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5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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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贪污活动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所绝对必要的。在中国南方，的活动尚未造成严重威胁。在这里，广东海军贪污腐败的行为是中国海军参与走私和海上抢劫活动明显的例证。
1946年7月，由刘永可海军少将领导的国防部广东海军特派员办事处，是由1000名士兵和30名军官组成的。刘将军负责对缴获的日本舰船进行维修，然后投入使用。他的任务是建立一支江河防御舰队，在广州周围的一些内河上维持治安。在和这个地区的美国海军代表的谈话中，他毫不隐讳地说，除最近派往青岛训练的200名水兵外，他部下的其他人已有三个月没有发放军饷。刘将军继续说：“我们已作好挨饿的准备，但我们的舰艇需要用油，这是决不可断的。他还补充说，按目前的指挥系统，他们归属军阀、第二战区司令官张发奎指挥。刘永可说，他的舰艇的行动要听张发奎的命令，舰队燃油的唯一来源是靠张发奎。
刘永可之所以在指挥系统上如此直言不讳，是因为他可能已经知道他遇到军事当局的非难，几个月之后，他被指控滥用权力和渎职罪以及非法使用舰艇走私而被捕。
假如图民党军事当局以为刘永可的例子能够制止住其他海军军官参与走私和抢劫活动的话，那他们就会感到失望。到1947年中期，抢劫与走私活动已取得了一定的合法地位，以至广州地区成立起一些保障走私活动的商行。在三浦地区，一个走私者协会公开做广告说，它为赚钱而走私，它每天能偷运一万斤粮食。人们纷纷谣传，三个最大的走私集团的头子就是广东地区军政界头面人物的夫人。　
海军企图纠正广东海军内的违法行为的作法，结果只是加深了各派之间的嫌隙。蒋介石派邹宜上校取代刘永可。邹宜出生在江西，尽管他是南方人，但却是陈诚的私交。所以，刘永可手下的军官们对他很不任信。在邹宜将他的一个表弟调到广州在他手下工作后，他便更不得人心，后来邹宜将刘永可原来手下的大多数军官抓起来．任用了一些忠于他的人。
与此同时，在南京，据发现刚从迈阿密开来的8艘舰艇上都装有相当多的走私物品。上海有二家报纸报道说，舰艇带来了4辆林肯牌小汽车，还有金表、钢笔、化妆品以及香烟等物品。桂永清立即撤去该舰队司令林遵将军和2名舰长的职务，另派上海海军基地指挥官魏启民上校接替林遵的职务。后来据一位被迫退休的舰长许衡向驻广州的美国海军武官助理透露。整个这一事件是由魏启民一手策划制造的，他以此方法夺得了该舰队的指挥权。
正因为这种怨恨和反诉的气氛，很难说海军的哪一派能忠实地执行海军计划。两名在美国受训后随迈阿密舰队一同返回中国的下级军官的评论，恐怕最为实在可信。这两名下级军官对一位美国海军顾问说，舰上的情况极不和谐，“将我们派往美国是一大错误，我们在那里每月有200美元的收入，但一回来我们只有30元了。而又重要的是，在美国我们明白了一个民主国家的真正含意，而现在回到中国，却是一场梦。”他们还对美国人说，“返航途中，中国高级军官将几辆小汽车运回中国倒卖谋利。另外，还有的军方侵占士兵伙食费。因此，除一、两艘舰上的士兵伙食还象样之外，其他舰上的士兵吃的简直如同苦力。”
这位美国人默默地聆听这两名中国下级军官的评述。他们说，中国海军中大部分下级军官不信任他们的上司是廉洁奉公很有才能的人，他们把这些人统称为旧官僚。他们说，“敌人不是，而是这些旧官僚。”他们解释说，旧官僚是和普通贪污和渎职现象相联系的，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都属于这类人。他们还说，由于缺少零件，这些新得到的舰艇不可能得到妥善保养。“不管称们给我们什么东西，都将无休止地使用，直到用坏为止；所剩下的东西就让它支离破碎，任何能使用的东西都没有用在正当的地方”。　
中国海军内部的管理混乱很快影响了海上行动。1947年3月19日，海军发生了一起悲惨事件，“伏波”号在福建沿海沉没了。该舰夜间在商船活动频繁的航线上航行时同—艘中国商船相撞。军舰几乎立即沉没了。舰上130名官兵中只有一名军官幸存。调查结果判定，虽然两艘船的船长都有疏忽。但是“伏波”号的军官因航行不熟练而有主要责任。
桂永清被蒋介石提升为海军中将。当时，中国海军中的贪污问题仍继续困扰着他。在1948年的前6个月，他常常不得不纠缠在调查一些贪污案件上，1948年3月，原青岛的中国海军训练中心司令林样光上校因贪污受贿而被捕。桂永清革去林样光的职务，并判处他一年徒刑。但是，林祥光并非毫无影响的人，他曾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又是陈诚的好友。林样光提出上诉，后放宣布无罪释放。
海军中的走私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尽管广州新建的第四战区海军基地司令就是因被指控走私而被捕。他利用登陆舰往返于榆林和广州之间，运输非法物品。
水上警察
中国南方海军的腐败现象迫使蒋介石建立一个地方机构，企图对付走私和抢劫活动，他授权给他的大舅子宋子文于1948年在广州建立一个独立的水上警察部队。当时已被蒋介石任命为广东省****的宋子文，以传统的海军赞助者自居，开始购买船只，将他的税务官们作为水上警察骨干。但是，宋子文和海军之间立即发生了冲突，因为拟将成立的水上警察要承担起原来指派给海军的任务。这也正是宋子文的主意。此外，宋子文还揽走了海关的缉私任务。宋子文的想法明显反映出警察组织据有比任何其他执法机构更大的权力。
1948年5月，宋子文的水上警察组织在省警察保安署的名义下建立了起来，此机构负有广泛的任务。但是，政府高级官员和海军军官们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的政敌宣称：“建立省水上警察正是宋子文企图牺牲政府利益而加强他自己在南方的权力的一个借口而已。”结果，宋子文的水上警察计划刚执行不久便搁置起来了。到1948年秋，广州的第四战区海军基地实际上掌握了水上警察，尽管在名义上它们仍然是省警察保安署下属的一个组织。
海军内部的复杂化
在海军司令部中，陆军的统治仍旧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黄埔派的陆军军官们控制着人事、补给和采购部门，而福建派的海军将领则掌握着海运、作战与计划、组织训练以及技术这四个部门。福建派的力量实际上已经减弱，因为大部分下属机构的领导是由陆军或海军其他派系的人所掌握。以海运部门为例，欧阳宝准将是福建人，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而他领导下的情报组却有3名黄埔派的陆军军官和一名新的海军青岛派的海军少校。
海上的领导权问题更加复杂，1948年11月，海军司令部建立了一个司令部中队。该中队由两艘大型军舰（“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和一些原配属给运输舰队的登陆舰艇所组成。所有这些舰艇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这些舰艇是一支机动兵力，它们将根据紧急情况或桂永清中将的意志调动。有趣的是，中国海军仅有的一些油船和修理舰船也编入这个中队中，这样，中国海军所有的其他战斗舰艇部队都必须依赖海军司令部提供及时的后勤保障。
政府试图改善军队的工资制度，海军新调整的工资表看来的确有很大提高。譬如，海军上校的薪金由每个月33美元增加到55美元。士官的薪金也有所提高，但水兵的津贴很微薄，三等水兵每月只有4美元。尽管工资有所增加，但中国的生括费用也在相应地增加。因此，普通的海军职业军人要维持其家庭生活，仍然需要寻求其他挣钱的手段。
如果桂永清将军的这些措施是为了清除对他的领导的批评的话，那么，它们是不成功的。引用一位中国海军军官的话来说，“海军的参谋人员和军需官们多半是穿着海军制服的陆军军官，他们根本不懂得海军的需要。岸勤军官们非常吝啬，沉溺于做官样文章，海军职业军人对此非常厌恶。岸勤军官工作无能又贪污腐败。海军军人由那些陆军职业军人领导简直糟透，用外行充当海军军需官是不会改变这种状况的”。
1948年8月14日，“重庆”号驶抵南京，它的到来引起了军官的极大振奋。这一天，海军司令部中几乎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参观了该舰，桂永清将军自豪地向来访者夸耀这艘5000吨级的军舰。“重庆”号巡样舰近500英尺长，装有6门152毫米火炮，6具553毫米鱼雷发射管，还有一些40毫米和20毫米的高射炮。该舰最高航速为32节，使用经济航速时作战半径可达12000海里。中国政府为了培训该舰舰员，并将它接回中国，耗费了将近1000万英磅。
假如桂永清指望用这艘巡洋舰来遏制黄海北部和渤海湾的解放军帆船运输的话，那他会大失所望，1948年7月29日，当“重庆”号和“灵甫”号驶抵香港时，便出现了人员向题。在巡洋舰靠岸后的24小时中，舰上大约三分之一的轮机兵弃职离舰。这些人原来是商船上的水手，他们是被诱骗订立了合同而加入海军的，合同规定他们可以得到比海军中的轮机兵还要多的工资。当他们登舰后，便对当时的情况感到不满，舰上不准额外挣钱的规定导致了他们后来开小差逃走。所以，当“重庆”号于1948年8月14日驶抵南京时，舰上的轮机部门只得分两班值更。如果大型作战军舰要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这种状况是行不通的。
不管怎样，“重庆”号毕竟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一个象征。桂永清在南京向一群海军人员宣称，“海军决不会向解放军投降。”他还说即使所有舰艇都损失了，所有的江防都被突破了，他将亲自乘坐这艘巡洋舰沿着长江继续战斗。1948年末，当军事局势日趋衰败时，桂永清的话开始灵验了。
尽管“重庆”号没有作什么准备，也未再进行训练，它缩短了在南京停泊的时间，奉命率领—支由3艘军舰组成的特遣编队前往渤海湾，其任务是向那些在直隶与山东北部沿海地区急速向海边后撤的陆军提供火力支援。九、十月问，“重庆”号同葫芦岛、烟台、营口和秦皇岛等北方港口附近的解放军的岸炮进行了交火。战斗中，蒋介石在该舰上观看了沿海平原上每况愈下的军事局势。
1948年11月，葫芦岛被解放军占领，“重庆”号返回上海。3个星期后，徐州重镇失守，这危及到山东半岛上的军队，使解放军更逼近南京和上海。随着战事上的失败越来越严重，国民　党在加紧进行撤退。1949年1月31日，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副总统李宗仁被指定主持****政府工作。两个星期之后，北平陷落。当第三野战军开始在长江北岸集结时，政府机关转移到了广州。　
在这一阶段，青岛的中国海军训练中心陷入了孤立。美国海军顾问团的成员和青岛的舰艇开始撤往台湾和厦门。
在此期间，“重庆”号回到上海。巡洋舰上的情形非常不妙，舰员自12月以后就一直未发薪饷。使他们感到更加不满的是“重庆”号奉命装载并保护着50万块银元。这笔钱是蒋介石给桂永清作为应急资金的。桂永清将此资金托付给“重庆”号的福建籍舰长邓兆祥上校保管。当时，邓兆祥听说，他将被桂永清的一个密友卢东阁上校所接替。舰大多数军官，包括邓兆祥在内都是福建派的人，对任命卢东阁感到不满。
在这动荡不安的政治气候下，一小伙舰员开始图谋起义。这伙人的领导者王颐桢早在去英国之前就参加了。在英国期间，他在舰上发展了大约10名员。有了这支小的骨干力量，舰上便建立了党组织。随着的局势不断恶化，舰员中成立了一个“解放委员会”，以推动群众起义。到2月底，解放委员会拟制了一个详尽的起义计划。显然，他们的起义计划泄漏了，桂永清听说舰上的起义分子正计划绑架他，并企图劫走银元。
2月14日晚，王颐桢转告其同谋者说，起义计划业已泄露，他们必须在尚未被捕时夺取该舰的指挥权。他们打开了武器柜，取出枪枝，准备将军官们集中起来。他们把邓兆样逼上舰桥，命令他将军舰开走。邓兆祥起初极力反对。反叛者限他在两小时内做出抉择。他们威胁说，如不从命，他们就要把军舰炸掉。大约在夜间三点钟，邓兆祥同意启航。于是，“重庆”号实施了灯火管制，驶离了锚地。　
一驶到海上，解放委员会便向舰员们散发小册子，通知大家他们将北上投奔解放军，“寻求民主与自由”。水兵们此时准许上甲板。起义者不久发现，许多舰员不赞成起义计划，因为他们的家属仍然还生活在统治区。舰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