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第五部铁血文明-第14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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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司马迁的行文意向也很明白，是赞同齐人这种评判的。
《史记》记载的齐国遗民回忆说：“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烙印在齐人心头的事实逻辑是：因为齐民完全没有了抵
抗意志，所以齐王降秦了。这里的关键词是：民莫敢格者。国破城破，素来勇武
的齐国民众却不敢与敌军搏杀，说明了什么？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其一，
齐国民众早已经对这个国家绝望了，无动于衷了；其二，齐人长期安乐，斗志弥
散，雄武民气已经消失殆尽了。在百余年之后的司马迁时期，齐国遗民尚能清晰
地记得当时的疲软，足见当时国民孱弱烙印之深。这一事实的评价意义在于，齐
人从对事实的回顾中，已经将亡国的真实原因指向了齐国自己。
第二种说法，是包括司马迁自己在内的以阴阳神秘之学为基点的评判。《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后的“太史公日”，对《周易》占卜田氏国运深有感慨，云
：“易之为术，幽明远矣！非通人达才，孰能注意焉！……田乞及（田）常比犯
二君，专齐国之政，非必事势之渐然也，盖若遵厌兆祥云。”这里的“厌”（读
音为压），是倾覆之意；“祥”，寻常广义为预兆之意，在占卜中则专指凶兆。
司马迁最后这句话是说，因为田氏连犯（杀）姜齐两君而专政齐国，太过操切苛
刻，不是渐进之道，所以卦象终有倾覆之兆。鉴于此，司马迁才有“易之为术，
幽明远矣”的惊叹。司马迁作为历史家，历来重视对阴阳学说及其活动的记载，
各种曾经有过重大影响的预言、占卜、星象、相术、堪舆等，其活动与人物均有
书录。事实上，阴阳神秘之学是古代文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舍此不能尽历史原
貌。
依据《史记》，关于田氏齐国的占卜主要有两次。
第一次是周王室的太史对田齐鼻祖陈完的占卜，周太史解卦象云：“是为观
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而在异国乎！非此其身也，在
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四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这段解说的白话是：“这是一则看国运的卦象，利于以宾客之身称王。然则，
这是取代陈国么？不是。是在另外的国家。而且，也不是应在陈完之身，而应在
其子孙身上。若在他国，其主必是姜姓。这个姜姓，是四岳（尧帝时的四位大臣）之后。然则，事物不能两方同时发达，陈国衰落之后，此人才能在他国兴盛。”应该说，这次占卜惊人地准确，几乎完全勾画出了田氏代姜的大体足迹。因为
，这次占卜一直“占至（田氏）十世之后”。
第二次占卜，发生在陈完因陈国内乱而逃奔齐国之后。当时，齐国有个叫做
懿仲的官员想将女儿嫁给陈完，请占卜吉凶。这次的卦象解说很简单，婚姻吉兆
，结论是：“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莫通削，又是暮的本字；而八世之后，恰
恰是齐湣王之后。齐湣王破国，齐襄王大衰，齐王建遂告灭亡。这则卦象，同样
是惊人地准确。
阴阳神秘之学的评价意义在于，他们认为，国家的命运如同个人的命运一样
，完全由不可知的天意与当事人的作为的正义性交互作用所决定，齐国的命运，
既是天定的，也是人为的。就问题本身而言，这种评判是当时意识形态中极为重
要的基本方面，不能不视为一种答案。列位看官留意，先秦的所有神秘之学预测
吉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观念：当事人行为的善与恶（正义性），对冥冥
天意有着重大影响。也就是说，当事者的正义行为，可以改变本来不怎么好的命
运；而当事者的恶行，也可以使原本的天意庇护变为暗淡甚或灾难。这便是后世
的善恶报应说的认识论根基。这便是前述的交互作用。
另外一个前提观念是：正道之行，不问吉凶。这一观念的典型是西周姜尚踩
碎龟甲。《论衡·卜筮篇》云：“周武王伐纣，卜筮之，占曰：‘大凶’。太公
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这一事例，在《史记·齐太公世
家》中的记载是：“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
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如此理念，战国之世已经渐成主流。典型如秦国
，司马迁记载了秦灭六国期间与秦始皇时期的多次灾异与神秘预言，唯独没有一
次秦国主动占卜征伐大事的记载。因为先秦时代的神秘之学对人的正义善行非常
看重，所以其种种预测，往往在实际上带有几分基于现实的洞察，也便往往有着
惊人的准确性。太史公所以将韩氏的崛起根源追溯到韩厥救孤，认为因了这一“
积天下之阴德也”的大善之行，才有了韩氏后来的立国之命。其认识的立足点，
正在于善恶与天命交互作用这一观念。所谓天人交相胜，此之谓也。而自魏晋之
后，占卜星相等阴阳之学渐渐趋于完全窥探天意的玄妙莫测的方法化，强调人的
善恶正邪对命运的影响则日渐淡薄，故此越来越失去了质朴的本相，可信度也便
越来越低。这是后话。
第三种说法，是西汉盐铁会议文件《盐铁论》记载的讨论意见。
《盐铁论·论儒篇》云：“齐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
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
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后）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士谏不
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入薛，孙卿（苟子）适楚；内无良臣，故，
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
为秦所擒，不亦宜乎！”
这段评判，先回顾了齐宣王、齐湣王两代中的一代半兴盛气象，又回顾了齐
湣王后期的恶政，指出了百姓不堪与人才流失两大基本面。对齐王田建的作为，
则将其失政归结为三方面：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而“不与诸侯从亲”
，则是信用前述三方的结果。显然，这种观念与齐国民众的说法，与司马迁评判
，并没有重大差别。应当说，这些原因都是事实，但也都是最直接的现象原因，
而没有触及根本。
那么，根本在哪里？实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对齐国历史作一简要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战国时期的齐国有一个所有国家
都没有的现象：末期四十余年没有发生过战争，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说基本没有战
争。也就是说，一百三十八年的历史中，齐国的后三分之一多的岁月，是在和平
康乐中度过的，五十余年没打过仗。孤立抽象地说，和平康乐自然是好事，也是
人类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会生发的基本理想之一，无疑应当肯定。然则，在战国这
样一个风云激荡的大争时代，一个大国五十余年无战，无异于梦幻式的奇迹。作
为一种历史现象，史家无疑是注意到了这一基本事实。司马迁在回顾齐国历史时
说：“始，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
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齐）王（田）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客皆为反间，
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占之备。”
且略去太史公的诸如“君王后贤”这样的偏颇评价，只就事实说话，首先理
出齐襄王时期的轨迹。燕国破齐的第二年，齐襄王被莒城臣民拥立即位，此后五
年直到田单反攻复国，是齐国最后一次被动性的举国战争。此后十四年，齐襄王
复国称王，权力完整化。这十四年中，齐国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单主政初期的
对狄族之战，有鲁仲连参与，规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
，齐襄王十四年）秦国穰侯攻齐，齐军大败，丢失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地带）、
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带）两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齐襄
王十九年），秦军攻赵，齐国应赵国请求而出兵救赵，迫使秦国退兵。很显然，
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边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动的挨打，第三仗则是基本主动的
维护邦交盟约（出兵救赵并非全然情愿）。
救赵之战结束，齐襄王便死了。
显然，齐国从国破六年的噩梦中挣脱出来之后，国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此前的齐国，是左右战国大局的超强大国之一。在齐潘王与秦昭王分称东西
二帝之时，齐国的强盛达到了顶点。可是，在燕军破齐的六年之后，齐国跌入了
谷底。府库财货几被燕军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凡此等等，
都使齐国不得不重新谋划国策。应该说，这是齐国国策大变的客观原因。在田单
、貂勃领政的齐襄王时期，齐国的邦交国策可以概括为：养息国力，整修战备，
亲和诸侯，相机出动。然则，田单迅速失势，齐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具有天下视野
的大军事家与大政治家。
从此，齐国开始了迷茫混沌的转向。
齐国转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齐襄王与那位君王后。这双人物，是
战国时期极为特异的一对夫妇。齐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极，善弄权术而又没有主见。战乱流亡之时，以王子之身甘为灌园仆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儿，立即悄
悄对其说明了自家真实身份，从而与该女私通；后察觉大势有变，又立即对莒城
将军貂勃说明了身份，于是被拥立为齐王。复国后畏惧田单尾大不掉，便听信九
个奸佞人物攻讦之言，屡次给田单以颜色；后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
又立即杀了九个奸佞，加封田单食邑；及至田单与鲁仲连联手，平定了狄患，终
于疏远了田单貂勃，仅仅将田单变成了一个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为，显
然是一个权术治国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国主张与邦交之道，在实际上深受自己妻
子君王后的影响。
君王后是个极有主见的聪明女人，当年一闻灌园仆人田法章（后来的齐襄王）真实身份，立即便与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为耻，终生不复见，君王
后也绝不计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获贤名，以至连百余年后的太史公也不见大节
，屡次发出“君王后贤”的赞语。《战国策》载：因君王后极力主张恭谨事秦，
很得秦昭王赏识，曾派出特使特意赠送给君王后一副完整连接的玉连环，特意申
明：“齐人多聪明之士，不知能否解开这副玉连环？”君王后拿给群臣求解，群
臣无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锤子将玉连环砸断，对昭王特使说：“谨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嘱驯顺的儿子说：“群臣之中，有个
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笔竹板要记下来，君王后又说：“老妇已忘矣！”
一个如此聪敏顽强的女人，能在将死之时忘记最重要的遗言，可能么？很值
得怀疑。最大的可能是两种情形：其一，平日已经将可用之人唠叨得够多了，说
不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其二，陡然觉得有意不说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
万一所说之人出事而误了自家一世贤名。后来，田建用了后胜为丞相。从田建的
唯母是从的秉性说，田建不可能违背母亲素常主张。是故，第一种可能性最大。
田建是个聪明而孱弱，且有着极为浓厚的恋母情结的君王。在其即位的前十
六年里，一切军国大事都是君王后定夺的。而君王后的主意很明确，也很坚定：
恭谨事秦，疏远诸侯。也就是说，对秦国要像对宗主国一样的尊奉，绝不参与秦
国与其余五国的纠葛，将自家与抗秦五国区分开来，以求永远地远离刀兵战火。
这一主张在君王后亲自主持下实际奉行十六年，在君王后死时，早已经成为植根
齐国朝野的国策。孱弱而无定见的田建，加上着意而行的大奸后胜，齐国在事实
上已经没有了扭转这种国策的健康力量。
当然，偌大齐国，并非完全没有清醒的声音。
《战国策·齐策六》载：君王后死后的第七年，田建要去朝见刚刚即位五年
的秦王政，祝贺秦军蒙骜部大胜韩魏而设置了东郡。临行之时，齐国守卫临淄雍
门的司马当道劝阻，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国家）所以立王者，为社稷耶？为王而立王耶？”田建只能回答：“为社稷。”司马又问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既）为社稷立王
