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过客-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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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阴沉，朔风不断。我穿得十分单薄，有点冷不禁风。寒风一阵吹过，我一阵阵打哆嗦。“苦！”我心里说。路上只见一些女人用红纱巾蒙住了脸，不知是防沙尘还是防风吹，也许两者皆有吧。我觉得有点阿拉伯女人的味道。在王府井大街上，我看见一个蒙着绿纱巾的妇女时，特意多看了几眼，惹得那女人骑自行车一步三回头。
俗话说得好：万事开头难。只要局面打开，一切难办的事情就会迎忍而解。这些话的确是经验之谈。就拿卖报这件事说吧，上期的报纸因为头版有欧阳师东采写的最新独家报道《某歌星湖南长沙走穴》，竟意外地卖得好，差不多卖出了80％，以致这一次我来发行时，大受滩主欢迎。他们都抢着要，并一律多要了10份。那个曾经拒绝我的老头，还特意颠着脚追到一个摊位上，要我留下30份给他。
我将报款、旧报纸回收并发放新的报纸后兴奋异常。摸摸鼓鼓的装着零钱的上衣口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畅快。
“很好！很好！”何总编笑眯眯的。我心里就盘算开了！这个月发行回扣得620元，底薪300元，再加上6篇（当然，新近还有两篇未刊出，听欧阳师东的口气，要刊出是肯定无疑的）的稿费，这个月该有1500元以上的收入了。
这个数目令我激动不已。我的人生履历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笔收入。我感到日子有奔头了。
谁知钟离东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是啊，每次都这样，每当我李湘辉洋洋得意的时候，他就喜欢在一旁泼冷水。他说我的心里素质能力，也就是承受能力还差，还要“磨练磨练”。这次他又说：“别高兴得太早了，到手的馍馍才是香的。”并再一次提醒我去签订发行合同。
钟离东还认为，这张报纸市场定位不准，格调不高，又没有做到雅俗共赏，很难有发展前途。他说，就一些事情，你注意了没有？比如上一期，报纸上发表了你李湘辉的关于北京烧烤的文章，与你原稿内容大相径庭，而且署名改成“小辉”事前也没有征求你本人同意。钟离东说的是事实，因此他就很当然地认为，这是关系到著作权和署名权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注意。我当时只是笑笑，没有把他的话当成一回事。
钟离东已在着手准备离开这儿了，我这才感觉
到有点依依不舍。这么长时间，我无形中把他当作了依靠。我现在正着手准备写一部中篇小说，计划写5万字左右，背景就是我李湘辉在北京与家乡小城的生活经历，与我与杜鹃红和杨小小的感情纠葛为线索，其他人物还包括了钟离东、东方一笛、伍晓琴和李晓丹。钟离东看了一下写作提纲，笑着说：“你把我们都写进去，是不是纪实文学？小心，可别丑化我们呀！”并指出：主题太深沉，有点生活在七十年代的味道。
“要知道，九十年代，特别是世纪末，是一个青年受社会洪流冲刷的时代。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都与七、八十年代有迥然不同的地方。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当代青年是浮躁的一代。”他给我定了一个基调：浮躁。我不得存认，钟离东的分析是入情入理的，我决定改变主题。就在这个时候，东方一笛跑了进来。
李晓丹出事了。自从东方一笛告知李晓丹在我和杨小小之间制造障碍后，我心中就有点怨恨他了。当时我就去找她，她死活不开门。打她的电话也不接。我猜想，她肯定觉得无颜见我。从深圳回来后，我已经知道杨小小并没有结婚而且一直在等我。而且杨小小还悄悄告诉我，她怀孕了，我又惊又喜，也原谅了李晓丹。
李晓丹更是懊悔：“对……对不起了，李湘辉。”我淡淡一笑：“不能全怪你，你也是出于对好姐妹的关心才这样做的。我当时也确实不努力，不能令人相信。”我又讲了许多安慰的话，才走了出来。
东方一笛没有进去，在外面等着我们。“你打算怎么处理与他的关系？”我一见他就单刀直入。
“我，我……我……我……等她出来以后再说吧。”东方一笛有点痛苦地说。老实说，东方一笛和许多女孩有过亲密交往，自然明白他东方一笛要找的决不是李晓丹这类的人。但反过来又想，他东方一笛已经同李晓丹有过那销魂之夜，有感情那是自然的。特别是李晓丹这次出事后，他肯定放不下他。我知道，别看他表面豁达潇洒，实际上这些日子，他心里的痛苦胜过所有一切人，包括我。你看，东方一笛一提起他的母亲，心里就有说不出的苦涩……
他的父亲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死了，那年他刚好一岁。那时正是“文革”中期，由于这一派与那一派时常发生冲突，死人是经常发生的。据他母亲讲，他父亲就是在一次“武斗”中被另一派的红卫兵枪杀的。也许，她母亲在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以后，便选择了这条坎坷之路的吧。在这条漫长的岁月里，母亲为了他，一直没有再嫁。她用自己瘦弱的双肩，挑起了抚养她的重担。她心里肯定悲伤，但决不表现出来。她留给他的仍然是爽朗的笑声，她把自己打扮得依然是那样得体整齐。
这可以说是一种哲学，生活的哲学。它是一种积极的自救。而孤独则是一种能力，一种赋予特殊意义的美。他的母亲想必是在他父亲“走”之后才体会到这些吧！
他曾径说她是残缺的，是悲哀的，是命运的不幸者。他的内心不止一次这样心痛地说。可是他的母亲却以她内在的充沛和外在的舒朗，否定了他想说却没有说的话。
他理解了母亲，不再以为残缺，不再以为悲哀。
这会儿，他仔细翻阅着母亲给他的那本古色古香的相簿。他的母亲年轻时颇为清丽，在一群唱花鼓戏的少女中，她是笑得最美的一个。像片几乎都是黑白的，布景单调，张张照片都是戴着领袖像章，拿着“红宝书”，还有一张佩戴红袖章，一副英气逼人的红卫兵形象。他一页一页地翻看着，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张发黄的照片上。这就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了。照片上方题着一副对联：
新人儿推倒旧制度，
老战友结成新夫妇。
他的父亲十分英俊，按如今的说法就是汪兆伦式的白面书生了。这一点，东方一笛很像他的父亲。啊，这就是他东方一笛的父亲了。他凝视许久，岁月仿佛在这里沉淀，滤下的只是一些断章残片，只是一些模糊了的回忆。照片上的父母都没有笑。不知因为什么使他们笑不出来，这凝固的表情好像持续到他稍稍懂事。
他从母亲又想到现在的李晓丹。他不知道今后李晓丹会怎么样生活，他不希望她像他的母亲那样。想着，想着，他的心情突然沉重起来。
［第二十二章完］
第二十三章
李晓丹不久就出来了。她这一出来，就再也没有去公司上斑了。东方一笛有个朋友在广东办企业，近期邀了他去那里聚一聚，他答应后，顺便也把李晓丹也带上了。
临行前的头一天傍晚，李晓丹到了东方一笛那里。黄昏渐渐地漫过窗棂，像雾般弥漫四散。东方一笛睁大眼睛望着楼下，树影朦胧中出现了李晓丹窈窕的身影。她走入房间，“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她吻吻东方一笛的头，从手提包里拿出两张机票。
“瞧，你让我买的机票。”说完，她困倦地倒在沙发上。东方一笛埃着她坐下，搂住她的腰。“我不是在做梦吧！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广东。”李晓丹说。
“高兴吗？”
“高兴。”李晓丹把她的腿放在东方一笛的大腿上，“你累了吧？”
“有点儿。”
“要我为你效劳吗？”李晓丹笑道。
“可以。”东方一笛干脆地回答。
“我给你先洗个脸吧。”李晓丹起身去拿洗脸盆。
“别动，让我看看你。”东方一笛搂住李晓丹的肩。
“你躺在我身上休息一会吧。”李晓丹看着东方一笛说。他的心在飞快地地拽向高空。广东如同天使的羽翼向她飘来。渐渐地在她的视线中变得真实，立体而富有质感。她渐渐地深入了它，贴近了它。思绪中幻想的图案终于变成了视线中可以凝视、可以触摸的物质。
广州机场到了。这座被人称誉为“花城”的城市，人影幢幢，车嘶人语，一群深灰色的鸽子从候机大楼的四方陆陆续续地飞落下来，落在他们的前前后后，宛如降落的雨点，不一会儿就浓密了。它们昂首挺胸，旁若无人地在人的脚边散步，嘴里不停地叽叽咕咕，好像在说：“你好……你好。”
不知道它们从哪里飞来的，也不知道等一会儿将飞往何方？李晓丹凝视着它们，那圆圆的乌黑眸子，仿佛在问：“你们从哪里来的呀？”
李晓丹的心异常地兴奋着，往昔的种种不幸和烦恼一扫而空。她贪婪地环视着这个陌生而又神奇的城市，环视着附近宏伟的建筑。
候机楼道里遍布着各种各样的商店和餐馆。东方一笛牵着伍晓琴的手穿行于这座庞大的“城市”里，如入迷宫。李晓丹缓缓移动着脚步，好奇地对楼内的一切行注目礼。
“啊，肚子唱‘空城计’了，先解决民生问题吧。”东方一笛说。
“好，真的有些饿了。”
他们在一间餐馆里学着洋人那样匆匆地吃了点麦当劳、汉堡包后，便乘出租车上路了。
东方一笛和李晓丹去广东的第三天，钟离东和李晓丹去广东的第三天，钟离东正式辞了职，准备去通县伍晓琴家住。伍晓琴已经把东西收拾了。钟离东只打算带走几件换洗衣服和所有书籍。这样，我就可以完全“继承”他的财产，而不必重新置办了。
“钱，够吗？”
我知道自己的钱或许还刚刚够。虽然，我的口袋里仅留有报纸发行回扣的200元钱，但想还有一部分未到手的工资（已经是月底，按理说该发放“底薪”了，而且几篇稿子的稿费也还没有给我）。我还是爽快地回答：“放心去吧，我能够养活自己了。”
“自行车，我想留给伍晓琴，她跑上跑下的。你还是自己购置一辆吧！”钟离东同我商量，我也爽快地答应了。我没有理由不爽快。
钟离东离开那天，天气晴朗，但刮起了四级大风。我把他和伍晓琴送上了开往通县的公共汽车，然后提前离开了。我把时间留给了他们。
我心里有点失落的感觉。走在路上，觉得有种孤寂向我袭来。是的，打自来到北京以来，我还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我同钟离东日夜相斯，他是我的精神支柱和物质后盾。钟离东，他从此便“撒手不管”我理相辉了。别的朋友呢，如东方一笛、李晓丹也暂时离开了。杨小小呢，自从深圳一别，至今也还未收到她的来信……我成了一个孤儿、弃儿。
我有点茫然地来到报社。我想探听那两篇稿子的动静。
欧阳师东热情地接待了我。不过我发现他的目光总是在躲着我。我想问一下我采写的那篇《中国品牌，算不算名牌》的情况，却又不太好意思开口。我看见欧阳师东在编辑下期报样，就过去瞧了瞧，并没有发现我自己的稿子。我有点失望。按理，都两个星期过去了，该安排了。欧阳师东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有点吞吞吐吐：“你的稿……还在……修改……真的……你的才能……不错……不过写新闻和搞文学创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哦，最近去采访了吗？”
我说我已经去建设部，采访了一位司长。欧阳师东就跳了起来：“对搞新闻最主要的是要具有新闻敏感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发表后，房地产方兴未艾，在今年来讲也是大热门。你讲讲都有些什么收获？”
我谈了谈采访到的一些情况。欧阳师东有些失望：“这个会议稿没有多大新闻轰动效应。要独家新闻才好。对，以后注意多接近些影视歌星、体育明星吧。他们是新闻的‘爆发户’。”
送我出门，欧阳师东拍了拍我的肩：“小李，你是搞文学的，又是青年作家，只要你坚定地走下去，相信你会成功的。北京毕竟是个国际大都市，你可昔不熟悉环境，自己又没有多少积累。你的新闻稿也有新闻味了。但是，我们报社有规矩，所有稿件的最后审定均由何总编拍板！”他最后由何总编决定讲的很重，但当时却没有听出他的弦外之音。现在想来，我当时反应实在太漫了。
我又去了总编室。何总编不在，就往回去，在搂梯口正好碰上了往上走的广告部董主任。
“你好，董主任。”
“工作开展得好吗？”董主任关切地问。
“嗯，还不错。”我回答。
董主任向四周看了看，见没人，就低声对我说：“刚开过各部室负责人会议了，说你们搞发行的因为有高额回扣，社长决定不再给你们发底薪了。”董主任的话不禁使我一惊：“何总编不是说……”董主任赶紧用手指了指嘴，示意低声些：“嘘！不给底薪的建议便是何总提出来的……”见有人来了，她便慌忙上楼去了。
这样一来，我就惨了，自己今后的日子怎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