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第1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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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曾引起过一部分中国官吏和文人对海洋的关注，但终未能形成足以推动统治阶级在政策上重视海洋的力量。明朝后期，中国放弃了向海洋进军、开拓海洋事业的历史选择。特别是到嘉靖末期，长期采取了禁海绝市、闭关锁国的政策，片板不许下海。这种作茧自缚的错误政策，并没有使自己繁荣富强，反而隔断了自己与外界的联系，堵塞了吸收外界知识的渠道，造成经济、文化、科技停滞不前，综合国力日益衰退。而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兴起，广阔的海洋成了冒险家角逐的新领域，海上军事力量也迅速地向大洋扩张。随着近代海权理论的提出，西方列强的海军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各国的安全产生了重大影响。海洋成了资本主义对外侵略、掠夺殖民地的通道。在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面前，东方大陆文化在西方海洋文化面前显得软弱无力。正如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况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已经看到中国欲强大，必先强海军，强海防。林则徐和魏源等深感海防危机，呼吁加强海防，并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就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海洋还是一个十分遥远的领域，海权理论在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生疏的概念。海洋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还没有被大多数中国人所认识。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尽管李鸿章和他同时代的封建官僚，在屡遭洋人海上入侵之后极力倡导以加强近代化海军和海防建设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并在一个时期内促成了清政府发展海军的决策，创建了北洋海军，但是，由于海洋观念的落后，在清政府的心目中，海军充其量不过是皇家大陆军中的一个海岸警备队，那些铁甲舰也只是一座座守卫要塞的“活炮台”，从而根本不可能为海军与海防建设提出一套科学的、长远的战略。光绪皇帝和李鸿章为北洋海军规定的“拱卫京畿，确保渤海门户”的“扼守海口，岛岸防御”的消极建设方针，造成了北洋海军在战前不能始终如一地加强建设，在作战过程中又一直实行被动的消极防御。最终导致甲午海战的失败，失去对黄海、渤海的控制权，进而导致陆权的丧失。
（二） 没有始终如一地加强海军建设是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清政府在海防危机接踵而来的情况下，通过海防筹议，购造军舰，创办海军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建设海军基地等一系列措施，组建了北洋海军，从而使中国有了一支规模可观的大型近代化海军舰队。北洋海军在正式成立之初，其作战能力优于日本海军。当时，日本海军虽然拥有17艘战舰，但能作战的仅有5艘，其中的3艘由于机器陈旧，航速慢，已远非海上利器。北洋舰队正式成军以后，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的反响。据普鲁士1891年《海军年鉴》的统计，当时按世界各国海军实力排列，中国位居第11位。而1889年美国海军部长本杰明&；#183；富兰克林&；#183；特雷西在一份报告中，则将清朝海军实力排在世界第9位，位于美国、日本之前。然而由于中法战争后远东形势的缓和，清廷的腐败，特别是由于没有一个科学明确的海军发展战略，使北洋海军成军不久就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并开始走下坡路。1886年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儇在李鸿章陪同下巡阅北洋海防，认为“南北轮船调集合操，……技艺均尚纯熟，阵法亦极整齐。” 1891年李鸿章巡阅北洋海军后奏称：“海军一支规模略具，……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异月新，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同年，丁汝昌率舰队访问日本和南洋各国后，曾向清廷建议：“中国海军规模粗具，亟宜逐渐扩充。从前所购船舰，经历多年，已成旧式，机器渐滞，运用不灵，比较外洋新式快船，速率悬异，目快炮未备，难资战守，一旦有事，恐难支持，请及时增购船炮，以备防御。” 但清廷对此正确建议并未采纳，相反，却于1891年批准了户部关于停购外洋军火两年的奏请，使北洋海军再未购置过一艘军舰，更新一门火炮。这对中国北洋海军的后期发展，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与此相反，日本政府在发展海军的问题上却富有战略远见。日本为了入侵中国，不惜投入大量经费加紧整军备战。从1883年起，其海军经费逐年递增，至1890年，军费总开支占财政预算的30％，1892年则高达41％。早在1886年，日本就推出了建造54艘军舰的庞大计划，并在国内发行海军公债。就在清政府挪用海军经费大肆挥霍，用于修“三海”和颐和园，举行慈禧60大寿庆典之际，日本的睦仁天皇却拨出内帑的十分之一经费以为造舰之用，号召日本的贵族豪富为建设强大海军慷慨解囊。对于这一切，清政府却未作任何应对防范的准备。而日本方面则一直盯住北洋水师的主力舰加紧建设，并针对其弱点专门建成了“松岛”、“桥立”和“严岛”号三艘新舰，重点添置了中型速射炮，加大了航速，明显形成了装备对比的优势。直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的两个月，李鸿章才感到“中国自十四年（公元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20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然而，此时的忧患意识为时已晚，北洋海军已居于劣势，特别是在舰龄、航速和舰炮发射率等方面大大落后于日本。
在装备建设停滞不前的同时，北洋海军的训练也呈消极应付状态，导致官兵的军事素质低下。正如当时有些海军将领所指出的那样：“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故一旦军兴，同无把握。虽执事所司，未谙疑窍，临战贻误自多。” 在训练演习中弄虚作假，平时操练炮靶雷靶，采取船动而靶不动，在射击打靶时，预量距离，设置浮标，射击时按预设浮标行驶，这种训练，对实战毫无裨益。致使在黄海海战中，连旗舰下达的变换战斗队形的指令都无法完成，火炮鱼雷射击精度很差，在5小时的海战中竟未击沉一艘敌舰。
（三） 军队领导与指挥体制不顺导致无法协同作战是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北洋海军在威海覆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军队的领导体制不顺，指挥不统一，海军各舰队之间，陆、海军之间未能实行整体协同作战。
首先，海军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与指挥，互相掣肘，形不成一支坚强有力的协同作战力量。晚清海军虽设有海军衙门，但各地海军和水师实际上由封疆大臣控制，不受清廷统一调度。北洋海军，归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指挥；南洋海军，归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指挥；福建海军，归闽浙总督指挥，****政府无法对其实行统一的指挥调度。这种体制既削弱了海军的总体实力，也掣肘了各区域海军的建设和发展。军政大权掌握在不谙于海军业务的人手中，军令大权掌握在不谙于军事的皇帝和文官军机大臣手中，舰队指挥大权又掌握在不谙于海战的陆军将领和封疆大臣手中。甲午战争中李鸿章要求军机处下令调南洋水师数舰归北洋海军指挥，但却遭拒，而且，南洋水师亦无任何配合北洋海军打击日寇的行动。这样，必然要出现“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局面，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是非常不利的。正如西方人士在评论甲午海战失败原因时所指出的：“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各军为一队”。而日本海军为适应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需要，几次对舰队进行改编，以便实行集中有力的指挥，如著名的主战论者海军中将桦山资纪被任命为海军军令部长后，刚走马上任，即将西海舰队和常备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
其次，陆、海两军各自指挥，互不配合，无法发挥整体作战能力。陆军和海军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又没有规定严格的指挥关系，在作战中各有专权而没有严密的协同。在甲午战争中，我们很难找到北洋海军积极支持陆军，或陆军积极支援北洋海军的成功范例。一方面，北洋海军没有主动开辟海上战场。在日寇发动战争前夕，有人建议将海军舰艇按战斗力划分为甲船、乙船、丙船，“甲船先攻横滨，得手则又进攻，不甚获利，则姑扼其师船出海之路”，使“彼不战而先败” ，清廷拒不采纳此类建议。丁汝昌也曾考虑海上作战问题，而李鸿章却电告丁汝昌：“日虽添军，谣言四起，并非与我开战，何必请战？” 。后来，向牙山运兵前，丁汝昌本想以镇、致、靖、经、来等9舰及2艘鱼雷艇大编队护航，“相机而行”，也没有获准。这样，北洋海军主力出海计划被取消，丧失了有利的战机。致使后来只有3艘舰护送3艘运兵船赴牙山，遭到日舰突然袭击，首战失利。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主要执行护送陆军赴朝增援的任务，两次海战都是海上遭遇战，而不是主动地开辟海上独立战场。丰岛海战失败后，李鸿章即下达了“保船制敌”的命令。同时，军机处也直接电令丁汝昌：“威海、大连湾、旅顺口为北洋要隘、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处来往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 。这样，北洋海军实际上已被捆住了手脚。黄海海战后，日军2万兵力和辎重在辽东半岛花园口实施登陆，先后持续12天，整个航渡和登陆期间均未遭任何来自海上的打击。另一方面，陆军弃海军于不顾，导致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之后由旅顺驶达威海时，丁汝昌针对日军海陆协同进攻威海卫的侵略计划，曾提出过一个海陆联合作战的防御方案。但是，李鸿章、李秉衡等人没有及时增加陆路防御兵力。作战中，舰队由丁汝昌指挥，炮台守军由道员戴宗骞指挥，而两人在防御问题上意见相左，各执己见。在战争中，炮台已经失守，舰队还不知道，陆军已转移，海军还把希望寄托在陆军增援上，结果使舰队遭到陆海夹击的严重局面，日军断了威海卫的后路，夺取了两岸炮台，再利用炮台大炮轰击北洋舰队，最终造成了“炮资敌，我杀我”的悲惨结局。
二、树立现代海洋意识，加强我国国防建设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吸取历史教训，就可能重蹈覆辙。21世纪，海洋的战略地位不断提高，海防建设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尊严、民族的安全和荣辱、国力的发展和盛衰等重大的战略利益。我们必须牢记甲午海战血的教训，居安思危，树立现代海洋意识，加强对国防的战略筹划，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捍卫我国的海洋权益。
（一） 树立现代海洋意识，重视经略海洋
历史昭示我们，是否具有符合时代特点的海洋观念，重视国防建设，对于国家民族的兴衰至关重要。21世纪，海洋的地位日益上升，开发海洋成为各沿海国家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条件，对于我国的长远发展也将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甲午海战110年后的今天，仍有相当多的中国人对海洋的认识落后于时代，因此，必须唤起中华民族强烈的海洋意识，树立21世纪的新型海洋观，使全民族都来关心海洋、重视海洋、开发海洋、自觉捍卫国家的海洋权益。
2500多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利就预言：“谁控制了海军，谁就控制了一切。” 古罗马的希赛罗在总结古希腊、迦太基与古罗马争霸地中海的斗争经验时，也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 现代海洋意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即现代“海洋国土”意识、现代海洋经济意识和现代海洋安全意识。所谓现代“海洋国土”意识，是指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濒海大国，不仅拥有领海，还有应属我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现代海洋经济意识是对海洋经济价值的新认识，海洋不仅是承担世界贸易运输80％的重要通道，更是未来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库。现代海洋安全意识强调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的安全，要求国家的海洋国土主权不受侵犯，海洋资源不被掠夺，海洋经济不遭侵害。
我国陆地资源人均占有量低，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出路，是向海洋进军，开发人类尚未充分利用的海洋资源宝库。近些年来，我国的海洋资源被掠夺、海洋权益被侵犯的情况极为严重，南沙群岛已基本上被周边国家所瓜分。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反思甲午海战的历史教训，我们不得不大声疾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