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2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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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弹种的具体数据资料，有些资料上提到使用APCR时穿甲威力在射程500米时穿甲厚度为105毫米，而使用BR…271或者BR…271K（具体弹种不详）时威力只有90毫米，1000米时为65毫米，但是考虑到ZIS…4/4M和ZIS…2身管长度相同、弹药和火炮结构，使用同种弹药时炮口初速也相同，所以两者威力相差这么大显然很难解释，即使这两种火炮的身管有一些差别，但是也无法解释在弹头和初速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穿甲能力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对此的解释可能是将使用BR…271K在穿透倾角60度装甲时的厚度混淆为穿透垂直装甲的厚度。
但是T…34/57和ZIS…4M显然没有ZIS…2那么幸运，随着安装D…5T型85毫米坦克炮的T…34/85的出现，ZIS…4M和T…34/57又一次被打入冷宫，尽管D…5T的威力比ZIS…4/4M还要逊色一些，但是其低廉的成本和简单的生产工艺却迅速赢得了青睐，整个1943年仅仅生产了172门ZIS…4M，而1944年只生产了19门，1944年生产的据一些推测可能是用于替换损坏的火炮，这样T…34/57 Model 1943的产量大约不会超过150辆。 ▲ 战斗中的“坦克猎手”
初期的T…34/57 Model 1941刚刚生产出来便投入了紧张的莫斯科保卫战，由于其强大
的反坦克火力，它很快获得了“坦克猎手”的称号。有关它战斗使用的资料并不很多，从现有的记录来看，这些“坦克猎手”都配备给一些新组建的坦克旅，一般配备数量不多，作为坦克旅的反坦克骨干。比如1941年9、10月间在维亚济马紧急组建的第21坦克旅。该旅最初获得了10辆T…34/57“坦克猎手”，随即在10月中旬投入到莫斯科保卫战之中。10月15日，该旅在加里宁附近集结，准备投入反突击。10月17日清晨，尽管天气和地面情况都不好，但该旅仍然对对集结加里宁附近的德军的侧翼实施了坚决的进攻，T…34/57坦克群一马当先突破了德军侧翼，排级政治指导员E&；#183；格穆里亚（E。Gmurya）指挥的T…34/57在公路上与一队德国卡车遭遇，T…34/57如旋风般冲进这个长达3000米的车队中，连打带撞摧毁了整个车队！随即，这辆坦克又闯进了一座德军野战机场，摧毁了一架未及起飞的轰炸机。最后，这辆英勇的坦克被德国炮兵所击毁，但格穆里亚和另一位幸存的乘员设法回到了苏军战线一边。该旅在四天的作战中，毙伤德军近千人，击毁坦克34辆，火炮31门，各种运输车200余辆，其中大部分战果——尤其是坦克，是由T…34/57取得的，但是该旅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旅长苏联英雄卢金少校和坦克第1营营长苏联英雄阿杰巴罗夫上尉与他们的T…34/57一同战殒。战至11月底，第21坦克旅的T…34/57已经损失殆尽，但该旅的T…34/57车长格罗别兹（Gorobets）也以击毁7辆坦克的成绩晋身坦克王牌的行列。
在这个时期，影响T…34/57使用的最大因素还是弹药问题，由于57毫米穿甲弹的产量始终不是很高，加上还要供应步兵团装备的ZIS…2反坦克炮，分散配置又给后勤保障带来了困难，所以各个配备T…34/57的部队经常感觉弹药不足。1941年10月，第8坦克旅接收了8辆T…34/57，但是不久，这个旅就抱怨由于弹药不足，使这种威力强大的坦克无法正常作战。而当时苏军缺乏无线电设备（一般车辆都没有配备电台，只有指挥车才有）也使得T…34/57的作战效能无法完全发挥。另外，部分火炮的生产质量问题也令部队头痛不已。
1943年重新开始生产的T…34/57 Model 1943的装备情况不详，但由于生产批量小，似乎也是分散装备了一些独立的部队或分队，加强某些方向上对德军重型坦克的作战能力。T…34/57 Model 1943第一次投入战场是在1943年8月，没能赶上一个月前进行的库尔斯克大会战。装备该车的第100特别坦克连直到9月初也没有遇到与德军坦克交锋的机会，但是在作战和对缴获德国坦克的射击测试中，该连的指挥官和派驻的技术代表对这种坦克的穿甲威力和对付坚固工事的能力仍然称赞有加，但这种徒有其表的称赞并不能挽救T…34/57停产的命运。
▲ 生不逢时的坦克猎手
单纯从技术角度上讲，T…34/57是一种很成功的坦克，它的尺寸，速度，重量，防护方面跟T…34/76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尽管火炮口径比T…34/76小，但是由于身管倍径长、初速快，导致火力尤其是反坦克能力反而有极大的提高。然而T…34/57火力的提高却是以成本的提高和增加火炮工艺复杂程度为代价的，这就为T…34/57的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苏德战争中我们注意到，苏联军队更看重武器的性价比。无论是坦克、飞机还是火炮、枪支，威力大、价格低廉、生产便利、低维护要求的武器总是受到青睐，反之则遭到否定。当苏联军队发现威力较小但是却廉价的火炮足以面对当前的威胁的时候，ZIS…4型57毫米/L73坦克炮的超长身管导致工艺的复杂化和成本的成倍提高就顺理成章地成为T…34/57停产的最重要理由——价格高昂但又无用武之地的屠龙之技自然不会得到垂青。这直接导致了T…34/57和ZIS…4与ZIS…2在1941年11月兵工生产调整中的第一次停产。
当1943年德国虎式重型坦克出现的时候，T…34/57的命运似乎产生了转机，因为当时现役的苏联坦克炮在它的厚重装甲面前显得威力不足。但是，成本过高的问题始终困绕着这位优秀的“坦克猎手”。作为ZIS…4的对手，当时有多种85毫米坦克炮正在进行研制，其威力与ZIS…4M相当但是成本却要低廉不少，而且在寿命和可靠性方面要超过ZIS…4/4M，这一切注定了T…34/57 Model 1943只是一种应急的过度产品。当危机一旦过去，它就成为了抛弃的对象。
无论是T…34/57坦克还是ZIS…4/4M坦克炮，其致命的弱点都不在它们的性能上，而是在它们的成本和复杂工艺与当时苏联军队的需要和军工指导思想背道而驰，所以尽管性能十分的优异，它们也只能成为生不逢时的“屠龙技”了。
第274章光荣与梦想
早在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发生之后，美国电视网的主管和记者们就在仓促间不断寻找，寻找能够回答以下两个关键性问题的政策专家：为什么美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重要的标志──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攻击？谁对组织和协调这些恐怖活动负有根本责任？
为了向数百万观众提供关于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的答案，新闻记者翻找各自的通讯录，向几十个美国智囊机构的政策专家求助。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的确，即使在人们尚未摆脱震惊，只是刚刚看清所发生的一切的时候，就有一些主要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智囊机构的专家，开始在美国主要电视网的节目中提出他们的分析和见解。在后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里，在媒体上露面的智囊机构学者仍然源源不断。
智囊机构现今已越来越积极地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对于参加类似“9&；#183；11”事件这样铺天盖地的时政报道来说，已经不足为奇。由于智囊机构的职能就是提出、修正，并不断地向决策者和公众推销各种主张和建议，因此，他们不可能放弃对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发表评论的机会。当然了，利用媒体只是智囊机构用来影响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的多种策略之一。
☆ 光荣的过去：美国智囊机构的发展简史
研究美国智囊机构发展历史的学者一般认为，较为松散的美国政治体制，加上政党间不太严格的规范以及来自慈善基金会的大笔资金，是智囊机构在过去25年中大量涌现的主要原因。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对于美国第一个智囊机构创立于何时、或者智囊机构具有哪些特征莫衷一是。现今的研究人士已不再力求给智囊机构定义，因为智囊机构繁多的种类使这种做法事倍功半，研究人士更多地致力于确定出智囊机构的主要发展潮流或阶段。
“智囊机构”一词最初在英文里的意思是“思想库”，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国防科学家和军事参谋所提供的，一种能够让他们在一起讨论战略问题的安全的房间或环境。但是后来它的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延伸，用来描述美国2000多个从事政策分析的组织，以及全球其他大约2500个类似的机构。提到智囊机构，既可能使人想到像兰德公司这样的机构──它是美国最重要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研究所之一，有1000多名成员和1亿多美元的年度预算；也会让人想起诸如设在华盛顿的政策研究所这样的规模小得多的机构──政策研究所仅有20多名雇员，预算介于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在记述美国智囊机构的历史、特别是那些从事外交政策研究的智囊机构的历史时，人们必须牢记，智囊机构是相互间有着千差万别的一个组织类别。此外，人们还必须看到，虽然智囊机构的目的都是要影响民意、政策取向和决策者的决定，但是，它们施加影响的方式取决于各自的宗旨、资源和侧重点。
第一代：政策研究型的智囊机构
美国第一批主要的外交智囊机构出现在20世纪初，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有一批慈善家和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创办这样的机构，使学者、政府及民间领袖能够聚集在一起商讨世界大事。在20世纪前十年尤其崭露头角的有三个机构：由匹兹堡钢铁大王安德鲁&；#183；卡内基于1910年创立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由前总统赫伯特&；#183；胡佛于1919年创立的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由一个每月餐会俱乐部在1921年发展而成的、世界最具声望的外交事务研究所之一的对外关系委员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后起的智囊机构也逐渐将大部分的精力侧重于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一个是1916年成立的政府研究所，它在1927年与另外两个研究所合并，在华盛顿组成了著名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另一个是1943年成立的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简称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保守派智囊机构，直至后来才开始侧重于研究广泛的外交政策问题。
这些在20世纪前几十年创立的智囊机构具有自己的特点，它们致力于运用专业知识，对一系列的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像卡内基基金会和布鲁金斯研究所这样的智囊机构，都把从事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视为自己的首要使命。用布鲁金斯研究所学者肯特&；#183；韦佛的话来说，它们是“没有学生的大学”。这些智囊机构出版书籍、期刊和其他针对不同读者的材料，在创建初期，机构里的学者偶尔也为决策者提供咨询，但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并非直接影响决策，而是帮助决策人和公众了解、理解不同的外交决策方案所带来的潜在后果。这些以政策研究为目标的智囊机构愿意置身于政治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致力维护自己的学术和机构独立，这与当代的许多智囊机构恰恰相反。
第二代：政府合同型的智囊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决策者更加迫切地需要得到独立的外交政策意见分析。由于美国在冷战争霸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华盛顿的决策者需要智囊机构提供自己的见解和专长，从而有助于制定连贯而妥善的国家安全政策。到了1948年，决策者已经清楚地知道应该到哪里寻求帮助，1948年5月成立的兰德公司就是在这环境下应运而生。
兰德公司不仅填补了社会上政策研究机构在数量上的不足，而且还开启了新一代的智囊机构──政府合同机构，这类政策研究机构由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主要资金来源，将解决决策者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在兰德公司的表率作用下，美国国内又逐渐出现了其他一些政府合同型智囊机构，包括1961年成立的哈德逊研究所和1968年成立的城市研究所等。
第三代：“游说推销”型的智囊机构
过去30年以来，没有任何类型的智囊机构能够比所谓的游说智囊机构更频繁地在媒体上抛头露面。这些机构将政策研究同咄咄逼人的推销技巧相结合，进而从根本上改变了智囊机构的性质和作用。游说智囊机构与20世纪早期不愿介入政策辩论的智囊机构不同，它们愿意抓住机会，既影响外交政策的方向，也影响外交政策的内容。这类机构主要包括1962年成立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1973年成立的传统基金会和1977年成立的加图研究所。随着美国智囊界的竞争日趋激烈，大多数智囊机构开始进一步认识到吸引公众和决策者注意的重要性。
第四代：“名人”型的智囊机构
在外交政策领域出现的最新一类的智囊机构，是在某些时候被冠名以“名人”的智囊机构。这些智囊机构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位于亚特兰大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