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6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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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1月24日，车臣反对派出动武装直升飞机对格罗兹尼北郊的杜达耶夫部队阵地实施空袭；25日，反对派武装宣称已对格罗兹尼完成了包围。25日晚21时10分，反对派武装正式开始攻城。在已经事先拟好的作战计划之下，杜达耶夫武装没有进行真正的抵抗，使得反对派进城时相当顺利。11月26日上午9时，反对派的坦克在经历了轻微抵抗后就冲进了总统府。　
反对派被表面上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阿夫杜哈诺夫在电视讲话中喜形于色地声明，车臣政权已转入临时委员会手中。然而，正在欢呼旗开得胜的反对派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掉到了杜达耶夫设置的陷阱中。当晚，战局就明朗化了：进攻格罗兹尼的反对派几乎全军覆没，并俘虏了其中的70名俄罗斯合同兵。俘虏们承认了自己是联邦反间局把他们派到车臣来的事实，车臣人则请来记者，让他们示众。杜达耶夫抓住了俄罗斯的把柄，对俘虏问题大做文章，声称俄罗斯如果不停止对反对派的支持，那么，格罗兹尼每遭受一次轰炸，就杀死一个俘虏。　
俄罗斯军方对此的反应令人费解。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先是矢口否认这些人是俄军士兵；在杜达耶夫发出处死俘虏的威胁下，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属于俄军，但否认这些人接受了俄罗斯政府的派遣，而称他们是“擅自”到车臣去的，是“被招募者收买”去的。然而，实际上不是这样，这些被俘的俄罗斯军人不是被“收买”的，他们是被格拉乔夫们所出卖的。对于杜达耶夫指责俄军派遣飞机支持反对派一事，格拉乔夫也含混其辞地说，确实有飞机到车臣上空，但不是俄罗斯的飞机，至于是哪个国家的飞机，他不清楚。作为俄罗斯的国防部长，在车臣领空出现别国的飞机居然“不清楚”，只能意味着两种可能：或者是作为国防部长的严重失职；或者是格拉乔夫自己也认为车臣已经不属于俄罗斯的领土，谁爱去就去。实际上，后者代表了俄罗斯官方很多人的看法。俄罗斯官方的吞吞吐吐无疑大大鼓舞了车臣分裂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接近成功”了，更加迷信以暴力完成车臣“彻底独立”的目标；而俄罗斯官方面对分裂分子，却不敢旗帜鲜明地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从侧面表明统治俄罗斯的“民主派”们的软弱。
第501章一个真正的元朝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铁血中有一部分人认为蒙古游牧民族统一中原是历史的倒退，然而历史的复杂性，就在于不断选择问题、变换视角，见仁见智，对其进行不重叠的考察。
一、　从“征服王朝论”谈起　
建国以来的历史研究，在很长时期内存在着将历史简单化的倾向。以对各北方民族所建立王朝（以下简称“北族王朝”）的研究为例，学者多以马克思的著名论断——“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为指导，重点强调各北族王朝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民族融合、“建立各族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一面，而忽视各族文化冲突、抵制、双向影响以及民族政策不平等的一面。实际上，后一面的问题十分重要，在元朝的表现尤为人所共见。多年来，蒙元史学者已对这方面作出大量研究，从而在事实上予上述总体偏差以不小的纠正。　
然而，只有从理论上对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作出类型划分，特别是从文化差异（主要是与汉文化的差异）的角度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才会对这些王朝（包括元朝）的特性、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笔者并无能力进行新的理论概括，只是想提到一种外国学者早已提出、运用而我们却长期回避、排斥的理论模式——“征服王朝论”。　
“征服王朝论”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他在《中国社会史：辽》一书（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渗透王朝”（Dynasties　of　Infiltration），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第二类为“征服王朝”（Dynasties　of　Conquest），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各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同化（Assimilation），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Acculturation）。它们对汉文化诸因子，并非被动地全盘接受，而是能够进行主动的选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批判的继承，呵呵）具体而言，它们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较倾向于吸收。　
我们冷遇和批判“征服王朝论”的理由，主要是认为魏氏这一理论强调历史上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的对立、冲突，有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民族关系的嫌疑。这种从现实出发的义愤或许有其理由。魏氏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是否是在纯学术背景下提出他的理论，姑置不谈。我们所关心的，是他的理论对我们的研究是否有启发和借鉴价值。我认为，尽管魏氏“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大体而言，还是值得参考的；特别是他对各北族王朝划分类型的努力应予肯定。固然“征服王朝”　的“征服”二字比较刺眼，但如果仅将它理解为一些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和曾经存在的状态，似乎尚无大误。承认历史上一度存在过北方民族对汉族的征服状态，与今天将它们共同看待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并不矛盾。不应该为现实曲解历史。我国的台湾学者萧启庆在评论大陆蒙元史研究状况时说：“蒙古人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是其征服及统治中原江南的结果，而不是先存事实。”　
假如将“征服王朝论”当作学人一家之言，承认其启发和借鉴价值，我们就可以平心静气地来讨论它的得失。如细加分析，魏氏的一些观点亦有扦格难通之处。在划分类型时，他似乎过分强调了各统治民族进入中原过程、方式的重要性，而将该民族南下前的经济生活状态只置于从属地位。即使就南下的过程、方式而言，魏氏将北魏作为“渗透王朝”的代表，而将辽当作“征服王朝”之一，恐怕也有问题。北魏建立者拓跋鲜卑由大漠以北迁至阴山南麓，还可以说是较和平的“渗透”过程，而当道武帝南下伐后燕时，“亲勒六军四十余万，南出马邑，逾于句注，旌旗络绎二千余里，鼓行而前，民屋皆震”。克晋阳，出井陉，下信都，破中山，从而初步确立在中原的统治，其实也不妨说是一次成功的“征服”，只不过直接对手不是汉族政权而已。契丹族在建立辽朝时与拓跋鲜卑相似，是一个已经长期附塞的民族。辽并未真正“征服”汉地，所占汉地一隅——燕云十六州只是因帮助后晋取代后唐而得到的酬劳。后来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攻灭后晋，一度控制中原，但却未能稳定局势，最终慨叹“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狼狈北归，“征服”并未实现。终辽一代，国家统治重心一直没有像北魏、金、元、清那样移入汉族农业区。因此它的“征服”意义实在可以说并不明显。魏特夫提出“征服王朝论”虽有新意，但将辽代当作“征服王朝”典型加以研究，似乎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那么哪一个北族王朝可以看作最典型的“征服王朝”呢？这个王朝魏特夫也已注意到了，那就是他用来与辽并称的元朝。但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就此进行深入阐述。甚至对“征服王朝”的概念，他也没有作出十分清晰的界定。按照魏氏有关叙述以及其余外国学者的继续发挥，我觉得以下三个条件对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典型“征服王朝”可能是很重要的。首先，其统治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是一个经济生活与汉族农业社会判然迥异的、比较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第二，该民族在“征服”汉地以前，应当已对漠北草原实施了相当有效的统治，建立了强大的草原游牧帝国。第三，该民族充分实现了对汉地的“征服”，尽可能大部分、乃至全部占有了汉族聚居地区。当然在广义上“征服王朝”也可以仅具备上述一到两个条件，但我认为只有同时具备三个条件，才可称为最典型的“征服王朝”　。　
在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中，只有元朝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条件。蒙古族最初活动于大兴安岭北段，后迁至蒙古高原中部偏东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直到成吉思汗建国和南下伐金时为止，几乎看不到任何蒙古人从事农业经营的材料。甚至在建国近二十年、基本平定中原以后，还有贵族提出将汉族农业区“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的主张。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立国漠北半个世纪，实施了分封制、怯薛制、千户百户制等一系列游牧国家的政治制度，对漠北草原控制的强化程度超出以前任何一个北方民族。而这样一个游牧帝国最终又完成了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建立了“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　的大一统王朝。从这些方面看，元朝作为“征服王朝”的研究价值，实在是要大大高于辽代。而这也正是它区别于其他朝代、乃至北魏、辽、金、清等北族王朝的关键之处。从这一角度来考察蒙元历史，可能会对元朝的特性认识得更加清楚。我在本文首先提到“征服王朝论”，是认为这一理论对我们了解元朝的特性有所裨益，应予重新评价。而对“征服”二字，仅仅理解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种状态，并无意特别强调。得鱼忘筌，是所愿也。　
二　、大蒙古国的特色及历史影响　
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被蒙古贵族拥戴为大汗，标志着大蒙古国的建立。此后历经窝阔台、贵由、蒙哥三代大汗，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位于汉地为止，这半个世纪的历史在蒙元史上被称为大蒙古国时期。狭义的元朝概念，专指从忽必烈即位到1368年元亡为止的历史；而广义的元朝概念，也包括了大蒙古国这一阶段。在这段时间里，蒙古贵族四出征伐，所向披靡，建立了横跨欧亚，亘古未有的庞大帝国（这也是一些网友所津津乐道的“荣耀”）。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统治，对蒙元历史、漠北草原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都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前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相比，大蒙古国具有其特殊之处。在前代的同类政权当中，凡占有中原者——如北魏和金，皆未有效控制漠北；即使仅占有中原部分地区的辽，也一直以大兴安岭南端、西拉木伦河上游一带为统治中心，对漠北草原大部只能实行部族式羁縻统治，控制并不牢固。北部边疆是长期困扰它们的一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促使它们衰亡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真正在漠北实施过有效统治的政权——如匈奴、突厥汗国，都没有能将势力伸入中原地区，它们始终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政权，最后也亡于单一游牧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而大蒙古国则有所不同，它既崛起于并牢固控制了漠北，同时又完成了对中原乃至中亚等大片农耕地区的征服，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游牧…农耕帝国，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　
情况还不仅如此。在对外征服完成后相当长时间里，大蒙古国仍然像最初一样维持着漠北作为统治中心和国家本位的地位，对所占有的农耕地区仅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加以控制。这是“征服王朝”特性在蒙元帝国初期的显著表现，也是理解大蒙古国历史的一个关键因素。从成吉思汗到蒙哥的四任大汗，都坚持实行草原本位政策，“视居庸以北为内地”　，而将中原只看作帝国的东南一隅，从未考虑过针对汉地的特殊状况，采用历代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加以统治和管理。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半个世纪中，中原法制不立，缺乏秩序和稳定感，贵族军阀剥削残酷，竭泽而渔，平民百姓“虐政所加，无从控告”，其根源就在于这种间接统治方式和草原本位政策。窝阔台时耶律楚材当权，试图改变上述状况，但以失败告终。直到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后，定都汉地，改行汉法，并击败其弟阿里不哥的竞争，夺回漠北，才将蒙古国家的统治政策由草原本位变为汉地本位。大蒙古国也由此正式变成了元王朝。　
大蒙古国半个世纪的草原本位统治，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元王朝的历史。首都虽然南迁，但漠北草原作为“祖宗龙兴之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统治集团难以做到完全从汉族农业地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草原本位政策的阴影长期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