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野史-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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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向戴笠介绍了陈默。
陈默，字冰思，中等身材，精神抖擞，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在军校高校班受过训，抗战之前在做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陈默是杜门中后起之秀的狠脚色，辣起手来几乎不下于顾嘉棠，论头脑精细，胸中学问却还在顾嘉棠之上，更理想的是他有军事训练基础，条件非常适合。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后，结果，上海行动小组和忠义救国军老干部严密配合，制裁敌伪的除奸工作自此轰轰烈烈的展开。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４日，正在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的范罡，是在上海滩上享誉十多年，专替强盗开脱的所谓“强盗律师”，这一天他走到威海卫路１５５弄２０号他家门口，迎面飞来一颗枪弹，他猝不及防，当即倒地毙命。次日各报登载这一消息，轰动一时，暗杀的手法干净利落。这是为陈默接事的第一件得意工作。
紧接下来，“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市民协会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党”顾馨一，还有日本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饮弹毙命。
随后，范耆生和郑月波又陆续被刺。
在这些被暗盯的汉奸中，大有杜月笙的老朋友在。在８月１８日，在自营的中央饭店被杀的陆连奎，便是公共租界跟黄金荣地位相埒的青帮弟兄、捕房头脑。当杜月笙势力打进大英地界时，陆连奎一向跟月笙哥交谊密切，合作无间。法捕房的副探长曹炳生在马路上中枪，他等于是杜月笙的部下。当年与杜月笙一起同心协力开公司的知己心腹俞叶封也因为参加了张啸林所组织的“新亚和平促进会”，主持棉花资敌工作，被杜月笙的弟子大义灭亲，用机关枪扫死在更新舞台的包厢里面。
上海滩上雷霆万钧，铁与血俱，使得民心大快，同仇敌忾之心更加增涨，可是，杜月笙内心之中的矛盾、挣扎、激烈交战，也与日俱深。俞叶封被杀之后不久，他开始为张啸林担心。
这时，张啸林早已决定当汉奸，过过他一生当中独缺一门的官瘾，１９３９年夏，他组织了什么“新亚平平促进会”，公然为敌张目，帮东洋人办事。这时陈老八当了维新政府内政部长，张啸林便一心一意想当一任“上海市长”或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席”。
当时机逐渐成熟时，杜月笙弟子的枪口开始奉命瞄准了他———张啸林。杜月笙在香港日夜焦灼，绕室彷徨，他无法阻止戴笠的执行命令，他更不忍老把兄死在他的爱徒之手，无可奈何的两难之中，他曾想尽办法，辗转请朋友去劝他保住晚节，悬崖勒马。可是，张大帅一语不合，立刻豹眼一翻，破口大骂，“妈特个××”声声不绝，谁又敢去惹他的怒火，捋他的虎须，而自讨没趣？
张啸林的性格和杜月笙完全相反，他一生一世都想做官，但是，他却不爱做国民政府底下“奉公守法”的公务员，他的官瘾是要像戏台子上或那些北洋军阀那样为所欲为，抖尽威风的那一种。但是自从１９２８年北伐成功，军阀从此连根割除，在张啸林的心目中，只有当当“汉奸官”才可以逞逞威风了。
杜月笙晓得他这位老把兄的心理，因此一直为他暗地着急，惟恐他一捞上了汉奸官，将来会受到国法和民意的制裁。但是奇怪得很，上海沦陷３年多，一直想当汉奸的张大帅居然官星不动。后来，杜月笙根据陆陆续续得来的消息才知道，东洋人自杜月笙“月夜走脱”之后，利用上海大亨的目标便落在黄金荣身上，他们曾不断派人上漕河泾拜望黄老板。黄老板虽然爱财，爱心却有，他对付东洋人的法宝是一个“病”字，无论是谁上门，黄老板必定是“抱病在身，不好见面”为由，然后由他的家人、学生连声“抱歉、抱歉”，日本人晓得拖黄金荣出山绝无可能，只好退而求其再次，转而瞄向张啸林。
但是张啸林目高于顶，满口三字经，噱头又来得个多。日本人要找他的时候，他便故意往莫干山一躲。日方派一名驻杭州领事登山拜访，张大帅谈起生意经来口气大得吓坏人，他说：
“妈的个！要弄个浙江省主席给我玩玩，倒还可以商量！”
日本人一听，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当时便说张先生这个职位恐怕有点困难，张啸林倒也干脆，他回答说：“既有难处，那就不必再往下谈！”
后来张啸林又回了上海，在大新公司五楼再开了一个“俱乐部”，内容无非是鸦片烟和赌，整天和他混在一起的是老朋友高鑫宝、俞叶封、程效沂等人。这时，共产党的游击队控制乡村，袭击敌伪物资，使上海的补给供应极为困难。于是又有日本人去找张啸林，叫他负责设法向外地采购必需物品，张啸林认为这种独门生意有钱可赚，他便组织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召集他的弟子和手下一起统统参加，到乡下去替东洋人办货。结果，他包办了从上海运煤到华中的“贸易”，又担当食米的搜刮和搜购，他给老弟兄俞叶封一项优差，请他专门搜购棉花。
拆了汪精卫的台，却得了后来致命的病（1）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汪精卫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潜抵河内，发表通敌求和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战，对日谋和。
１９３９年元旦，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决议：汪兆铭危害党国，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除其一切职务。５月３日，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严密保护之下，由河内直赴上海。他起先住在虹口日本军区，而当时的上海，有一句口号，那便是“不过四川路桥！”因为一过四
川路桥便就离开了租界，到了日本人占领的区域，亦即上海人鄙夷的“歹土”。
汪精卫在四川路桥那边住了几天，随后就搬过桥来，住进了千极斯斐尔路７６号，这是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原来是陈调元的产业，日本人将它侵占，拨给汪精卫充作举行伪“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后来便改作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大本营。
汪精卫所召集的“代表大会”，决议了所谓“和平大计”，“改选总裁及中央委员案”，他们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沐猴而冠，拿日本人“发还”的关税余金，每个月４０００万元作为经费，收买党羽，招兵买马，积极布置成立为虎作伥的傀儡汉奸政权。这时，由于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地位甚高，许多忠于国民党的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不明真象，贸然附从，这使得敌伪势力因以变大，而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几乎为之整个动摇。
于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６部任职的前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吴开先奉命赶赴上海，他身边携有国民党蒋介石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５人的问候函件，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荪、秦润卿等的私函十余封；吴开先单枪匹马，空手亦拳，他悄然地由重庆经昆明、河内而香港，先去探访杜月笙。
这时，徐采丞充分利用其天时地利与“人和”，已成为杜月笙在上海的方面大将。为了许多机密任务，他经常往来于上海、香港间。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徐采丞香港回了上海。不到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愕一愕，便问：
“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九个字：
“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
“这张字条是谁写的？”
“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庼写的。”
“黄溯初是那一位？”
“他是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可是你认得这位黄先生吗？”
“不，黄先生是徐寄庼的同乡友好。”
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
“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了。原来，此次他一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庼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才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说，“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的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很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解释，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很义气，马上答应了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又道：“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２１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敬重的黄溯初，向他讨教。”
“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
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也到了上海。徐寄庼和黄溯初是同乡好友，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庼，一席密谈，最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庼一听之下，当即说道：
铁血除奸行动，把张啸林给杀了（2）
在日本人的迫切需要之下，张啸林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从安南购煤运到上海转销华中一带，后来，风行中国各大都市２０余年的三轮车，曾是安南河内特有的交通工具，这便是张啸林瞧着好玩，命人带了一辆到上海，随后被顾四老板顾竹轩借去做样子，依式仿制，结果，三轮车从上海慢慢盛行起来。
张啸林不曾做成汉奸官，却是着着实实发了汉奸财。
这时，他跟杜月笙相隔万里，但是，当年兄弟两人的习惯依然保留，每年夏天必定要上莫干山，住进他的“林海”，舒舒服服地享受一番。
１９３９年“秋老虎”过后，他下了莫干山，然而回到上海后他便发现事体不对，杜月笙的那一批狠脚色弟子奉命征奸除害，在上海滩大开杀戒，张大帅扳着指头一数，汉奸搭档已经被暗杀了好几个。“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这种血淋淋的实例不能不使他暗自着慌。尤其张啸林回沪不久，他的好朋友伪上海市财政局长周文瑞便在四马路望平街中被枪打成重伤，两星期后伪“和平运动促进会委员长”李金标又被行刺，侥幸保全了性命。旧历年近，风声却越来越紧，都说重庆地下工作者枪口已经对准了张啸林。从此以后，张啸林也吓怕了，他不再敢到公开场合露面。惟独一样，每天夜晚他出一趟门，到大新公司五楼的俱乐部玩一玩。
果不其然，１９３１年１月１５日，新艳秋在更新舞台唱“玉堂春”，由于这时俞叶封正在力捧新艳秋，而那日又是新艳秋临去上海的最后一场演出，张啸林却拗不过俞叶封的苦请，他包了楼上正当中几个包厢，说好要亲自驾临，给新艳秋捧一次场。
偏巧那晚临时他有事，改变计划不曾上更新舞台，俞叶封和几个朋友高居楼中，喝彩声不绝。台上唱得正热闹，一阵机关枪响，全场秩序大乱，在场军警一查，只见俞叶封倒卧于血泊之中。
也就在这个时候，张啸林“搜刮物资资敌，为虎作伥，罪大恶极，应予迅即制裁”执行的命令，瞒着杜月笙，直接拍发到了上海。
经过了这一次惊险万分的刺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