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4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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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待在安徽祁门，要权没权，要粮没粮，要饷没饷，作为“客军”，长期虚悬在外，日子倍加难熬，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用王运的描绘，则是“寒月漠漠如塞外沙霜”。据《欧阳兆熊笔记》所述，当时曾府中的幕僚惶惶不可终日，都把行李收拾好，放在船中，随时准备散伙逃命。有人问作者（欧阳兆熊）：“死在一堆如何？”可见士气之低迷，人心之悲观。曾国藩将众人的肚肠看得雪样分明，干脆发令：“贼势如此，有欲暂归者，支给三月薪水，事平仍来营，吾不介意。”众幕僚听了这话，且惭且愧，人心反而安戢如堵了。曾国藩受足了磨练，再怎么吃苦，再怎么受罪，再怎么遭憋屈，他都能忍。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集有强权在手的帝王之外，其他人若有基本觉悟，就得修习“忍”功。说是说百忍成钢化作绕指柔，可也会有忍无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时候。咸丰皇帝多疑忌，若非万不得已，怎肯轻易给一位汉臣制衡东南的兵权？对这位万岁爷的疑虑，曾国藩洞若观火。更可怕的是那些朝中大臣时不时还在皇帝耳边熏上几句阴险的谗言。曾国藩收复武昌，咸丰皇帝大喜过望地赞叹道：“真想不到曾国藩一介书生，竟能立此奇功！”可军机大臣祁隽藻却从旁大泼冷水，说什么曾某只是一名在籍侍郎，相当于匹夫，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未必是国家之福。曾国藩忍到了极限，正巧老爹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作古，便委军不顾，奔丧回乡。清廷这才知道好一位听话的湘军统帅，也有自己的驴脾气。怎么着？咸丰皇帝并不蠢，他干脆顺水推舟，给曾国藩三个月假期治丧，让后者忠孝两全。在封建社会，大家都得兜着圈子说话，绕着弯子做人，于是无论说话还是做人都有十分精细的技巧。曾国藩度完了三个月假，上奏要求终制（旧时父丧须守三年，高官也不例外，守丧期间不能任职，若要提前上岗，必须呈明正当理由，还须得到皇帝的批准才行）。他乘机大吐苦水，说自己多年来挂个侍郎的空头衔，别说权力低于巡抚，甚至连提督都不如，这样处处受制，粮饷常无着落，又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呢？话说到这份上，意思非常明白：你皇帝老儿要是不肯给我地方军政大权，我就在家长期待着，不出山了，你另请高明去收拾东南危局吧。此时，恰遇太平军内讧，北王韦昌辉在天王洪秀全的授意下，血洗天京，杀了东王杨秀清。事变后，翼王石达开奉天王洪秀全的密旨，兴兵勤王，杀了北王韦昌辉及其党羽，全盛的太平天国因此元气大伤。疲于招架的清王朝总算得到喘息之机，咸丰皇帝乐观了，便不信没有曾国藩这把盐，嘴里就会淡得出鸟来，干脆将他撇在湘乡荷叶塘，一撇就是一年半。
其后，虽强行起用曾国藩，却仍然让他挂着兵部侍郎的虚衔，不给他足够的军政大权。应该说，是太平军勇将李秀成和陈玉成“请出”曾国藩再度主持湘军，经他们好一番大手大脚的折腾，清军重兵守卫的杭州、苏州相继失陷，浙江巡抚罗遵殿自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弃城而逃，东南形势急转直下。咸丰皇帝裤裆里回了潮，担心曾国藩出工不出力，只好赶紧将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军政大权一兜囊全部奉上，敕命这位忠勇可嘉的湘军统帅“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其后不久还让他兼任浙江巡抚），如此沉重的担子，当时普天之下也只有曾国藩一人能够挑得起。主宰东南战局后，曾国藩的步调越走越顺，直至攻克江宁（南京），爵封一等侯（除却清初的三藩，一等侯爵是清王朝对汉员的最高礼遇，左宗棠军功盖世，也只封为二等侯）。坊间有许多传说，曾国藩握有制衡东南半壁的兵权后，也不禁动了异心，有过一时的恍惚。主要是帝王学大师王运极力怂恿他拥兵自重，自立为王，与清王朝和太平天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以彼为鹬和蚌，听其相争，自为渔翁，坐收其利。曾国藩很有可能怦然心动了，但权衡再三，风险太大，当内患日深，外侮正殷之际，若私欲自逞，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成为千古罪人。再者，湘军师老兵疲，暮气渐深，将士多半好利，无利时可以为利拼命，有了利则骄奢淫逸，贪生怕死，已难为大用。此外，我们细察曾国藩平生心迹，不难发现，他奉行的三字真经是“慎”字第一，“忍”字第二，“诚”字第三。他号称一代理学宗师，若被天下人指为曹操那样的“奸雄”，无疑是自砸金字招牌。因此，他平定江南后，即着手遣散湘军，首先遣散的便是其九弟曾国荃统领的嫡系部队吉字营，以熄天下谤焰。
同治年间，曾国藩在湘乡老家兴建了一座大屋，名为“富厚堂”。按湘俗，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便用湘乡方言为之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小）哩，要到南京做皇帝。”虽是乡愚无知，也可见民心之一斑。又据梁溪坐观老人所著的《清代野记》所述，彭玉麟收复安徽后，立刻派单舟送密件给曾大帅，全信寥寥十二字：“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曾国藩此时已笃定心思，无复有觊觎之志，所以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什么“不成话，不成话，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说完，当即把信撕成了碎片，当做小点心，囫囵吞进肚子里去，以免贻人口实。 孔子对人性了解得甚为透彻，作为儒家宗师，他为徒子徒孙订立了三条“戒规”：“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已衰，戒之在得。”曾国藩既已位极人臣，惟一要担心的是功高震主，晚年，倘若他欲壑难填，还要得到什么，那就会直奔御座而去。但他及时刹了车，熄了火，低调处世。他为朝廷卖命几十年，最终仍不得不深自韬晦，否则，虎跃鹰扬，徒然为亟速取祸之门。在封建沉重的铁铡下，还能有多少硬挺的腰板？曾国藩晚年接连办砸了两件事，使其英名大损。先是挥师镇压纵横于北方的捻军，吃了败仗，他赶紧自劾，推荐精明强干的弟子李鸿章督办军务；后为同治九年（1870年）他作为直隶总督与法国人交涉“天津教案”，当时清议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