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最终修订版-第7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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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连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大节，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完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臣无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子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不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唯母是从的秉性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既）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田建无言以对，取消了赴秦之行。消息传开，即墨大夫便认为齐王还是可以改变的，于是立即风尘仆仆赶到临淄，对田建慷慨激昂地诉说了齐国重新崛起的大战略。这段话是：“齐地方数千里，带甲数十万。夫三晋大夫皆不便（亲）秦，在阿、鄄两地间者有百数（世族大户）；王收而与之十万之众，使收三晋故地，则临晋关（蒲津关）可以入矣！焉、郢两地不欲为秦，而在南城（齐楚交界之地）有百数（大族），王收而与之十万之师，则武关可以入矣！如此，则齐威可立，秦国可亡！夫舍南面之称制（王），乃西面而事秦，为大王不取也！”可是，这次田建却听风过耳，根本没有理睬。
就当时大局而言，即或田建接纳了，即墨大夫雄心勃勃的大战略也几乎无法实现。然则，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要说的是，这种主张邦国振作的精神与主张，在齐国这样的风华大国并没有泯灭。全部的关键在于，当政庙堂笃信“事秦安齐”之国策，对一切抗争振兴的声音皆视而不见，终于导致亡国悲剧，不亦悲哉！
事实上，从抗燕之战结束，齐国便开始滑入了军备松弛的偏安之道。
田单复国后，齐襄王的十四年只有两次尚算得主动的谋战（挨打的一战全然大败，不当算作谋战）。如此战事频率，尚不若衰弱的燕国与韩国的末期战事，在战国之世，实在可以看做无战之期。果真如此，则齐国末世两代君主的五十八年一直没有战争。不管期间有多少客观原因，抑或有多少可以理解的主观原因，这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异数！
之所以是异数，之所以不可思议，在于两个基本方面。其一，春秋战国两大时代，对于整军兵备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透彻。也就是说，在社会认识的整体水平上，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都达到了古典时期的最高峰。而齐国绝非愚昧偏远部族，却竟然完全忘记了背离了这一基本认识，实在不可思议。其二，从实践方面说，田氏代齐起于战国之世，崛起于大战连绵的铁血竟争时代，且有过极其辉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兴盛的高峰。如此齐国，面对如此社会实践，却竟然面对天下残酷的大争现实于不顾，而奉行了一条埋头偏安的鸵鸟国策，更是不可思议。然则，无论多么不可思议，它毕竟是一种曾经的现实，是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
后世辑录的《武经七书》中，最古老的一部兵书是《司马法》，其开篇的《仁本第一》有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两句话之所以成为传之千古的格言，在于它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生存之道，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纵观中国历史，举凡耽于幻想的偏安忘战政权，无一不导致迅速灭亡。夏商周三代以至春秋战国，大国将生存希望寄托于虚幻的盟约之上，置身于天下风云之外而偏安一隅，甚至连国破家亡之时最起码的抗争都放弃者，齐国为第一例也。
第十一章 文明雷电 一、欲将何
接到王贲顿弱两方快报，嬴政堪堪浏览一遍，软倒在了案头。
蓦然开眼，春阳洒满榻前，嬴政惊讶坐起咳嗽一声。赵高一股风进来，高兴得嘴角眉梢荡着笑。嬴政睡眼惺忪问：“你小子哧哧笑甚？”赵高眉飞色舞地连连比划着：“啊呀！君上不知，了不得也！咸阳社火都闹翻天了！三日三夜没停鼓点！酒肆家家精光，国人还在嗷嗷叫！醉了醉了，整个咸阳整个秦国都醉了！满城鼓声如雷，君上也睡得呼噜震天！大吉大吉！难得难得！”见素来只做事不说话的赵高竹筒倒豆子脆生生一大篇，嬴政笑了：“你小子是说，我睡了三日三夜？”赵高说：“三日三夜好！三三得九，至高至大，大吉大吉！”嬴政不禁皱眉道：“谁教你这阿谀之辞，睡觉也有个三三得九了？”赵高惶恐笑道：“君上不知，这几日谁见了谁都是满口祥瑞吉辞，小高子说溜嘴了，该打该打。”一边说一边收拾卧榻一边给嬴政着衣，利落得没有耽搁一样，话音落点又立即扶着嬴政走进了寝室旁的浴房。嬴政看着热气蒸腾的水汽，说太热了。赵高笑呵呵道：“君上也，热水好，这是小高子自家动手烧的水，保君上浴后一身大汗身轻如仙。”嬴政一挥手笑道：“小子聒噪！”丢开大袍一步跨入硕大的浴桶，没进了蒸腾弥漫的水雾。
及至嬴政裹着宽大轻软的丝绵大袍出来，赵高已经备好了饭食。
虽然，拭干的身子依旧渗着细密的汗水，嬴政却是红光满面倍感轻松。一见大案上的老三式，嬴政胃口大开，将铜盘中肥嫩的拆骨羊肉塞进已经豁开大口子的白面锅盔，大咬一口，再抓起一把光溜溜的小蒜撂进口中，大吞大咽酣畅无比。片刻之间，三张大锅盔一大盘拆骨肉风卷残云般没了踪影，又打开陶罐呼噜噜喝了一大罐鲜辣香的羊骨汤，嬴政这才大汗淋漓地擦手擦汗，离座起身。旁边的赵高啧啧连声，君上真猛士也！四斤羊肉五斤锅盔一大盆羊骨汤，大约老廉颇也不过如此了。嬴政不禁哈哈大笑：“王贲一顿咥一只烤羊，那才叫猛士也！”蓦然打住，似有回味地指着陶罐道，“方才羊骨汤，如何有淡淡药味？”赵高惶恐道：“禀报君上，是小高子见君上多日乏力，请老太医开了几味强身健体之药，单煎怕君上难喝，搁在了羊骨汤里。”嬴政释然笑道：“也是，六国灭了，得连轴转了，没神气不行！只要真管用，药当饭吃也好。”赵高奋然道：“君上莫担心，小高子再想法子，定要教君上健旺如龙虎，打好天下，治好天下！”嬴政笑得一阵，恍然道：“几日大睡，定然公事如山了，去书房。”赵高道：“丞相廷尉国尉等一班大臣都来过，都是恭贺，没说甚大事。”嬴政猛然板着脸道：“国事你小子少多嘴！立即备车，书房外等候。”赵高再不敢说话，一阵风般去了。
嬴政在书房没留得顿饭时刻，登车直奔廷尉府而来。
李斯入主廷尉府，已经堪堪两年了。
当初秦王任李斯为廷尉，李斯肩头便压上了一座沉甸甸的大山。从走进廷尉府正厅的那一日起，李斯油然生发出一种鲜明的预感：这里，将是自己的人生功业的真正开始。因为，李斯清楚地知道，新的天下需要什么，秦王期冀自己做什么，自己又该当做什么。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廷尉这一职位是极其显赫的。这不仅仅是说廷尉的职爵班次座居丞相、上将军之下的所有大臣之首。更重要的，廷尉府是秦法的实际运转轴心，是秦法的威权凝聚之所。唯其如此，在朝，在野，乃至在整个天下，廷尉府都是秦国之所以为秦国的标志，犹如战场标有姓氏的统帅大旗。没有秦法，秦国不成其为秦国。没有廷尉府，秦法不成其为秦法。
若将秦国廷尉府的实际职能与延展职能综合起来，至少具有四个基本方面的职能权力：其一，执法行法，也就是具体地执法审案，以及随时推行新的法令；其二，法教，辖三级法官，为朝野臣民宣法，并随时回答种种律法疑难；其三，筹划修法立制，法令需要修订，抑或在扩张的新领土要推行新法，都须得廷尉府事先筹划；其四，领衔执法六署（廷尉府、司寇府、宪盗署、国正监、御史署、刑徒署），会商行法涉法之国策方略。
秦国凡事皆有法式，政事与国计民生之谋划，无不与律法有涉。举凡商市税金、关卡盘查、农田赋税、河渠浇灌、工程徭役、奖惩查处、军功查核等等等等，凡有疑难纠纷不能解者，最高的仲裁便是廷尉府会同六署会商，再报国君决断。事实上，秦国执法事务繁剧，秦王极少能亲自决断涉法事务，除非事涉根本又有争议，其余法事无不由廷尉府主持决断。实际上就是说，在秦国，只要廷尉府不停止运转，任何官署瘫痪都不足以影响邦国政事与庶民生计的常态。如此廷尉府，与山东六国的执法署不可同日而语。李斯纵然是法家名士，不入秦国，也是无法想象的。此前，虽然李斯已经职任长史多年，长期参与了庙堂谋划，被秦国朝野视为“用事”要员；然则，就功业与地位而言，那时的李斯还没有真正步入重臣之列。毕竟，长史虽能与闻中枢机密，然爵位却相对低下，在文官爵次中仅是略高于六百石的中爵。更大的不同是，对于国家大政而言，长史永远都是谋划之功，而不是重臣的治事之功。此间分际，犹如知兵名家入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