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痕记-第2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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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方的支持。忽必烈对道士们著名的法术，他们宣称所拥有的呼灵唤鬼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方术和占星术方面的实验等极感兴趣。而且，他知道道士们对社会底层阶级很有影响力，而他也同样需要吸引这些人支持他。一些道教领袖认识到，他们需要与儒士和僧人达成和解，以避免儒、释、道之间无谓的争执所带来的破坏，自从蒙古人来到中国就一直存在这种争执，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有几位道士甚至试图调和三教。忽必烈为各种各样的道教派别提供了诱饵，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提供资金修建道观，特别是给那些属于全真教派的，这是一个自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受到蒙古人青睐的道教派别。长春观是以成吉思汗所敬佩的道教大师长春真人的名字命名的，是由忽必烈资助的主要道观之一。全真道领袖张志敬从元廷接受了几批款项，用以修造道观，以及增加该道教派别的利益。道士们对这些厚待心存感激，便不遗余力地为忽必烈统治的正统性提供证明，并帮助他尽中国皇帝所当尽的某些职责。八思巴是萨思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七岁时即能诵经数十万言，国人号之圣童，故名曰八思巴。萨班去世后，这位少年便被拥戴为萨迦派第五位教主。1252年，八思巴在六盘山与时任总领漠南军事的蒙哥汗之弟忽必烈相见。由于要行军经过藏地，忽必烈把八思巴请来，本是想让他协助蒙军到藏地征集军需物资。八思巴婉拒，表示说藏地地广人稀，财源稀少。忽必烈恼怒，便想马上打发八思巴回老家。但是，由于忽必烈的正妻察必信奉密宗，便劝夫君说，八思巴功德盛大，应该把他留下。此前，察必刚刚接受了八思巴的喜金钢灌顶，灌顶本是古印度一种宗教仪式，即取四海之水灌洒于国王头顶以致福运，后为密宗借用，常以此仪式向人行传法灌顶和结缘灌顶。女人喜欢这些奇怪的仪式，察必受灌后把自己价值连城的一粒硕大珍珠贡献给八思巴，崇敬得不行。枕边风最硬，忽必烈又传八思巴入见。为了保住萨思迦派在藏的优势，八思巴历数自己宗族教派长期以来在吐蕃、西夏、印度等地的崇高地位。派人察问，一切属实，忽必烈大悦，与八思巴日见亲近。忽必烈支持密宗、推崇藏传佛教的最初出发点，无非是想因其俗而柔其人，统战手段而已。但蒙古人一直缺乏健全的、高级的精神生活，佛教又博大精深，忽必烈很快就成为真正虔诚的佛教徒。由于八思巴受到如此宠遇，蕃僧在元朝国内的地位日益提高。这些人自恃能为蒙古帝王祈祷行愿，恃恩恣行，成为色目人中势力最大的一伙儿。忽必烈即位不久即颁诏书，下令各级官员、军队对藏僧皆不准欺凌，不准摊派兵役、赋税和劳役。密宗的殿舍，金牌使者也不能占宿，更不准向喇嘛庙索取饮食和乌拉差役，并且详细列明密宗寺庙不能占用的财产名目。至于施舍赏赐方面，元朝皇帝对密宗僧人的滥赏，数目之巨，骇人心目。仅忽必烈对八思巴一人的赏赐，就令当时的汉人大臣感慨，国家财赋，半入西蕃。而且，元朝基本上每位皇帝即位前，都要接受形式繁琐的藏传佛教仪式，先受佛戒，方正大宝。由此，元朝皇帝对藏僧赐物赐田，不计其数。由于地位尊崇，有地可图，藏僧来内地也络绎不绝。佛以清净为本，而僧徒包括内地的汉僧贪慕货利，一事所需，金帛无算。生民脂膏，纵其所欲。又复畜养妻子，行不修法，适足以亵慢天神。比来佛事愈烦，累朝享国不永。特别可恶的是，不少藏僧身佩金虎圆符，络绎道路，驺骑数百，驿舍至不能容。气焰嚣张之外，还常常霸占民房，逼淫妇女，没有一点佛家子弟气象。和尚平日酒肉不离口，营养丰富，吃嘛嘛香，身体特棒，自然踊跃兴奋地为淫民服务，满足那些寡居久旷的贵族妇女欲求。由此，他们又会得到更多的物质回报。为其徒者，怙势恣睢，日新月盛，气焰薰灼，延于四方，为害不可胜言。最嚣张时，不仅藏僧敢从监狱抢人，连宗王王妃也敢因争道而拉之下马，痛打恶骂，胆大包天。事闻，诏释不问。
虽然忽必烈接到了蒙哥汗的命令，但是直到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军队做好一切准备，才进攻大理。在他年届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承担起了一个军事重任。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刚刚出头便担任了远征军的领导任务。由于忽必烈直到成年才得到一个展示自己领导才能的机会，因此他绝不希望失去这个机会。蒙古领土上两位最有才能的人物跟随他开往大理，一个是兀良哈台，成吉思汗四杰之一速不台的儿子，他接受命令，将率领一支军队进攻西南；而儒学老师姚枢则与他的保护者和主人忽必烈一起前往大理。兀良哈台的作战经验远比忽必烈丰富，而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价值。忽必烈认为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去完成他的使命了。于是他在临洮集结军队，然后开始向南进军。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他和他的军队必须横越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需要穿越四川才能到达大理王国的河谷地带。三条大江环绕着大理王国，它们是萨尔温江湄公河上游和长江。从临洮出发前，忽必烈派遣了一个由三位使节组成的使团前往大理，要求大理国王投降。大理国王段兴智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实权掌握在大臣高泰祥手里。使者的被杀更加刺激忽必烈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这些西南人。他征服大理的战略既简单又富于欺骗性，兀良哈台率领他的军队从西部开往大理，忽必烈则直接与敌人交战，几位亲王则率领部队从东部发动攻击。高泰祥坚决拒绝向蒙古军队投降，他集结他的部队，在金沙江岸边迎击敌人。忽必烈并没有为貌似强大的敌方军队所吓倒，命令士兵制造羊皮筏子横渡大江。负责监造羊皮筏的是这次随行出征的一位将军伯颜。这是忽必烈和伯颜之间的第一次联合行动，伯颜后来成为忽必烈最信赖和最能干的军事助手。在这关键时刻，伯颜率领他的队伍在夜幕掩护下勇敢地渡过了金沙江。蒙古军迅速地击败了惊慌失措的敌人，迫使高泰祥仓皇逃回都城，并消灭了高的大部分军队。他的最强大的敌人现在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忽必烈可以集中力量对大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作为一位优秀的儒士，他希望能使当地居民避免一场蒙古人的大屠杀。他以典型的儒家方式，用历史事实向忽必烈证明采取非血腥策略的重要性。姚枢对忽必烈说，曹彬是宋朝的一位著名将领。宋朝建立之初，急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宋太祖派遣曹彬去平定南唐，途中，曹彬佯装生病。当他的下属聚集在他周围询问病因时，他告诉他们，只有他们保证不抢掠江宁府，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他们同意了，于是江宁府以和平手段被征服了。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的模式，并建议派遣一个先遣队到大理，宣告他们不会肆意杀害和抢劫，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大理王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姚枢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他们和平地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这个城镇。忽必烈肯定不需要别人教导他，在充满敌意或尚未平定地区的居民向他和平地投降时该怎样做。在他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而忽必烈用的正是同样的技巧。他果断地击败了大理最精锐的军队，因而已不需要对残余的抵抗者大肆屠戮，或者对大理的都城发动一次全面进攻，那样只会徒增蒙古人的伤亡代价。忽必烈遵从姚枢寻求大理和平投降的原则，命人制作了一幅丝绸旗帜，上书止杀令，向都城的人们保证，只要他们投降，他们的性命将得以保全。由于得到了这些保证，大理选择了投降。忽必烈履行了他的诺言，只处决了对杀害他的使节负有责任的人，余者盖不追究。高泰祥趁着夜幕掩护逃出城外，但没跑出多远便被擒获了。忽必烈的两位大将抓住了他，但高决不愿向敌人低头而使自己受辱。忽必烈被高的傲慢激怒了，于是命人在通往大理南门的塔下将他砍头，然后把曾参与杀害他的使节的人处决。忽必烈命令厚葬使节，并且令姚枢为他们撰写颂词忽必烈的首次军事征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完成了蒙哥汗托付给他的任务，他的军队并未遭受重大伤亡，然而他却使得蒙古的控制深入到了一个重要区域，既可以作为对南宋发动进攻的基地，同时又是一条与缅甸和印度拓展贸易的通道。他用蒙古人的传统方式，即通过军事行动一举成名。忽必烈的远征，虽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远征，但是其成就是不可埋没的。要想成为蒙古领袖，他首先必须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的才能。忽必烈此时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将赢得蒙古贵族们的尊重。忽必烈已经在作战中显示了他的胆略，现在他需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北方的管理上面。作为大理之战的一个成果，他的领地扩大了，包括了今天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广阔的土地，稳定有序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忽必烈任命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畏兀儿人廉希宪为关西路的宣抚使。这是他的领地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他要廉希宪创建一套井然有序的政府管理系统。京兆地区包括陕西和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民族众多，很难治理。套用中国历代的一个常用术语，廉希宪的任务是抑强扶弱。作为一位典型的儒士，他首先把教育看做达到他的目标的重要手段。他邀请名儒许衡负责学校事务，并选拔有才能的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做官。许衡后来成为忽必烈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廉希宪还十分注重保护学者的利益。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古大汗一直遵守一条规定：禁止把儒士当做奴隶使唤。然而，一些显贵仍然不遵守这条规定，强迫儒士做一些下贱的工作。廉希宪命令地方政府把儒士登记造册，以防止他们被虐待。他惩处了剥削平民的巫师，并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他任命有文化的官员，促进农业发展，发行纸钞以促进商业贸易，征收赋税以满足忽必烈之需。简言之，他为忽必烈领地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地得到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忽必烈可以着手制定更长远的计划了。从这时起，他非常倚重一个名叫刘秉忠的精明僧人，经常向他请教，寻求指导。忽必烈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中国，他必须赢得汉人儒士的信任和支持。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地点选在被汉人称做中都，该城的设计风格遵循了中国模式，忽必烈希望大都能表现出他为迎合传统汉族学者和儒士而作出的努力。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他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那时，南往的忽必烈为自己称汗作好了一切准备。
九锦台（。）
第一0五章
忽必烈想到国号应该体现他的治国取向，要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就想给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儒士王恂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