内进行了近代化的改革。中国需要抗敌，赫德也曾鼓舞中国抗敌。中法战争期间，他对于法国的侵略表示强烈愤慨。他写信给金登干，批评法国人的行为是“一连串恶毒的、不必要的、不公正的、毒辣的屠杀”！他希望“老天将给他们报应”，并义正严词地说，“如果我是一个中国佬，我也是要打的”。因此，中法战争期间，赫德是一个主战派，他曾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说：“如果你们有把握能一致决心战斗到底，我劝你们打，因为正义是在你们这边，而法国劳师远征是必会疲惫的。”
中国需要保持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赫德也曾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主张。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的侵华事件，赫德感到重新建立合适的中外关系的重要性。他劝说列强在赔款问题上“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维护中国的行政管理完整和维护其领土完整”，并在中英谈判中主张等中国整顿和完善了法律体系后“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正是在其的促成下，英国方才作出这一决定。”
沉默，这会陈澜生的解释让李子诚整个人一时间尽然无言以对，按照他的说法，赫德这个人，着实与历史书上的赫德不同，可以说完全就是两个人。
“当时的大清政府对赫德很是信任。赫德是个工作狂，每天工作18个小时；赫德理财也是一把好手，自从他出任海关总税务司司长，中国海关工作效率增加，税收也增加——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先后在厦门设闽海关，宁波设浙海关，广州设粤海关，上海设江海关，与其说清政府拥有海关的独立自主权，毋庸说，各地海关拥有独立自主的损公肥私权。嘉庆四年，户部规定的税额为粤海关85。5万两，闽海关11。3万两，浙海关3。9万两，江海关4。2万两。这一数额是依据各海关官员的申报而制定，大略相当于征课总额的十分之四。而通常清政府能收到十分之一就很不错了。赫德上任后，中国海关收入1863年为725万两，1866年780万两，1887年20541399两，而到了1899年则达26661360两，京师同文馆的经费，洋务派创办军工厂的投资，官派赴美留学生和驻外使馆的费用，大部来自海关税收。阿诺索伯爵曾是葡萄牙驻华代表，他在自己的《全球游记》中评价赫德：“中国政府制度中充满了**、欺瞒和敲诈，但令人又惊又喜的是，居然与之并存的还有一套最佳的行政服务的机制，这就是赫德爵士领导下的帝国海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