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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7章

杂谈-第6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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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出现了一股“歇斯底里”,苏共迅速瓦解,在车臣也不例外。 
由逮捕扬达尔比耶夫引起一些人的骚乱,参与骚乱的人占领了苏共格罗兹尼市委大楼,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市委大楼旁是克格勃大楼,当地克格勃领导人维&;#183;伊万年科看到这种情况不知道如何是好,急忙打电话请示叶利钦,可怎么也联系不上,因为“819”后大权在握而踌躇满志的叶利钦去索契渡假去了。〔16〕得不到上级命令的伊万年科没有敢承担起用武力平息暴乱的责任,那可是1991年的8月底,没有谁敢冒着“镇压民主”的风险行事。事后,他不无遗憾地说:“当时只需要花少量流血的代价就能制止住激进分子……” 
匪徒们在强力机构的无所作为面前越发肆无忌惮,共和国领导人扎夫扎耶夫被赶下了台。8月28~29日,已经武装起来的匪徒封锁了格罗兹尼的街道和广场,抢占了共和国部长会议、广播电视中心和机场大楼。当时已经在莫斯科得势的叶利钦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哈斯布拉托夫(【注】鲁斯兰&;#183;哈斯布拉托夫是车臣族人,但他坚决反对车臣独立)派出了一个由“激进民主派”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到车臣与武装分子会谈。在当时,俄罗斯的“激进民主派”们是把杜达耶夫匪徒当成“民主力量”来看待的,因此,这个委员会的报告是这样写的:反对派提出了最高苏维埃自行解散、选举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总统继而解散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民主力量的要求有充分根据,这些要求再拖延不决,会导致该地区的内战和民族间的战争。”〔5〕 
由于是和“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对,车臣匪徒得到了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的赞许和支持。9月4日,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已经被,9月6日,一批武装暴徒占领了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大厦,试图反抗的人民代表遭到殴打,格罗兹尼市苏维埃****维&;#183;库岑科当场牺牲。至于库岑科的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他是“跳楼自杀”,有人说他是逃生时“意外身亡”,而俄罗斯议会调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年近六旬的库岑科是被暴徒们从苏维埃大楼的窗户里扔出去活活摔死的。〔16〕这是因为:假如库岑科要跳楼自杀,那么他肯定不会选择从一楼的窗户里跳出去,谁都知道这个高度是很难摔死人的;假如库岑科是逃生时“意外身亡”,那么他肯定会打开窗户跳出去用双腿逃生,而决不会用身体撞碎窗户上厚厚的花玻璃,然后以头着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库岑科是被暴徒们头朝下举起来扔出了窗外,以至于头狠狠撞到了水泥地上。9月15日,车臣最高苏维埃被迫宣告自行解散。 
4、如此“选举” 
有人说杜达耶夫是“车臣人民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总统”,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1991年10月27日,杜达耶夫领导的“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在其自行划定的区域内进行了总统和议会的“选举”,将车臣—印古什14个行政区内的6个区,也就是不赞成“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宗旨的那些地区的居民排斥在选举之外,〔5〕也排斥了一切非车臣族的选民,而且整个选举都处于武装分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即便如此,杜达耶夫也只获得了12%的选票〔18〕(【注】另一说是只有10%~12%的车臣选民参加了这个所谓的“选举”〔2〕),当选为车臣“总统”。 
这个时候,莫斯科的激进民主派们才明白过来,杜达耶夫不是什么“民主派”,而是一个靠拳头说话的强人。因此认为这一“选举”是非法的。〔5〕但是,此时的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肢解苏联,因此实在没有更多的精力来理会杜达耶夫的分裂活动。因此,车臣“议会”针锋相对地作出决议,认为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在“拥有主权的车臣共和国”领土上没有法律效力。 
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后所发布的第一个总统令,就是在1991年11月1日宣布车臣为主权独立国家。〔16〕与此同时,杜达耶夫武装分子开始袭击驻车臣的苏联—俄罗斯军队,抢夺武器弹药。 
实际上,车臣人在苏联瓦解的过程中积极谋求独立,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既然苏联可以被几个政客的秘密协议所肢解,既然塔吉克、乌兹别克、哈萨克、土库曼、吉尔吉斯、阿塞拜疆这些穆斯林共和国都可以独立,那么俄罗斯不能被肢解,为什么车臣的穆斯林不能独立呢?这个问题正如当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所想的一样:为什么穆斯林可以从南斯拉夫独立出去,而塞尔维亚人就不能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独立出去?笔者认为:民族分裂是个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具有危险的传染性。对于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言,某一个民族独立或者分裂出去问题并不是很大,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的示范效应。如果说,波罗地海国家从苏联的独立引发了苏联解体的危机,那么车臣从俄罗斯的独立将会引发俄罗斯解体的危机。除非这个国家民族构成比较单一,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人能够平静地接受国家不断分裂成若干小共和国的事实(例如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离婚”),否则流血冲突将在所难免。 
民族冲突不同于一般的冲突,民族冲突肯定是全民参与,而且特别血腥。多民族国家往往都具有一个主体民族征服其他弱小民族的历史,而这种历史很难说都是令所有人愉快的回忆。因此一旦这种冲突爆发出来,历史的恩怨,加上为了争取本民族的地盘和利益,民族冲突的双方都会做出种种非常残酷的暴行,单纯指责哪一方都是没有意义的。人们都还对波黑战争和卢旺达内战的残酷性记忆犹新,这仅仅是发生在一些人口稀少、军事力量不强大的小国,冲突尚且如此残酷;如果发生在俄罗斯这样前超级军事大国境内,那么必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无论以前征服其他民族的历史多么血腥,要想解决民族问题,首先是必须承认现状,不允许任何以暴力改变边界的试探,一旦发现有类似苗头要坚决斩草除根,不能犹豫观望;其次要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对少数民族既不歧视,也不格外宽待;第三,必须大力消除民族差别,实行温和但持久民族同化政策,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民族融合;第四,要加快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进程,尽快改变当地民族构成比例,让主体民族在当地占据多数;第五,既要坚决打击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坚决打击主体民族的大民族主义,不给民族仇恨留下借口。 
现在,一些西方的政治家和所谓人权活动分子,越来越把“民族自决权”当作高调来鼓吹。当然,一个民族应该不被奴役和压迫。但是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正如当今的汉族,在一千年或者两千前以前,他们的祖先未必是汉族,或许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或者是其他什么民族;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被汉族所同化,因而以往的民族矛盾就不再有意义。民族问题往往还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因素纠合在一起,为了一个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而打破历史形成的平衡,必然会导致流血冲突;而流血的结果,往往不是普通民众受益,而是一小撮野心家和政客得利。驱使和平百姓,为这么一小撮人所鼓吹的所谓“民族自决”的概念而去相互仇恨、彼此厮杀,是极不道德的。 
三、养虎为患 
1、叶利钦——车臣匪徒的政治造就者 
尽管1994年出兵车臣的命令是叶利钦下达的,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叶利钦在造就车臣匪帮问题上的政治责任。早在苏联解体之前的1990年,叶利钦等“激进民主派”为了通过架空联盟****争权,就鼓噪着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强调俄罗斯联邦的法律高于苏联法律,有权决定自己的国家制度。俗话说“上行下效”,其他加盟共和国和一些更低层次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如法炮制,通过了类似的主权宣言或独立宣言,导致了分离主义在全苏联境内的泛滥。车臣分裂主义势力,就是在这一恶浪中开始分裂活动的。〔14〕 
为了在与联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抗中获取地方的支持,叶利钦还大慷国家之慨。1990年8月,叶利钦刚刚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来到俄罗斯联邦的鞑靼斯坦自治共和国视察。在那里,他发表演说,鼓励鞑靼斯坦“尽可能地争取独立”。这实际上是想通过地方领导人的手暗中破坏戈尔巴乔夫为缔结新的联盟条约所做出的努力。〔19〕叶利钦还曾经公开煽动说:“地方能吃下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主权!”〔8〕权力对人的诱惑当然是巨大的,那些自治共和国的总统、自治州的州长们,有几个不想吃下尽可能多的主权,过一回货真价实的“总统”瘾呢?在叶利钦的鼓舞下,以车臣—印古什、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等共和国为急先锋,多数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开始向****要主权。〔19〕杜达耶夫之所以宣布车臣拥有“完全主权和独立”,恰恰是叶利钦煽动的结果。 
1991年“819”政变期间,由于杜达耶夫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得到了叶利钦的赞赏,甚至肉麻地吹捧杜达耶夫为“大山里的叶利钦”。〔5〕现在看来,这个评论倒是恰如其分,因为在祸国殃民方面,无论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叶利钦,还是“大山里的叶利钦”,实在是难分彼此。不但如此,后来的车臣匪徒首领、血债累累的巴萨耶夫,当时也是叶利钦所谓的“白宫保卫者”之一。〔4〕叶利钦为了对抗戈尔巴乔夫、瓦解联盟****并攫取最高权力,不惜与魔鬼结盟,请来了民族分离主义这个瘟神。不过,请神容易送神难,地方分离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一旦来到人间,不饱食人民的鲜血它是不肯轻易离开的。 
2、格拉乔夫——车臣匪徒的军事造就者 
如果说叶利钦从政治上创造了车臣匪徒,那么叶利钦时代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则是车臣匪徒们军事上的缔造者。这位自比为“俄罗斯的拿破仑”〔3〕的人,虽然在敛财方面有特殊本领,但打起仗来却一塌糊涂。如果说,法国的拿破仑一生中只有一次滑铁卢;那么,俄罗斯的这位“拿破仑”的军事生涯中则充满了滑铁卢,却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奥茨特利茨来。 
杜达耶夫宣布车臣独立之后,为了壮大实力,从监狱里释放了大量刑事犯,组成了他的战斗队。主要由刑事犯组成的车臣武装人员开始袭击苏军,抢夺苏军武器装备。按理说,强大的苏联——俄罗斯军队对付既无足够武器,又无正规指挥的、羽翼未丰的刑事犯武装应当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然而奇怪的是,针对车臣匪徒们抢劫军火的犯罪行为,这位国防部长先生不但没有下令予以坚决剿灭,反而在1992年5月28日,向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发出一份奇怪的密码电报,其内容如下: 
北高加索军区司令(亲收) 
准许从173号军区军火库库存中转交给车臣共和国以下作战技术、武器、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其数量为: 
作战技术和武器——50%; 
弹药——2个战斗基数; 
工程弹药——1%~2%; 
汽车技术和特殊技术装备、财产和物质材料备件在当地按剩余的价值计算。 
格拉乔夫 
1992年5月28日 
这封电报是1995年1月8日,原苏联最后一任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向大众传媒展示的。当时,俄罗斯军队刚刚经历了1995年1月1日格罗兹尼城下的惨败。面对社会舆论的一片责难,俄罗斯国防部指使一些人写文章,暗示说是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把武器移交给车臣匪徒,致使匪徒们如此强大的。为了证实自己的清白,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当众展示了这封格拉乔夫签发的命令。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为了掩盖罪责,格拉乔夫指示俄军总参谋部紧急从档案卷宗里抽走并销毁了与车臣武器移交有间接和直接关系的全部文件,沙波什尼科夫元帅住宅中的政府电话线也被切断了。〔3〕由这封电报的内容完全可以看出,究竟是谁武装了车臣匪徒。 
而且,这份文件里面规定的任务,被超额完成了:“不是50%,而是95%的武器和技术装备”〔3〕交给了车臣匪徒;以至于1994年年底车臣战争打响时,俄罗斯军队才发现杜达耶夫拥有130辆坦克,而不是原来一直以为的42辆。〔3〕尤其是,车臣人居然搞到了两辆T…82型坦克,而这种最新型的坦克连俄军都很少装备,“这种事只有直接在俄罗斯国防部才能办得到”〔5〕。就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车臣匪徒们获得了8。6万枝枪,15万枚手雷,260架飞机〔15〕,130辆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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